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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之所以要从苏联的成立说起，是因为苏联的联邦制和宪法对加盟共和国退出权的宽松规定潜伏着易引起苏联解体的制度性危机。列宁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上述联邦制形式组建苏联是顺应形势的需要，符合大多数民族的愿望和利益，体现了他对“民族平等”理想的追求和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憎恨。正是由于苏联的成立，使一批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小国得以生存下来，使社会主义事业得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在组建苏联问题上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应看到，列宁提出的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并未经过历史的检验，列宁的过早病逝使他无法看到以民族为特征组建的联邦制的局限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苛求列宁。只是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之后，人们才逐渐看到这种联邦制的弊病所在。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版图上建立的新独立国家没有一个采用联邦制国体，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另外，苏联的成立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如果促成苏联成立的诸条件发生变化，比如，各加盟共和国已不担心本国生存会受到外来威胁，加盟的共和国感到在联盟内已经不平等，经济发展因为现行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而受到阻碍，特别是在维系苏联存在的统一的共产党本身发生了变化，已经起不到维系国家统一的作用时，其结果又会如何呢？简言之，当初苏联成立的前提条件因为主客观原因变化了或丧失了，苏联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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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作中的错误为制造分裂提供了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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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之后和戈尔巴乔夫上台前，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掌管苏联大权，其中掌权时间最长的是前三位领导人。他们在苏联民族工作中有成就，也有过失，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民族工作的错误较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人纠正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但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也有不少过失。民族工作方面的错误为尔后某些人攻击苏共和制造分裂提供了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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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苏联民族工作的成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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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些经济十分落后的民族地区，例如中亚5个加盟共和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接近或超过全苏平均水平，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超过50%，已由昔日落后的农牧业地区变成工农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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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各加盟共和国扫除了文盲，各类教育事业也迅速发展。据统计，1984—1985学年，在14个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中有普通中小学6.84万所，在校学生2430万，占全苏54%；中等专业学校1924所，在校学生201.84万，占全苏45%，高等专业学校392所，在校学生223.89万，占全苏42%。［3］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8个加盟共和国每万名居民中拥有大学生数已超过英、法、德、意、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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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基本形成。至20世纪80年代初，除苏联中央党政领导机关中一直保持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干部外，各加盟共和国及其所属州、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基本为当地民族人士。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实现干部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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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民族地区普遍呈现都市化进程加快、工人和职员队伍扩大、脑力劳动者人数增加的情况，从事农牧业的人数明显减少。1979年农民在哈萨克斯坦所占比重仅为6.5%，农牧业人数最多的土库曼斯坦也只占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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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很大，但问题也不少。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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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和民族理论方面出现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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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与民族关系的看法有误。斯大林夸大民族关系的阶级性质，一度将民族问题作为敌我矛盾对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人则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夸大成绩，粉饰矛盾，认为苏共民族政策主要是加快民族接近和统一，甚至称“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已完全、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4］苏共民族政策主要是实现各民族全面接近和完全一致。正是由于苏联领导人不承认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因此对民族问题往往报喜不报忧，竭力掩盖事实上存在的各种民族问题。一旦掩盖不住，就以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结果使大量民族问题积累下来，或失去最佳处理时机，或处理失当，这些都形成了积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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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度集权体制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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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通过“一平二调”帮助落后民族地区发展的一面，但也存在剥夺作为联盟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应享有的权利的一面。联盟中央通过由它直接管理的联盟部和联盟一共和国部控制了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和资产。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共和国部所属企业产值只占共和国产值的6%［5］。共和国能支配的资产数量极其有限，连修建一所普通学校也要得到联盟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生产计划的安排、产品的销售完全由中央一手控制，共和国无权过问。然而，共和国却又要承受由于各种企业兴建而带来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共和国并未因为在其境内大量兴建企业而使当地人民受益。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曾说过：“我们的国家在苏联时曾得到许多东西，首先是在教育方面，但土库曼斯坦从来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平等的一员。不管对我们下达什么命令，我们都必须完成……土库曼斯坦不能根据自己的倡议独立地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他还说，“在土库曼斯坦谁都不知道销售700亿立方米天然气、1500万吨石油、50多万吨棉花的利润究竟用在何处。与此同时，共和国一直置身于落后者的行列，我们实际上完全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设施，也没有加工工业部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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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俄罗斯主义挫伤民族感情，影响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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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形成、民族自觉意识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苏共在文化领域推行具有俄罗斯化色彩的政策。例如，必须以俄罗斯为中心阐述苏联的历史，把沙俄当年的侵略扩张说成是“进步”，是应少数民族的“请求”，把扩张有功的俄军将领奉为“英雄”，而不许少数民族歌颂本民族的英雄等，否则被说成是“民族主义表现”。这些做法引起包括一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内的知识分子的不满，苏共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是从斯大林时期起始终把反对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少数民族，而很少甚至不提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美国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在谈到苏联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作用时写道，“非俄罗斯民族的怨恨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纵向上是反对莫斯科的大俄罗斯人的中央统治；横向上是公开表现出的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所有这些民族主义的要求和行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削弱以至最终割断莫斯科的大俄罗斯人强加给他们身上的纽带关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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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犯过给少数民族留下惨痛历史记忆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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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大清洗”运动使很多少数民族干部包括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含冤而死，对民族干部造成巨大伤害；二战期间对12个少数民族强行迁徙，涉及440万人，不少人在迁徙途中和新居住地死亡；“一刀切”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给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带来重大损失，例如，在哈萨克斯坦，1928—1932年间，不仅畜牧业遭受严重破坏，还造成230万居民死亡，90多万人因不堪忍受饥饿和被硬性改变生活方式迁徙国外；对波罗的海地区强行扩张，由此留下后患，并成为苏联解体的突破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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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条主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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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本可以利用1977年修改宪法机会，接受某些人建议修正双重主权国家原则，并制定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分权法、加盟共和国退盟法等法规，以完善国家体制。但苏联领导人教条主义地理解列宁的联邦制原则，在宪法中继续保留各共和国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退盟的规定。这既为后来民族分立分子攻击苏联当局破坏联邦制提供了口实，也为他们搞分立活动提供了合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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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上世纪2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苏联民族工作的成绩与错误并存，非俄罗斯民族的离心倾向与联盟国家的凝聚力并存，民族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苏联民族工作的错误在一些民族中产生积怨，有些共和国中潜伏着离心倾向。不过，由于这一时期苏联综合国力不断壮大，多数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较快，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因此联盟国家对各民族人民的凝聚力要大于离心力，特别是有统一的苏共的存在及其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对苏联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存在还不构成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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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最大过错在于剪断维系苏联统一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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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在他上台前苏联在民族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和积怨，但如上所述，他上台的1985年时民族问题并不是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最重大和最危险的问题，国家亦未出现即将解体的先兆。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仍能一呼百应。尽管当时苏联已经陷入困境，不过人们还是相信在年轻的领导人的率领下国家会渡过难关，迎接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苏联绝大多数人对他提出的改革和使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战略持欢迎态度。当时不仅苏联人自己不会料到，就是对苏联持有敌意的人也不曾料到，一个能和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竟在他执政后不到7年解体了。虽然不能简单地把过错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人，但他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难辞其咎。苏联解体后我曾访问过曾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现今已经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独立得益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但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当年的一些做法仍贬多褒少。相当一部分人对苏联的解体仍持遗憾的心情，特别是普通民众。至今，前苏联国家很多人对戈尔巴乔夫不怀好感，其原因之一就是在他当政时期苏联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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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民族问题上，特别是在与导致苏联解体有关的哪些问题上存在过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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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过错表现在他不了解苏联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因此，对民族问题的处理比较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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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对民族共和国的情况，特别是对民族关系状况缺乏了解。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起码有以下几点可以证明他忽视了民族问题：（1）他只注意到苏联经济和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却认为民族领域是“顺遂”的；（2）由他主持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所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中重申“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圆满解决”。在谈到苏共民族工作的新任务时，仍无视长期以来苏联存在损害民族利益的事实，继续把“反对地方主义和民族局限性”放在首要位置，［8］在民族政策方面并无新意；（3）在调整民族地区干部时较少考虑民族因素，甚至改变各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由当地民族人士担任这一传统做法，派俄罗斯人科尔宾出任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导致1986年12月发生轰动一时的“阿拉木图事件”；（4）他未料到，由他倡导的“不留历史空白点”的政策使多年民族积怨火山般爆发，并演变为民族战争和民族分立运动。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报告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说：“我们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个问题（指民族问题——作者注）的意义，没有及时看到这其间所包含的危险性”，当严重的民族问题出现时，“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9］曾作为苏共中央第二把手，与戈尔巴乔夫一道掌管苏共大权后被废黜的利加乔夫，199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也承认，苏共领导层没有及时看到苏联那时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立运动。［1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在执政前期说得轻些是忽视了，说得重些是不懂得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潜在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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