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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181 （一）在苏共中央领导自我否定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共和国党组织无法理直气壮地工作。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改革几年收效不大，甚至出现全面危机，于是人们对苏共的作用和领导能力产生怀疑。民族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是中央路线的执行者，因此，也成为各种反共势力攻击的对象。中央无能、朝令夕改，共和国党组织无所适从，工作十分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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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183 （二）取消宪法规定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使民族地区的共产党遭到严重打击，有的丧失了执政地位。民族地区成立的新党普遍具有较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共产党若与之抗争，保住执政地位，也不得不突出民族因素，甚至求助于民族主义。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的实施，一方面为政治反对派上台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共产党内的民族主义滋长和泛滥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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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185 （三）尽管苏共声称不接受联邦制原则，但戈尔巴乔夫改革却助长了共和国党组织谋求联邦化的倾向。苏共二十八大报告承认，随着改革联邦制，党内出现了联邦化和从苏共分裂出去的倾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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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187 苏共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暴露了以往苏共建设中问题很多。苏共的变化是从中央开始的。共和国的广大党员，包括一些共和国党的领导人尽管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存在看法，却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当然，民族地区苏共的工作软弱无力，形式主义盛行，官僚主义严重，贪污腐化，严重脱离群众，也是苏共在关键时刻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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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189 “8 · 19”事件前，尽管苏共已经明显削弱，但仍然是维护苏联统一的一支力量。1991年3月7日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表明，凡共产党掌权的共和国，一般都支持保留苏联；凡非共产党执政的地方，大多数反对保留苏联。如上所述，1922年苏联能够成立起来，其重要条件之一在于有统一的强有力的共产党的存在。“8 · 19”事件之后，统一的苏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当年苏联得以建立的最重要条件不存在了，维系国家统一的纽带被剪断了，苏联的解体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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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191 叶利钦对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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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193 在苏联解体问题上，俄罗斯联邦起了重大的作用，其领导人叶利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俄罗斯联邦反对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就很难实现。相反，如果俄罗斯联邦主张解体并加以推动，那么苏联解体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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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195 俄罗斯联邦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面积约1700万平方公里，占苏联的76.3%；人口1.48亿，占苏联的51.3%。该共和国拥有苏联63%的固定资产，其社会总产值和工业产值约占苏联的60%，农业产值占47%，人口、面积、经济实力都占苏联的第一位。俄罗斯联邦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也是苏联最大的民族。俄罗斯联邦对苏联的存在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没有俄罗斯联邦，苏联根本不能存在。如果俄罗斯联邦当局不与苏联当局合作，苏联也休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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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197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由于政见不同，曾将叶利钦逐出苏共中央政治局，而叶利钦的政治生涯并未因此结束。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翌年当选首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利用俄罗斯联邦内部不断膨胀的俄罗斯人的民族情绪，在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不久，于1990年6月12日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其中提到“俄罗斯法律至高无上”。对于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正是在加盟共和国之中，俄罗斯联邦率先宣布自己的主权后，苏联解体就具有了不可逆转的性质。”［16］事实证明，正是在俄罗斯联邦通过《主权宣言》之后，其他加盟共和国群起效尤，也纷纷通过《独立宣言》。也正是由于俄罗斯联邦的反对，戈尔巴乔夫策划的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工作一再受阻。纳扎尔巴耶夫曾这样问道：“俄罗斯向何人要主权？为何要主权？俄罗斯本来是苏联的核心。”［17］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俄罗斯联邦，确切地说是叶利钦，在向戈尔巴乔夫要主权，或者说是与他争权。因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总统仍在领导苏联。从法律上讲叶利钦应该服从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苏联框架内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利用俄罗斯联邦这块构成苏联核心的阵地，向戈尔巴乔夫频频发起攻势，使戈尔巴乔夫改革联邦制设想成为泡影，使苏联的存在呈现岌岌可危之势。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总统，而不是构成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任何一国的总统，只要苏联不存在，或者不像以前那样可对所有加盟共和国行使权力，戈尔巴乔夫这个总统也就形同虚设了。叶利钦正是用这种手段联合某些加盟共和国与戈尔巴乔夫明争暗斗，使戈尔巴乔夫在斗争中节节败退。如果说“8 · 19”事件之前戈尔巴乔夫尚可依靠苏共的影响控制一些由共产党掌权的加盟共和国，勉强维持统一的苏联的外壳，那么，“8 · 19”事件之后，由于统一的苏共已不存在，维系统一苏联存在的纽带已被剪断，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影响共和国的最后手段，苏联分裂成15个加盟共和国已迫在眉睫。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在明斯克签署了关于成立“独联体”的协议，最终从形式上打破了“统一苏联”这个外壳，变相废黜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尽管还想进行最后一搏，然而同年12月21日，由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在阿拉木图签署的《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书》使戈尔巴乔夫为保住苏联而进行的最后一搏也彻底失败，存在70来年的泱泱大国从此成为历史。应该说，最终打破苏联躯壳的是各加盟共和国，而其领头羊无疑是以叶利钦为总统的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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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199 苏联解体内因为主，国外敌对势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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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01 在苏联民族关系问题上，明显可看到国外势力在起作用。多年来，美国通过欧洲自由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对苏联播音，每周累计播音时间长达460小时，在苏联各民族间进行挑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西方人员自由出入苏联，在少数民族地区大肆活动。凡有民族闹事的地方，都有西方人员的身影，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群众团体中还有不少来自西方国家的“顾问”。美国公开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立活动。乌克兰尚未独立之前，美国即放风说可以考虑承认它。西方敌对势力把苏联的民族关系领域看成是苏联的“软腹地”，积极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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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03 国外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西方经济在科技革命带动下的发展对原苏联东欧国家产生的冲击作用。苏联后期经济发展缓慢，与西方国家发展差距拉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与西方国家形成很大的反差。经济竞赛的落后给民族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应该说，西方国家经济上的影响超过了它们的宣传作用。如果说上世纪20年代，在沙俄版图上建立的一些国家害怕帝国主义进攻而趋向联合，那么，在90年代初，苏联一些共和国并不惧怕外来影响，相反却争相脱离苏联向西方靠拢，这说明，在苏联民族冲突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用什么模式改造共和国之争。苏联在与西方经济竞赛中吃了败仗，丧失了凝聚力，这是外部影响的重要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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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05 数十年来，西方一直在反对苏联，同样，苏联也一直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苏联和美国同为联邦制国家，结果，苏联解体了，美国却没有。这说明问题主要在国内。另外，国外影响一直存在，为什么苏联早没解体，而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解体了？这里我想借用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的看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1971年在一篇题为《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意义》的文章中写道，像苏联这样的大国，仅靠外力是无法使它解体的，分立主义在苏联能够实现，必须是在苏联国内出现危机和国际灾难相结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国内危机是指：苏联领导瘫痪，社会上层分裂，是非混乱，思想败坏，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此外还包括经济停滞。国际灾难是指因国际冲突引起的某种重大崩溃，使整个苏维埃面临挑战。［18］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国际冲突方面并未发生苏美大战和其他重大国际冲突。国内形势则展现了布热津斯基所描绘的情景。这说明，虽然存在国外影响，但关键还在于自己内部，即我们常说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戈尔巴乔夫接过的是处于颓势的苏联，他本人又治国无方，苏联在他手中解体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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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07 在本文即将结束时需要指出，苏联解体并非是民族问题一种因素造成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苏联体制模式长期未能得实质性改革的结果。但从国家解体角度来看，民族问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值得深入研究，其教训深刻，值得后人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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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09 ［1］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合编：《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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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11 ［2］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赵常庆等译：《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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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13 ［3］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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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15 ［4］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合编：《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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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17 ［5］果洪升主编：《中国和前苏联民族问题对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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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19 ［6］（土库曼斯坦）萨 · 尼亚佐夫，赵常庆等译：《永久中立世代安宁》，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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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21 ［7］（美）布热津斯基，姚云竹译：《大失败》，军事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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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23 ［8］《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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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25 ［9］《真理报》199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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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27 ［10］参见《世界民族》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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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229 ［11］（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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