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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联在农业管理方面，一直忽视集体所有制的特点，从而不能使农业因地制宜地发展。这种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所起的消极作用要比工业部门大得多，因此，改变农业管理体制显得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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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市场供应紧张是苏联长期存在的一个尖锐问题。市场问题中，主要是消费品供应问题，而消费品中最为突出的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问题。居民对食品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日益严重。据估计，未能得到满足的食品要求近500亿卢布，这相当于全苏食品产量的1/3。苏联通过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销售的食品有1/6是进口的。解决食品问题，消除它的尖锐性，也就会使社会矛盾的尖锐状况消除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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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苏联要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尽快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农业的状况。苏联轻工业原料的2/3和食品工业原料的80%来自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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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虽然一再提及农业和食品问题，但问题在于，一是没有狠抓和实抓，口头讲得多；二是根本没有意识到，根据苏联当时经济情况特别是市场供应情况，经济改革先从农业开始的必要性。只是在1989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才作出了农业改革的决定。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阿巴尔金认为，农业改革晚了4年。农业改革的滞后，给苏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明显的。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粮食产量一直在2亿吨左右徘徊，1984—1986年，农产品年均增产速度为2.6%，而1987—1989年下降为1.5%。1986—1989年四年进口粮食1.37亿吨，年均进口量为3430万吨，另外，肉、糖、黄油、土豆和水果等进口量日益增加。由于农业改革没有先走一步，因而市场紧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挫伤了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改革的反对者也利用这一点，使大家厌烦改革。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农业问题也成为不少代表严厉批评的对象，批评戈尔巴乔夫不重视农业。可见，农业问题的尖锐性、急迫性，在苏联一直没有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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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改革滞后，是苏联经济改革中的一大失误，后来为苏联许多人士所共识。所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应先从农业着手改革，这并不是要求搬用中国的做法，而是在客观上确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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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注意解决“四个结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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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相结合问题。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则又可支持和推动改革，这两者必须妥善地结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使经济严重恶化，这必然影响经济改革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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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改革中人民的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结合问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既没有给人民带来近期的利益，也没有使人民看到美好的未来，在此情况下，使人民对改革逐步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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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问题。由于苏联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人们十分容易看到改革的迫切性，但不少国家改革历史证明，改革的困难与复杂性要比原来想象的大得多，因此，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使改革稳步前进，像苏联这样的大国，旧体制有70多年的历史，如果在改革过程中只看到改革的迫切性而忽视其长期性，容易出现失误，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改革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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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相结合问题。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没有使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衔接起来。微观搞活了，宏观调控措施又跟不上，出现宏观失控。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刺激生产的机制十分弱；另一方面刺激分配的机制的作用却加强。最后的结果是，生产没有发展，而货币工资却大大增加，加剧了通货膨胀，助长了企业小集团利益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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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宏观调控措施不恰当，难以使微观搞活，像国家订货一度成了变相的指令性指标，这又卡死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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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它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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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8年，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思路并没有错，问题是如何进行，如何能使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互相推动。可是，苏联1988年以后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又搞得过激，一下子铺得太宽。结果是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运转起来，人们的思想倒被搞乱了。这样，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的：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它飘落摇曳，大家也随着摇晃。政治体制改革过激产生的主要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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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推行“民主化”无度，“公开性”无边，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中央控制不了地方，法律约束不了行动，劳动纪律松弛，在推行各项政策时，往往出现令不行禁不止的局面。改革失去了稳定的环境，难以做到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有机结合。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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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实行党政分开的过程中，由于行动过快，缺乏周密安排，形成了权力真空。在实行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方针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时还大大精简政府行政机关和裁减人员。苏联政府原有51个部，后减为28个部。这样一来，政府的权力大大削弱了，政府十分软弱。最后使经济、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处于“三不管”的局面：党无权管，最高苏维埃无力管，政府无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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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推行改革政策时，适当地调整干部是必要的，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干部调整过多，过于频繁。仅1988年一年，被撤换的各级领导干部达13000多人，其中部长级的60多人，共和国、州委一级的达30%—40%。苏联部长会议成员几乎全部撤换。二是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集中讨论了干部问题，目的是消除改革来自干部方面的阻力，但把干部的责任提得十分尖锐，使一部分干部精神很紧张，使他们不能以积极态度来对待各项决议。三是在党的威信下降、党的权力削弱的情况下，有相当多的党的干部，无心工作，更多地考虑自己未来的前途。另外，又看到当时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后党的干部受到冲击，面临失业威胁，更对自己的前途增加忧虑。这些因素，也严重影响着苏联经济改革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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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1988年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政治形势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被牵着鼻子走，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处理不断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上。1988年一年，就开了八次中央全会，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两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集中精力来抓经济和经济改革问题。另外，在批判旧的政治体制时，又过多地纠缠历史旧账，强调不留历史“空白点”，引发出一场又一场的大争论，在争论中，又缺乏正确引导，从而出现了对历史否定过头、人们思想混乱、党的威信急剧下降，最后导致苏共垮台，使改革失去了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对出现的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尖锐性又估计不足。这些情况，对苏联解体都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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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戈尔巴乔夫把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导致经济改革踏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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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的情况看，他的政治策略是一种明显的妥协策略。他利用一个极端来削弱另一个极端。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无论苏共纲领，还是他的政治报告，一方面尽量吸取激进派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吸收传统派的观点，从而保证以他为代表的主流派的纲领和主张得以通过。戈尔巴乔夫还善于使自己的今天与自己的昨天、明天妥协，即善于不断变化。他在政治领域中采用的妥协策略，在苏联存在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思想和流派的情况下，在社会严重动荡的情况下，对稳住他的领导地位，无疑是有用的。但是，这种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就会带来十分有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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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正确的改革方针、方案和措施，一旦以决议的方式确定下来之后，就必须坚决地执行，不能因受到各种阻力而摇摇摆摆。这样会使改革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往往使改革半途而废。妥协策略的一个重要弱点是政策多变。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这类事例甚多。如1987年通过的企业法规定，劳动集体是企业的全权主人，为此，企业要实行自治，企业领导人要选举产生，但因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不久就取消了自治制度和选举制度。又如，为了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规定要尽快改革价格制度。但由于遇到阻力而一拖再拖。为此，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工作汇报中指出：“不管选择价格形成中的哪种方案，不进行价格改革就无法形成市场的道路。要是像1988年那样，表现出不坚决，再次把这样异常复杂但却是客观上必要的任务推迟‘以后’去完成，这将是最大的错误。”妥协策略的软弱性还在改革方法上体现出来。按苏联原来的计划，1988年提出零售价格改革若干方案，1989年第一季度进行全民讨论。这次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甚至有人主张全民表决。在苏联70多年传统体制下生活的人，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是：“多挣钱、少干活、不涨价”。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全民表决来决定改革零售价格问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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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使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内容本身包含着很多矛盾，很难在实际中推行。就拿《苏联所有制法》和《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土地立法原则》来讲，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因此，很多问题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以是否存在私有制为例，激进派认为，这两个法没有给私有制留下一席之地，改革难以进行；传统派则坚决反对出现私有制概念。为了调和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在所有制法中用了含有私有制含义的个人所有制和农户所有制等概念。但两个法律通过不久，就遭到很多人的异议，在苏共二十八大纲领声明中，不得不明确地使用劳动私有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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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策多变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变得模糊不清，使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弄不清改革的方向。这样，改革的拥护者日益减少，对改革领导人信任程度降低，甚至连一些有名的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也感到摸不清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底牌是什么，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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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上述失误，使苏联经济在困境中愈陷愈深，是改革彻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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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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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苏联剧变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问题，至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苏联发生剧变完全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说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主义叛变行为的结果，甚至说他是叛徒。这里只是从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剧变关系进行简要分析。提出一些看法，以求得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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