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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巩固，要逐渐发展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成分，而把专政引向民主的方向。革命初期文化体制中的集中和强制命令成分，是当时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从本质上看只是为当时条件所决定的中短期行为，在其产生之日并不打算将其长期化、固定化。比如书报检查制度，只是针对当时存在私人出版社和私人出版物而制定的，在制定的当时就把它视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对此，卢那察尔斯基曾经说过，革命者是要为言论的完全自由而斗争的，但实现这个理想只有在革命取得对反革命的更大胜利时才有可能。事实正是这样，列宁去世后，布哈林主持制定的1925年《决议》恰恰是大大发展了文化体制中民主的和权力分散的成分。正是20年代文化体制中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和适当的权力分散，使20年代各种文化问题的决策较少失误和片面性，而形成了这十年文化繁荣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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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变”以后，斯大林不仅完全沿袭、强化了20年代文化体制中集中、命令的一面，而且将其固定化、长期化、绝对化，同时取消了其中民主的、权力分散的成分，把整个体制引向了高度集权和专横命令，最后导致个人独断。个人独断的决策造成了许多错误，给三四十年代的科学文化带来了严重后果。三四十年代个人独断的决策机制和传统，也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后斯大林时期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数事实表明，凡是在采取科学民主决策的地方，事业就顺利发展，反之，凡出现个人专断之处，事业就发生挫折和失误。苏联文化体制史上的这一经验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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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学术文化流派和团体是引进竞争机制，还是强行集中统一，是关系科学文化能否繁荣发达的重大政策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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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争论中才能进步，艺术在竞争比较中才能发展。这是科学文化的发展规律之一。要展开争论，就不能只有一家观点，只有一个学派；要进行竞争比较，就不能只有一种流派，一个团体。所以，允许多学派、多流派的合法存在，让各种学术文化团体展开竞争，切切实实地而不是言行不一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世界文化史上无数事实都表明，凡是科学文化繁荣发达的时代，必是各流派团体层出叠起，竞相活跃的时期。文艺复兴时代是这样，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是这样，苏联的20年代也大体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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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文化史上，20年代是学术派别和创作流派最多，最活跃的时期。党和政府不仅允许各流派、团体的存在，还在党刊党报上组织各种学术文化问题的自由讨论，召集各派别的代表参加各种专门会议和专门委员会，吸引它们参与重要问题的决策。20年代的学术文化团体，成了苏维埃文化体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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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期以后，联共（布）中央以1932年4月23日《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为开端，改变了对社会团体特别是学术文化团体的政策。当时的基本做法是，解散绝大多数社会团体，强行集中统一。到30年代中期以后，甚至采取封杀禁绝政策，除极少数为官方批准的准政府式社会团体外，绝大多数被查封或被迫自动解散。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社会文化团体的政策虽程度不同地有所放宽，但基本上没有越出集中统一的轨道，这给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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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对待学术文化团体的政策，产生了两种结果。这一经验教训也是应当认真吸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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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学术文化的指导上，处理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与争取、团结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政策性极强的问题，应当周密研究、慎重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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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科学和艺术的阶级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首先取决于科学和艺术最终对社会的发展起何种作用，而这在一些领域是不容易一眼明了的。对于一般自然科学，特别是应用技术，这种作用比较显而易见；对于自然科学与世界观相联系的方面，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来说，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其次，这种阶级性并不直接决定于科学家、文化人和艺术家的社会属性，即阶级出身。列宁把知识分子看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认为他们“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24］因此，只要政策得当，就能引导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这个论断，对于界定科学文化工作者尤为重要，一般来说，他们只要能为新社会服务，其阶级性便不言自明。但艺术反映出来的阶级性更为复杂一些。对此，卢那察尔斯基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对于艺术的阶级性，人们所应关注的，“与其说是作家隶属的关系，不如说是他对社会变动的反映；与其说是作家主观上的依附性和他同某社会环境的联系，不如说是他对于这种或那种历史局势的客观代表性”。［25］他说：艺术家是特殊类型的人，他们“是用和政治理论不同的方法组织他们的材料的”，“我们决不能要求艺术家的多数同时又成为政治家”；“任何艺术作品，只要它具有才华，都能独特而鲜明地反映社会，因此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我们不能因为它和我们的倾向不一致，就马上认为它是有害的”。他说，一部作品只要没有反革命性，而只是有几分不大好的倾向，或者比方说只是不关心政治，那么我们就应当允许这样的作品存在。［26］因此，卢那察尔斯基反对用“纯政治”的观点看待文艺作品，警告人们不能轻易采取查禁作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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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同卢那察尔斯基这一思想相联系，《决议》指出：“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的多种多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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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科学和艺术的阶级性问题，对待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的思想性问题，是不能直观视之、简单处置的，在这里应该坚决反对乱贴、遍贴阶级标签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否则，错误就不可避免。苏联1957—1958年对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处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凯尔代斯 · 伊姆雷的小说《无命运的人生》在匈牙利所遭遇的命运，［28］都先后引起轩然大波，提供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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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史上，以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看待科学文化问题，混淆学术同政治、文艺与政治的界限，混淆一般理论问题同党内倾向问题的界限，曾严重伤害和摧残科学文化干部，这个教训也是极其沉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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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能不能正确区分上述问题的界限，关键是个对待科学艺术探索的态度问题。这个态度问题的症结在于，是以倡导科学探索、鼓励艺术创作的态度对待科学文化领域的问题，还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眼光看待这方面的问题。以第一种态度处理问题，就要真正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艺术探索少加限制的政策，对待上述一些政策界限要缜密研究，谨慎对待。遇到复杂问题，一时难于弄清的，应该首先抱着爱护科学文化人才的态度，按学术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处理。只有解决了这个态度问题，才好正确区分学术和政治、艺术与政治的界限问题。否则，像斯大林那样，遵循“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无处不寻找阶级斗争，把一切学术理论问题统统看成是政治问题，那就不存在所谓区分上述界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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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斯大林在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就德波林学派问题发表谈话过程中，一个支部委员曾向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可不可以把理论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同党内的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斯大林明确回答：所有理论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同党内政治倾向问题“联系起来”，“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29］这一答复表明，他十分严重地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一般理论问题和党内倾向问题混淆了起来。按照他的这种逻辑，实际上任何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在理论上发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背离”都是党内政治倾向问题。这样混淆两类问题的界限，实质上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政治上治罪任何人。也难怪斯大林把进行抽象政治经济学问题争论的经济学家鲁宾，把连“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上的根据”也不曾提供的德波林，甚至连斯大林不同意或不甚了了其理论观点的众多自然科学家，统统视为具有政治问题进行批判，甚而当成“人民敌人”加以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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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了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一般理论问题与党内倾向问题，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不可能做到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伤害科学家和文化人、作家和艺术家，在许多场合是由于对上述界限问题处理不当引起的。只有摒弃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抱着百倍爱护科学文化人才的态度，严格区分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一般理论问题与党内倾向的界限问题，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争取、团结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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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能否满足文化所固有的属性，即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是能否保证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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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发展的事实都证明，文化具有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也可以说这是文化的特有属性和客观规律。执政者只有满足文化的这些属性和客观规律，文化才能得到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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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具有包容的属性。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需要包容人类在过去时代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成果，因为只有在过去人类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文化才能进一步发展。文化也有宽容的属性。这就是说，文化的发展也需要允许社会上其他各种思想文化流派的存在；只有许可它们的存在并与之展开自由竞争，才能相比较而发展，优胜劣汰，推出优秀文化来。文化也有多样化的属性。文化本身就是多样性的，不仅门类多样、品种多样，而且流派、风格和形式无不多种多样。只有实现多样性，文化才能繁荣发展，否则，单调划一，文化是不可能发展的。文化也有开放的属性。只有在社会开放的条件下，实现本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信息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吸收，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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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满足文化的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才能使文化实现创造性。因为文化包含的创造性是从它的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否定和抛弃人类过去时代的文化成果和文明价值，不容许各个思想文化流派的存在和自由竞争，大搞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不许可人们自由思想和自由争论，搞万马齐喑，制造文化沙漠，或者大搞封闭主义，对外来的东西统统视为洪水猛兽——这一切，是万万谈不到文化的发展，更不可能有什么文化创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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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当党和国家实现或满足了文化发展的这些条件时，科学文化就发展，否则，科学文化就萎缩和萧条。这也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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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文化问题上不能急躁冒进，要照顾民族文化特点，严防伤害民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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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千百年来以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为纽带而形成的一个十分稳固的社会群体。这种社会群体一方面以其特定的结合方式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发展，同时，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厮杀，自史前社会以来就是人类社会发生战争、动乱的最重要根源之一。所以，自古以来人类向往和平、安定生活的理想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包括没有民族矛盾和冲突在内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崇高理想，不仅包含着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的理想和信念，也意味着最终消除民族隔阂和差别，实现民族一体的“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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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在民族理论问题上存在着一个矛盾：一方面为将沙俄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运动纳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轨道，在十月革命前就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理论：各民族有权按自愿原则，以平等资格加入或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胜利以后，随着各种语言“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30］，各民族也将走向融合和统一。在革命初年，列宁曾坚持民族自决权原则，在解决芬兰等问题上将此原则加以兑现。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斯大林及其后来者把“维护苏联”看成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去兑现自决权原则。况且民族自决权即“民族分离权”原则，也同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相抵触。加上联共（布）领导人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在民族统一问题上“左”的急性病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在实践中导致对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特点的漠视。少数民族干部一讲民族权益或民族特点，往往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而遭到镇压。革命初期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的过多许诺和日后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严格限制，造成巨大反差，给以后民族问题埋下了许多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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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体制的高度集中，从许多方面剥夺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加上诸多民族镇压之举，种下了许多民族问题的恶果。后斯大林时期对这些问题或者未能彻底纠正，或者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斯大林的民族问题遗产。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加紧推行民族文化“统一”和“民族融合”政策，在体制上收回民族文化自治权，强行推广俄语，伤害民族感情，这就使民族矛盾越发严重，最后成了苏联解体的一把悬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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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教训有三：（1）对民族和民族文化的稳固性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严重估计不足，犯了“左”的冒险主义；（2）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上认识僵化，以为消灭剥削制度和消灭阶级，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这是不合实际的空想主义和教条主义。（3）在体制上没有充分考虑民族文化的特点，过早地抛弃了文化自治原则，在联盟中央过多地集中了属于各民族区域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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