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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右翼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这一思想领域内的斗争获得了成功，其结果是强化党，锻炼了党。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1928—1929年前后兴起的右翼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的话，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原注：指轻工业重点主义）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的话，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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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列宁去世后，尤其在最初几年，斯大林曾为捍卫列宁主义而和那些列宁主义理论的敌人，那些背离了列宁主义的人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捍卫着列宁主义，并大规模地开始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的威望很高，并得到了一致的支持。党必须和企图侵犯我国、背离马列主义正确道路的人们，即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是绝对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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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所以犯错误的原因，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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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为了不至于重犯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以前对斯大林进行了过度的称颂。当然，在过去，斯大林无疑对党、对工人阶级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些现在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指出的所有这些（指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引者注）都是在斯大林同意之下做出来的。斯大林认为这些措施都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他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来处理这些事的。我们不能把这些说成是错误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的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一切悲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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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文向我们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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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报告”对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的斗争作了完全的肯定，认为这是一场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是在苏联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斗争，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也就没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胜利，也就没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值得指出的是，这里肯定斯大林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不只是肯定了斯大林的领导作用，而且把斯大林作为捍卫列宁主义的代表的肯定，更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肯定，也就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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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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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述看法只是学者的声音。那么，我们不妨听听从1954年开始就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到1989年下台整整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是怎样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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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夫科夫说：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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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曾被认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日夫科夫称，这是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从源头“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遗憾的是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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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不断试图进行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到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于是就碰到了如日夫科夫所说的，“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3］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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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国内东欧问题专家就东欧各国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过如下分析：一是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二是始终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一方面要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不让劳动和资本进入市场，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国营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匈牙利每年以2000亿福林，占国家预算开支35%的资金补贴这些企业；保加利亚每年的补贴资金也达5.67亿列弗，相当预算支出的25%）。三是财政补贴与高举外债，为安抚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3、1984两年，东德就求救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从西德借了20亿西德马克。［4］日夫科夫说：“民主德国是当时我们常开玩笑说的‘尽管居民生活水平高，但还吃着两头母牛的奶的国家’”（从经互会和联邦德国得到援助和贷款）［5］，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实行大量补贴的政策而高举外债，以稳定物价，结果是加快触发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6］这才是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最后倒台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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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层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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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夫科夫等苏联、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指出：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7］又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8］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从中国本身的曲折发展中悟出，更是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悟出来的。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一经明确就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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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应该说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明确的。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把市场经济作为深化改革的方向。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并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赵紫阳说：“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单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还必须是竞争的和开放的；垄断的或分割的市场不可能促进商品生产者提高效率，封闭的市场不利于发展国内的合理分工和促进国际贸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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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十三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必须积极而稳步地推进价格改革，理顺商品价格和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要求，1988年春夏，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改革和经济形势，决定把价格改革提上日程。中央领导人和报刊舆论号召人民“攻坚”、“闯关”。当时，由于绝大多数人还缺少思想准备，这股价格改革之风迅速引发了一场经济风潮。价格改革受挫，中共中央不得不在9月下旬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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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稳定经济形势，调整改革步伐来说，上述决定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在同时，也增强了一部分主张加强计划调控的领导人的分量。1989年夏季国内的政治风波，更使原来对向市场改革所持的不同意见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还在政治风波尚未平息的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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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邓小平对东欧和苏联的政局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常委的谈话中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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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针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再次向他们指出：“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邓强调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还严肃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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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对苏东剧变原因的不同认识，和对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争论。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邀集一批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与对策，座谈一开始，就在改革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发生激烈争论。持“计划取向”观点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认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由于采取“市场改革取向”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主张“市场改革取向”的人强调，必须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批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后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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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针对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邓小平表示赞同。同时向他们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计划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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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陪同的朱镕基向邓小平谈到还有不少人认为合资企业不是民族工业，害怕它的发展等问题时，邓小平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他再次重申：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4］2月18日，在听取浦东开发规划汇报时，邓小平感叹上海开发晚了，他叮嘱说：要努力干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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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背景下，1991年三四月间，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署名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三篇评论文章，提出：改革要深化、开放要扩大；“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认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还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此后，一些省市的党政负责人相继发表文章、讲话，谈论加大改革力度的问题。这既有邓小平内部谈话的背景，也是客观经济生活的要求，它使人们感到改革必须向前推进，既不能维持现状，更不能向后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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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海皇甫平的文章，在北京引起强烈批评。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报纸发表一系列文章，对“进一步解放思想，防止思想僵滞”的观点作严厉批评，认为现在不是解放思想不够，而是过了头。现在的问题不是思想僵化，而是到底改革是改到资本主义那里去，还是改到社会主义那里去的问题。文章诘问说：“为什么不能问姓社姓资？”“你不要问姓社姓资，且问你贵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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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邓小平苦口婆心的耐心等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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