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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苏共意识形态一贯奉行社会主义“超阶段”发展的理论。从1936年宣布苏联“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时起，这种“超阶段”论支配着苏联几乎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斯大林从二战后就提出开始建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高调，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全系发源于此。这完全是一种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的理论。一边是大街上排长队抢购黑面包，一边却吹嘘集体农庄庄员餐桌上摆的是“乳酪烤小猪”；一边是日用品全面匮乏、供不应求，一边却报道苏联社会主义进入“发达阶段”；一边是教授购买一台14英寸的彩电，就被视为一种了不得的“奢侈”，一边却连篇累牍，大谈推广“发达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一边是连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都承认，职工对公家财物的“顺手牵羊”，是对工薪的一种“补充”，一边却大肆鼓吹，要在全民中“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更明显的是，在七八十年代，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的暗流在社会底层汹涌澎湃，舆论中却宣扬苏联社会“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形成。这种“牛皮论调”吹得愈高，人民群众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失望情绪就愈深。马克思主义本来是认识现实、改造社会的锐利武器，对现实生活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而苏共的这种意识形态却脱离苏联的社会现实，以一种理论纲领的形态，掩盖着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病、危机和痼疾，延误着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其实，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达社会主义论”更像一曲有关苏联国家社会的优美动听的催眠曲，催人飘飘欲仙，昏昏欲睡，把远未达到的理想当做虚幻的现实，用来安抚人心，规避现实。而人们一觉醒来，心头袭来的却是严重的失望和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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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意识形态支配苏联达半个多世纪，给苏联人民炫耀的其实只是一个偌大的画饼，而面对实实在在的现实，却是匮乏贫困的物质生活，受到种种限制的精神文化活动；唯一可宽慰的，是一个可以炫耀武力的、奉行扩张政策的超级军事大国，但它所消耗的却是人们本应用于衣食住行的大把大把的钞票。苏共意识形态给人们描绘的画饼，同现实生活相距太远，人们对它由失望、冷漠，转而抛弃，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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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的意识形态，原本就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很不牢靠。这种靠封锁禁锢、造神和镇压维系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极端封闭的环境中，造成无力与现代世界各种理论思潮交锋的极端僵化的理论教条。在一个意识形态极端封闭的“温室”环境中培养出的“理论队伍”，又必然是一批弱不禁风者。而靠造神、镇压灌输的理论教条，又难以折服人，因此，并未牢固地进入人们的头脑。苏共靠掩盖事实、虚幻造假维系的意识形态，又不堪同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生活发生碰撞，而一旦被拆穿，与社会生活的真相发生对撞，它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献信息是封锁不住的，事实真相只能掩盖于一时，而不能掩盖于永远。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和精神的范畴，是最不能强制、强迫的；而太多倚重于书报管制、查禁和行政压力，只有短期之用，而无长远之效。苏共正是长期依靠了行政压制措施，采取了“武器的批判”，因而不仅没有说服广大人民群众，就连一些“理论精英人物”本人也没有被说服而真心服膺于苏共僵化的理论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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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严控文化意识形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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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对书报文献信息采取的严厉监控措施，并没有顾及近期安全与长远安全的辩证统一。它只片面注意了近期安全，而却严重忽略了长远安全。这种对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过度封禁、过度控制，不可避免会对国家、社会和党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后果。概括地说，这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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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过度控制书报文献信息造成的封锁和禁锢，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历史证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都将导致落后和愚昧。苏联党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为借口，查封、清除、禁锢、销毁国外和过去时代的大量书报文献，其数量和范围是惊人的。除上面谈到过的有关情况外，仅1938年宣布为政治上有害的图书就达10375706种、招贴画223751件，又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12］最初，资深研究员经批准，还能阅读有限的外文资料，后来这些研究人员连这一点权利也被禁止，加上出国学术文化交流对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在当时几乎谈不上，这就完全封绝了来自外部世界的科学文化信息，造成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无知。所以，直到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主导舆论还认为生物遗传学、相对论、量子力学、控制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对它们进行大肆批判，甚至还把有机合成化学列入“反科学”、“非科学”之列，不准发展。这便造成了苏联科学理论甚至应用技术的落后，跟不上战后兴起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给国家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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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联过度控制新闻书报造成的封杀和禁锢，造成教条主义盛行、思想理论僵化，使屡次改革受阻失败，对苏联解体、苏共瓦解造成相当影响。斯大林对书报信息监控之严，实际上也监控、限制了马、恩、列文献的发表。众所周知，列宁晚年的著作和文献就曾遭到粗暴删改和禁止。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一切不利于斯大林的文本更不许发表。1934年，斯大林曾禁止《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恩格斯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斯大林对发表马、恩文献控制之严，连恩格斯给母亲的家书，也要由马列主义学院院长打报告给斯大林，由其亲自批准方可发表。笔者在苏联档案馆就曾看到斯大林对该报告的这一批件。对马、恩文献控制尚且如此，那么对在社会科学领域任意封杀列宁“老近卫军”的著作就更不在话下了。对国内一切有独立见解的、违背斯大林教条的学术理论著作，一切透出改革萌芽的思想，都遭到镇压；对国内外和西方文献，甚至封堵到了禁止“违背无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倾向”和“无思想性”作品的地步［13］，——这一范围是极其宽泛的，按当时的标准，几乎是可以无限扩大的。经过这样的封杀、镇压，全社会万马齐喑，除了因循守旧、人云亦云的理论教条千万次地为人们所重复以外，思维和理论上的创新根本谈不到。这样的学术和社会环境，造就的“理论队伍”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他们实际上代表了极端保守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学术思潮。这种思潮同既得利益的特权官僚阶层相结合，形成了阻碍改革的思潮和扼杀改革的巨大力量。这正是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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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联过度控制书报文献信息、封杀精神文化产品，并随之进行的批判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使一批体制内改革派转向体制外改革，这样就造就了持不同政见者以至发展成为运动，为埋葬苏联培育了“掘墓人”。苏共长期不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吸引人，以其思想理论的严密逻辑说服人，而太多倚重了书报管制和行政压力。要知道，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力压人；压，往往是压不服也压不住的。在这里使用行政强制和暴力，只能适得其反。压的结果，只能“压”出一个强大的持不同政见群体。苏联的反对派思潮和持不同政见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苏共在几十年间用这种方式“压”出来的。了解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在60年代中期，不正是为了打压、禁止两位作家在国外出版书籍，对他们进行关押逮捕，引发了知识界的广泛抗议，而造就了最初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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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苏共通过封锁禁锢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刻意制造的意识形态“温室”和“无菌环境”，培养出的是一批弱不禁风的“理论战士”。他们在知识信息上的“封闭性”，形成了理论上的“脆弱性”，所以，他们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用外界思想理论武装面前，以及在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后涌入的五光十色的西方理论学说和文化思潮冲击下，束手无策，“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所以，苏共意识形态发生剧变，不是偶然的，它是苏共长期严密封锁外来书报文献信息造成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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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意识形态的弱不禁风和极端脆弱性，在思想文化信息无国界大量传播的全球化形势下，必然抵挡不住外来思想文化的浸染和进攻。这样，苏共意识形态的败退和剧变，就成了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先兆和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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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约翰 · 里德著，郭圣铭译：《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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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СЦАЛИ（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Ф.31, On. 2, Д.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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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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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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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М., 2001. 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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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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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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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Блюм Л.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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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所谓俄国革命的“两个中心”，就是以列宁为首的“国外中心”和以斯大林为首的“俄罗斯国内中心”。所谓“两个领袖”，就是列宁与斯大林，事实上，斯大林在1912年的布拉格会议上才刚刚成为中央委员，进入党中央。也正是这个缘故，斯大林才把布拉格会议夸大到极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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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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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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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М., 2001. 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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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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