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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在1987年5月访华时，对阻碍机制也作了分析。他认为，所谓阻碍机制是指阻碍事物前进、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因素，而不是个别的东西和因素。阻碍机制在苏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条主义理论；二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管理方法；三是苏联国民经济比例本身的失调；四是干部因素，主要是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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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阻碍机制对改革体现出来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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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过程中，改革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改革的阻力是阻碍机制的具体体现。正如戈尔巴乔夫所指出的：“障碍机制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抗，而无所事事、漠不关心、懒惰散漫、不负责任和经营不善也是一种反抗。”［5］现在苏联“正在就改革遇到的障碍进行激烈的辩论。人们感到担心的是，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1987年）的革新决议在实际贯彻中进展缓慢，困难重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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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阻力来自中央领导层对改革的不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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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从领导到学者，在公开场合一向否认苏共中央领导层存在一个改革的反对派。例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我们这里没有人从政治上反对改革方针。”［7］在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上，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发言中说：党的高层领导“是团结一致的，既没有保守派，也没有改革狂”。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普里马科夫在1987年3月访华时的一次发言中说，在苏联并没有改革的反对派。他举例说，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1987年）有34位代表发了言，没有一个发言者是反对改革的。普里马科夫所举的具体事例，也许是实情。但并不能以此证明，苏共中央领导层对改革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改革的做法、进程等方面的观点是相同的。据各种材料来判断，中央领导层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不仅存在，有时还表现得很尖锐。戈尔巴乔夫的每次报告和讲话，往往批评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保守势力存在于各个阶层，其中也包括中央领导层。戈尔巴乔夫把保守势力作为抵制改革、反对改革的代名词用。保守主义者对当时苏联改革的认识是这样的：改革是整容修理，是粉饰门面，是对现有机制的某种“小调整”，现有机制虽然运转不灵，但总还是在运转，而新机制会带来什么却不清楚。对保守主义者来讲，改革步子迈得大些，对旧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对社会主义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反思，就意味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放弃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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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发生的叶利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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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全会上，发言很踊跃，争论也很激烈。一些人认为当前改革步子过急，慎重考虑不够。有些人不赞成领导层的更换面过大，也有人反对急于改革物价。有些人提出要修改党史，即对苏共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认识，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并非当务之急。总之，有不少人不赞成加快改革速度，而是要求放慢改革步伐。针对这一情况，戈尔巴乔夫在十月全会之后的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指出：“看不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有所加强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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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21日，叶利钦在十月全会上也发了言，主要批评改革进程缓慢，收效不大，改革主要停留在制订方案、立法与制造舆论方面，缺乏实际行动。叶利钦的发言，被认为是犯了“政治性错误”，而先后被解除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改任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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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改革的一开始，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是非本质的，只是表现为对改革的速度、范围等看法不一。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分歧的性质也逐步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改革指导思想上的差别。戈尔巴乔夫等认为，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须对传统社会主义一些重要原则进行再认识，这就必然涉及斯大林问题。另外，为了解决人的问题，发挥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又必须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而另一些人则采取各种形式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会引起思想混乱，否定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会从公开性的瓶子里放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妖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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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来自权力之争方面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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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改革涉及权力再分配，因此，往往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抵制。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会碰到的问题。但在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戈尔巴乔夫头几年来的改革情况看，这方面的阻力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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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他们中间不少人害怕根本性的改革而失去权力。十分明显，苏联今后的改革趋势是不断扩大企业权利，实行企业自治，加强经济民主管理，要求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样，必然扩大企业领导和行政领导的权力，而从事党的工作的干部的权力将大大缩小，所以，这些人对改革持不积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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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管理机关的阻碍作用。在苏联，经过几十年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是根深蒂固，纵横交错，本身就是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重要障碍之一。反映集权意志的原有的中央经济管理机关，十分习惯地、顽固地和本能地在起作用。它们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反映出对经济集中控制的要求，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力，总认为没有原来的一套领导方法，一切都会变得很糟，管理部门将不会正常发挥作用。这些也必将成为阻碍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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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管理机关臃肿，人浮于事，是改革的一个重要障碍。苏联平均每6—7个工人中就有一个管理人员。在旧体制条件下，逐步形成了庞杂的管理机制，习惯于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泛滥，往往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工作和解决问题。而这次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大大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裁减行政人员。因此，人数如此众多的各级行政官员的权力将被剥夺，他们就接受不了；于是就紧紧抓住过去的东西不放，对改革和新思维持消极态度。这些干部的信条是：“宁可安安稳稳坐办公室挣150卢布，也不愿为500卢布累断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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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为了更清醒地认识这些干部对改革持消极态度的原因，要进一步分析这些干部的特点。在旧体制的长期培养下，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惰性的干部。这些人习惯于机械地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履行公事，用行政命令领导经济。他们害怕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要改变工作方法，对这些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再从管理素质来说，具有积极的经济思维方法的领导干部只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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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阻力来自一部分企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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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把企业领导人视为最支持改革的一个阶层。当时企业领导人要求扩权，反对上级对企业的种种限制。但一旦进行根本性改革，企业要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大大扩大企业权限，使一部分企业领导人变得害怕起来，感到风险大，责任大，不希望进行大的改革。另外，还应看到，在企业这一级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即有不少企业经营条件不好，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要自负盈亏在短期内不可能做到，这些企业领导人更害怕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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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25日，苏联《真理报》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摘登了来自各阶层人士给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的信。不少信中揭露了基层企业领导人抵制改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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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等待，观望，有时用时髦的口号掩护自己，改革在企业处于空转状态，结果使企业失去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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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中央有关改革决议的态度是：“他们说得容易，他在那里说，我得在这里和工人一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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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基层企业的民主选举，借口目前只是搞试验而显得毫无热情，搞选举也是往往流于形式，有时变成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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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阻力来自一部分劳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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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报刊摘登的一位读者来信说：“人民没有把党所开始进行的改革当成自己的切身事业，没有为实施改革承担责任。许多人对党的号召无动于衷，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气氛。”［8］《旗帜》杂志主编Г．巴格拉诺夫指出：人民是赞成改革的，然而不少人在等待着看看改革能取得什么结果。在苏联产生上述情况，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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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涉及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涉及整个社会。但人们还没有很好地弄清楚已开始的改革的实质和意义，特别不清楚改革后自己在利益、社会地位方面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很多人持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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