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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两句话：经济上实行体制改革（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政治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在政治上实质就是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把建设政治文明同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提，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等。认真回顾一下苏联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每一项成果都体现了对苏联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些总结苏共亡党的成果的思路和政治倾向，同我党的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明显存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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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光明的未来需要有先进文化来引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政治文明，保护人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不正是现阶段指导我们前进的先进文化吗？尽管这些理念的践行，这些方针的落实是一个艰难、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但是其提出本身不是使我们有理由欢欣鼓舞吗？而它们同苏联模式下曾经出现的官本位、践踏人权、甚至滥杀无辜、破坏民主、漠视法制的政治野蛮现象，同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不是完全不同的方针和理念吗？这是革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的重大成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在中国的伟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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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思路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国极左猖獗的年代被推到极端。林彪提出“四个念念不忘”（即“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红旗”）就是典型表现，而“四人帮”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更是荒谬绝伦。现在，这种思潮不能说毫无市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老话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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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大林全集》第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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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大林全集》第1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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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主义刑事法规史资料集》，莫斯科1938年版，第314页，转引自（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赵洵、林英译：《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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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学社会主义》（京）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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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80．为什么说“文化统制主义”是苏联剧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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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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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人们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苏共亡党亡国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苏共意识形态发生了“一夜之变”，其惨痛的结果是：苏联“全国众多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仿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一夜间掉转了枪口”。这里所说的，大体是一个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也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苏共意识形态的剧变、消亡，为什么会像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一样，发生得如此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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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经济制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来说是相对稳定的，后者发生变化了，前者并不一定马上随着变化，它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规律，在它所依赖并为之服务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之后，它们通常并不会立即消失，还会继续存在、稳定一个时期。也就是说，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较之于同它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即使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灭亡了，与之相应的文化、意识形态也会继续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但是，苏共意识形态的瓦解和消亡，却几乎是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步发生的，具有突发性、剧变性的特点。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苏共意识形态的消亡为什么就几乎溢出了这个意识形态相对稳定性的规律？这究竟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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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苏共文化意识形态政策的性质和特点。可以说，苏共意识形态所以消亡如此之快，主要是由它的极端封闭性和脆弱性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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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管制造成苏共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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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意识形态具有极端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是由对书报文献信息的过度监控，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严密封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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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管制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监控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二是采取意识形态批判，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批判运动”，或者叫“大批判”、思想清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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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献信息、新闻书报的出版和传播实行适当的监督控制，一般来说都是必要的，对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显得尤其重要一些。所以，当时出于回击反革命报刊疯狂反扑的需要，查禁资产阶级报刊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在《关于出版的法令》中明确指出，这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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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苏共把这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长期化、固定化，而且到斯大林时期，这些措施更加严厉，不仅把这些更加严厉的措施指向社会，即资产阶级敌对势力，还进一步指向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这些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毕竟是针对敌人的，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尽管也有一个适度、适当的问题），但一经把矛头转向党内，性质就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严厉监控党内同志，把同志当成“敌人”，这就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也严重破坏、钳制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封杀了理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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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监控的标准。联共（布）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陈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2］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再加上将“对敌”的标准由社会转向党内，就必然衍生出对党内持不同意见同志和“反对派”的扩大化打击，这必然造成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的监控，不是什么一般的封锁，打上一般的“封印”，而是变成了牢固的“漆封”、“铅封”，甚至是像“罐头”一样的“密封”。这就变成了对社会、对党内实行的书报信息封锁，变成了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甚至变成了密不透风的文化统制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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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在30年代，斯大林还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3］以及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当这一切都被当成严密监控的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内容的时候，那么，可以想见，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种范围何等狭窄、内容何等贫乏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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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在苏联的体制中，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是采取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放行。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就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达525个检察官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察官就达近5000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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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控、查禁的情况看，以1926年为例，全年共禁行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还裁削了975部作品。［5］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6］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禁了12588条信息，还查出了23512处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所谓“歪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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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察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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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而人文类图书尤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到了全面销毁。据一名负责人员30年代向中央报告：“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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