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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大清洗”运动使很多少数民族干部包括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含冤而死，对民族干部造成巨大伤害；二战期间对12个少数民族强行迁徙，涉及440万人，不少人在迁徙途中和新居住地死亡；“一刀切”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给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带来重大损失，例如，在哈萨克斯坦，1928—1932年间，不仅畜牧业遭受严重破坏，还造成230万居民死亡，90多万人因不堪忍受饥饿和被硬性改变生活方式迁徙国外；对波罗的海地区强行扩张，由此留下后患，并成为苏联解体的突破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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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条主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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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本可以利用1977年修改宪法机会，接受某些人建议修正双重主权国家原则，并制定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分权法、加盟共和国退盟法等法规，以完善国家体制。但苏联领导人教条主义地理解列宁的联邦制原则，在宪法中继续保留各共和国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退盟的规定。这既为后来民族分立分子攻击苏联当局破坏联邦制提供了口实，也为他们搞分立活动提供了合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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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上世纪2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苏联民族工作的成绩与错误并存，非俄罗斯民族的离心倾向与联盟国家的凝聚力并存，民族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苏联民族工作的错误在一些民族中产生积怨，有些共和国中潜伏着离心倾向。不过，由于这一时期苏联综合国力不断壮大，多数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较快，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因此联盟国家对各民族人民的凝聚力要大于离心力，特别是有统一的苏共的存在及其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对苏联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存在还不构成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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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最大过错在于剪断维系苏联统一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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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在他上台前苏联在民族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和积怨，但如上所述，他上台的1985年时民族问题并不是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最重大和最危险的问题，国家亦未出现即将解体的先兆。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仍能一呼百应。尽管当时苏联已经陷入困境，不过人们还是相信在年轻的领导人的率领下国家会渡过难关，迎接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苏联绝大多数人对他提出的改革和使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战略持欢迎态度。当时不仅苏联人自己不会料到，就是对苏联持有敌意的人也不曾料到，一个能和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竟在他执政后不到7年解体了。虽然不能简单地把过错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人，但他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难辞其咎。苏联解体后我曾访问过曾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现今已经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独立得益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但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当年的一些做法仍贬多褒少。相当一部分人对苏联的解体仍持遗憾的心情，特别是普通民众。至今，前苏联国家很多人对戈尔巴乔夫不怀好感，其原因之一就是在他当政时期苏联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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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民族问题上，特别是在与导致苏联解体有关的哪些问题上存在过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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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过错表现在他不了解苏联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因此，对民族问题的处理比较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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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对民族共和国的情况，特别是对民族关系状况缺乏了解。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起码有以下几点可以证明他忽视了民族问题：（1）他只注意到苏联经济和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却认为民族领域是“顺遂”的；（2）由他主持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所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中重申“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圆满解决”。在谈到苏共民族工作的新任务时，仍无视长期以来苏联存在损害民族利益的事实，继续把“反对地方主义和民族局限性”放在首要位置，［8］在民族政策方面并无新意；（3）在调整民族地区干部时较少考虑民族因素，甚至改变各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由当地民族人士担任这一传统做法，派俄罗斯人科尔宾出任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导致1986年12月发生轰动一时的“阿拉木图事件”；（4）他未料到，由他倡导的“不留历史空白点”的政策使多年民族积怨火山般爆发，并演变为民族战争和民族分立运动。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报告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说：“我们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个问题（指民族问题——作者注）的意义，没有及时看到这其间所包含的危险性”，当严重的民族问题出现时，“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9］曾作为苏共中央第二把手，与戈尔巴乔夫一道掌管苏共大权后被废黜的利加乔夫，199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也承认，苏共领导层没有及时看到苏联那时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立运动。［1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在执政前期说得轻些是忽视了，说得重些是不懂得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潜在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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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过错是没有正确处理好改革与民族关系之间的问题，以至于错误的改革方针引发棘手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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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说得最多的是改革。从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以后，改革贯穿在苏联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其中包括民族关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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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不久就认为苏联已处在停滞状态，如不进行改革国家会面临“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11］根据1987年的苏联实际情况，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问题并无大错。在民族关系方面，1988年之前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使各民族真正平等、民族精神繁荣和相互充实的一种制度，［12］“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从族际主义立场出发处理民族问题”，［13］一切“与族际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案”，苏共都不会接受。［14］这样看问题也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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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错在哪里呢？现在看来主要错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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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为了推动改革，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不留历史空白点”等口号。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提出这些口号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些提法会在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带来什么后果。今天人们看到，正是借助于这些口号，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提出了当年苏联吞并它们的合法性问题，并要求脱离苏联。也正是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条件下，因领土和其他问题一些共和国或共和国内民族地区爆发战争，有的纷争持续多年，各国独立后还得不到解决。也还是受到上述口号的蛊惑，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出现了形形色色要求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导致苏联出现激烈的动荡。这为尔后民族主义泛起和民族运动遍及整个苏联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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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经济改革进展不大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主张。改革的主要对象：一是制度，即他所说的“兵营式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其制度的制定者和具体推行者——苏共。如果说，这种改革产生的后果当时人们还看得不十分清楚，那么在苏联剧变和解体已成为现实的今天，人们可以看到，苏共从此走向内乱和分裂，并直接影响到苏联的统一和民族的和睦。关于苏共的变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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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另一项内容是改革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向共和国适当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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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项改革是被动进行的，戈尔巴乔夫在执政初期并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而是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他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原因是：其一，戈尔巴乔夫在猛烈抨击前领导人推行高度集权体制的同时，无法回避联盟中央对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及共和国很难自我发展的事实；其二，从1986年起民族纠纷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寻找产生民族纠纷的原因时，他也无法回避多年来苏联背离了联邦制原则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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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被动进行的，缺乏深思熟虑，因此在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分权问题上具有仓促应变的性质。从1988年提出分权到联盟解体的短短三年时间中，分权的提法发生多次重大变化，起码可以举出四种：第一种是联盟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加盟共和国，但联盟居于主要地位，用一句话表示就是，“强大的联盟、强大的共和国”；第二种是在上述提法遭到反对后，1988年9月他又提出另外一个说法，“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这表示联盟和加盟共和国不分主次，同等重要；第三种是这一提法仍不为加盟共和国所接受，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通过“主权宣言”或“独立宣言”的情况下，他又推出成立“主权国家联盟”的设想，这时联盟已退居次要地位；第四种是在联盟仍搞不下去的情况下，最后想用“邦联”来维持残局。戈尔巴乔夫在分权问题上作出如此大的修正和让步，固然同国内形势变化有关，但也说明，他在分权问题上并未吸取其前辈的教训。事实表明，以民族为特征形成的共和国一旦出现与中央争权，而中央软弱无力无法控制的时候，共和国的政治期望就可能演化为谋求分立的行动。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种危险性要远远胜过个别民族之间的冲突。戈尔巴乔夫一班人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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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戈尔巴乔夫日益削弱苏共，并最后丧失了领导地位，这样也砍断了维系国家统一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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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苏共，并最终葬送了苏共。这对民族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苏共变化与苏联民族关系特别是与苏联解体有重要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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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从诞生之日起就表明，没有苏共就没有苏联。多年来，苏联各项工作的成绩是在苏共领导下取得的，各种问题也与苏共息息相关。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民族工作。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冲突迭起，既与苏共工作失误有关，也与苏共当时的变化分不开。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要改变苏共几十年来的“专横的官僚体制”，包括更新领导层和修正苏共的建党原则、活动方式及其在国家中的地位。显然，这些改革是需要的，但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与步骤，一下子要改变长期积累下来的苏共存在的严重问题，就难以达到目的。事实已经证明，改革的结果是造成党内派别林立、丧失宪法规定的执政地位、威信急剧下降、退党人数猛增。“8 · 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辞去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中止共产党的活动，没收共产党的财产，实行全国“非党化”，使共产党陷于瘫痪状态。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被迫或独立，或更名，或解散。苏共的变化对民族关系的致命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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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苏共中央领导自我否定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共和国党组织无法理直气壮地工作。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改革几年收效不大，甚至出现全面危机，于是人们对苏共的作用和领导能力产生怀疑。民族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是中央路线的执行者，因此，也成为各种反共势力攻击的对象。中央无能、朝令夕改，共和国党组织无所适从，工作十分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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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消宪法规定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使民族地区的共产党遭到严重打击，有的丧失了执政地位。民族地区成立的新党普遍具有较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共产党若与之抗争，保住执政地位，也不得不突出民族因素，甚至求助于民族主义。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的实施，一方面为政治反对派上台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共产党内的民族主义滋长和泛滥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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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尽管苏共声称不接受联邦制原则，但戈尔巴乔夫改革却助长了共和国党组织谋求联邦化的倾向。苏共二十八大报告承认，随着改革联邦制，党内出现了联邦化和从苏共分裂出去的倾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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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暴露了以往苏共建设中问题很多。苏共的变化是从中央开始的。共和国的广大党员，包括一些共和国党的领导人尽管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存在看法，却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当然，民族地区苏共的工作软弱无力，形式主义盛行，官僚主义严重，贪污腐化，严重脱离群众，也是苏共在关键时刻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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