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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1996. 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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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转引自唐修哲、孙润玉：《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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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孙凌齐李京洲译：《尚未结束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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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Согрии В.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ю （1985—2001: от Горбачёва до Путина）. М., 2001. 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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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Мунчаев Ш. М., Устинов В. 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 2 - е изд. Доп и перераб. М., Норма, 2008. С. 63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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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俄）瓦 · 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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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李京洲译：《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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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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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Ответстстве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В. П. Дмитренко.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 X век. М., 1998. C.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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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73．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联盟解体中起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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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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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俄共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当成苏联解体的罪魁，甚至要审判他们。他们二人对苏联解体的态度却有不同，戈尔巴乔夫强调自己一直是联盟的捍卫者，为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叶利钦则强调苏联解体是人民的选择，俄罗斯联邦放弃帝国的道路，不让苏联这个帝国继续存在，给各族人民以选择的自由，是一件好事。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模式没有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未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失去了凝聚力和吸引力，但作为领袖的个人自然也起了作用。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的作用显然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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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行动迟缓，错过改革联盟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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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并没有注意到苏联的民族问题，在改革的过程中更多强调的是给公民以民主权利，而没有想到要改革不合理的联盟体制，错过了改革联盟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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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但随着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变成了单一制国家。苏联成立时，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部级机关只有10个，到1947年，部长会议下设的部已达到58个，到1982年，苏联有33个全联盟的部和31个联盟兼共和国的部，6个全苏国家委员会和14个联盟兼共和国的国家委员会，总计84个。再加上其他中央直属机关26个，总数已达110个。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央集中了大量的权力，地方权限很少，各加盟共和国根本就没有自主权，它们支配的工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10%。苏联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用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人为地在全国搞劳动分工，常常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如乌兹别克生产棉花，棉布却不能自己生产；土库曼斯坦产天然气，这里90%的居民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的供应却很紧张。中央迫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把哈萨克斯坦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又把乌兹别克适宜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斯坦，把乌兹别克适宜放牧的土地划给塔吉克斯坦。这些共和国感觉没有平等地位，他们只是中央命令的执行者，根本就谈不上有自己的经济自主权。这种单一性体制的权力不平衡潜藏着严重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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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涉及任何民族问题方面，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盛赞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如果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会像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1］殊不知，苏联这个联盟国家主要是靠中央集权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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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乐观并不能消除民族问题。1988年2月纳一卡问题尖锐化，在2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才真正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应该给这些问题排排队。现在应该首先结束亚美尼亚混乱的局势，我们已授权（中央）书记处：着手研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心平气和地研究，也不要弄明白多少就公布多少。在此要让他们的人也参加，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应该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由学者、知识分子组成，而不要只让党务和政工工作者参加。政工人员总是过多地束缚于分析事实的工作上：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现在应该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委员会，指定领导人，让他们去考察、访问、讨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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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日益尖锐，各共和国要求权力的呼声日益高涨，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明显滞后，苏共中央终于决定于1989年9月召开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各地代表不同要求的信件寄到了苏共中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苏共纲领）》，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对苏维埃体制加以改造，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加以充实；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的权利和机会；保证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为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创造条件；加强各种保障，以杜绝根据民族特征限制公民权利。［3］但这个决议并没有真正实施，也未能遏制分离主义，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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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联盟体制，从实际上的单一制向联邦制过渡，扩大共和国和自治体的权力，扩大地方的管理职能，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一问题，没有对联盟体制及时做出修正，没有想到改组联盟。1989年5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我国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4］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要划分联盟、共和国、自治区的权限。九月全会首次提出了制定并签订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进程中来。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求赋予他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含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他认为，“如果哈萨克斯坦90%的工业置于莫斯科各部的监控之下，怎么可能独立地整顿经济局势呢？遗憾的是，我多次有关提供更多的经济独立的要求成了旷野呼声”。［5］纳扎尔巴耶夫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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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势力坐大，戈尔巴乔夫应对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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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进程最早是从波罗的海三国开始的。在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波罗的海出现了人民阵线组织，其纲领也逐渐从争取扩大共和国的权力发展到要求独立。立陶宛在其中起了急先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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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3月举行的人代会选举中，立陶宛的人民阵线组织“萨尤季斯”获得了立陶宛41个名额中的34个。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团坚决主张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拟定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他们还坚决要求调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情况，并对该条约的后果进行评估。1989年年中“萨尤季斯”事实上获得了共和国的政权后，逐渐变成了主张国家脱离苏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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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萨尤季斯”组织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活动，三国居民组成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的首都连接起来，三国有1/5的居民走上街头，“几乎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不接受斯大林于1939年强加的这个强制性的联盟，渴望独立。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已从戈尔巴乔夫保证国家统一的同盟者变成了敌人。改革首倡者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要么是可保证群众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的深入，要么是保住联盟”。［6］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民主。戈尔巴乔夫开始否认存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但又在苏联第一届人代会上设立了以雅科夫列夫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1989年12月雅科夫列夫作为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在第二届苏联人代会上作了“关于对1939年缔结苏德互不侵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时的情况和法律后果的总结报告”，这是苏联第一次承认苏德条约还有瓜分东欧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秘密附加协定，人代会就此作出决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谴责1939年8月23日签订《秘密补充议定书》的事实以及与德国签订的其他秘密协议。大会认定秘密协议自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无效，不具有约束力。这些议定书并不能为苏联同第三国的相互关系构建新的法律基础，但却被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用来向其他国家提出最后通牒或施加压力，以破坏对它们的法律义务。”［7］这样一个决议，证明了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占领不合法，无异于鼓励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分离出去。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宣布该党脱离苏共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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