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90661 表1　苏、英两国关于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1944年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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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63  苏联在东欧的影响   丘吉尔与斯大林协定（10月9日）   莫洛托夫第一次修改意见（10月10日）   莫洛托夫第一个“一揽子计划”（具体时间不详）   莫洛托夫第二个“一揽子计划”（具体时间不详）   莫洛托夫第三个“一揽子计划”（具体时间不详）   莫洛托夫最后提议获得接受（11月）   匈牙利   50%   50%   75%   50%   75%   80%   南斯拉夫   50%   50%   75%   50%   60%   50%   保加利亚   75%   90%   75%   90%   75%   80%   罗马尼亚   90%   90%   90%   90%   90%   90%   希腊   10%   10%   10%   10%   10%   10%  1945年2月4—1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晤，确立了战后欧洲和世界的格局。经过激烈争论，三巨头最后通过了《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声明》和《雅尔塔协定》。其中就接管德国、波兰边界等问题达成了如下协议：关于德国问题，规定战败后的德国将由苏、美、英三国实行分区占领，同时邀请法国参加共管；关于波兰边界问题，确定以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的边界线，而西部边界是否以奥得—尼斯河一线为界，留待日后再议。出于对苏联意图的担忧，西方国家在此次会议上还极力推动通过了一份涉及被解放的欧洲国家战后政治安排的文件，即《被解放欧洲的宣言》。《宣言》规定，立即对从法西斯占领中获得解放的欧洲国家和前轴心国成员的现有政府进行改组，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其政治经济问题。［5］斯大林签署了此份文件，不过在他看来，“民主”有多种，“苏维埃民主”则是最高类型的民主。［6］两个月后，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由铁托率领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时曾毫不隐讳地声言：“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了；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7］显然，使苏联军队尽可能地向西推进并将红军“所能到达之处”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是此时苏联的战略重点。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虽然对战后欧洲和世界新秩序各有其打算，整个协议过程也充满了妥协的色彩，不过，对于苏联来说，会议无疑富有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方盟国在此次会议上默认了苏联在东欧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从而为后来东欧与苏联全面的一体化准备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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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65 根据冷战结束后陆续开放的多边历史档案，现在我们知道，在将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确定了双方地缘一体化的雏形后，斯大林并未即刻将“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进到东欧各国。相反，为了维护同西方大国的战时同盟关系、确保在其西部边界构筑起一条战略安全带，以及利用战后初期有利的形势进一步推进“世界革命”，斯大林选择了暂时支持东欧国家采取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人民民主道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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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67 “人民民主”这一术语，据俄罗斯学者沃罗基京娜等人的研究，始见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它与“新型议会制共和国”的出现紧密相连，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中，国家政权归由各派政治力量共同组成并在整个社会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反法西斯力量联盟民族阵线所有。［9］而“人民民主道路”这一概念，照匈裔学者查尔斯 · 盖蒂的说法，代表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一种“过渡形态”。在这一形态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因素和特征同时并存，社会主义将通过渐进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10］。战后初期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从其主要特征来看：在政治上，实行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即采取多党联合组阁而非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在经济上，则是一种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结构，即一方面保留私营经济和市场关系的存在，同时又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逐步国有化部分地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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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69 遗憾的是，东欧的人民民主道路并未能走多远。一方面，如上所述，斯大林对东欧人民民主道路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策略，目的在于使未来的力量组合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1946年秋，他与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谈时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斯大林在谈话中讲道，保共有必要“最低限度地”联合其他“劳动者政党”，组成一个新党。这个党可以取名为“劳动党”或“工农党”等，但其实质仍然是共产党。斯大林特别强调，此种安排“在现今这个时期将获得更广泛的基础和合适的掩护”，并有助于推动保共经由一条特殊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12］此外，东欧人民民主道路仅实践了不过两三年便被迫中断，还与1947年前后国际形势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紧密相关。比如，东西方大国间围绕德国、东欧发展前景等重要问题上的矛盾和对抗愈益激烈，西欧社会情绪的指针普遍右摆，芬兰共产党大选失利，法、意两国左翼力量内部关系急剧恶化并先后被逐出政府，希腊共产党抵抗运动遭到失败，东欧各国共产党议会选举频频受挫，等等。面对以上种种局势发展，苏联开始对东欧的民主联盟政策以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感到担忧。在莫斯科看来，日渐紧张的国际局势和东欧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对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一旦东欧各党步西欧党之后尘，被排挤出联合政府，则东欧各国对苏友好政府的生存继而苏联在东欧的存在，都将面临严峻挑战。不久，在马歇尔计划和苏南关系恶化两件事的直接刺激之下，苏联对东欧的政策随之发生重大转折，斯大林断然决定抛弃其大国合作的幻想并叫停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尝试。此后，摆在东欧国家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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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71 东欧的苏联模式化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947—1948年可以称为“去人民民主”的阶段。在此阶段中，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通过取消多党制、快速国有化等激进措施，结束了具有协商民主特征的人民民主时期，从而为苏联模式的移入扫清了道路。此后，斯大林的社会组织模式不容置疑地成为东欧各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从1949年至斯大林去世前的这一阶段通常被视为苏联模式在东欧全面确立的阶段。在此阶段中，东欧各国放弃了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目标，转而实行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上，以一党执政取代议会多党联合执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经济上，消灭私人经济和市场关系，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确立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快速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国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强调党在意识形态层面所具有的垄断权和解释权，同时宣扬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将其推向极端。总之，所有的制度、组织、社会活动、单个的人，都必须符合一套预设的规则，如果违背规则便要承担后果。用另一位匈裔学者舍普夫 · 捷尔吉的话说：“一切都被政治化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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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73 苏联模式就这样被移植到了东欧。在这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斯大林式的领袖，每个国家都堪称“微型苏联”。为使东欧各国的苏联模式尽可能地接近原型，苏联加紧了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安全、内务机构以及经济部门中建立和巩固顾问系统的步伐。这样，苏联在按自己的样式“革命性地改造”了东欧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后，通过对各国共产党的垂直控制和渗透，借助苏联模式和苏联专家，将东欧完全统合到苏联阵营中来，从而实现了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各国同苏联制度上的一体化。然而，苏联模式这种强制政治同一化模式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同东欧的传统多样性和历史特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冷战逻辑驱动下苏联对东欧的紧密控制与各国民众追求独立自主之间的频繁冲突，使得苏联模式就像一个被错误移入机体内的器官，成了东欧不断频发“排异反应”的根源，并为此后几十年间东欧的曲折发展直至最后的政治剧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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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75 东欧国家冲击苏联模式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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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77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斯大林时代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苏联、东欧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被苏联作家爱伦堡称之为“解冻”的时代。［14］“解冻”意味着冰封被打破，意味着改变的开始。尽管这种改变带有尝试性，并且表现得凌乱、迟疑甚至反复无常，但毕竟一切开始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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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79 后斯大林时代的“解冻”始于这位苏联领导人逝世后的第四天。当日，在为斯大林举行的追悼会上，1952年曾代表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上作中央工作报告的马林科夫首先发表了讲话。马林科夫的此次讲话，阐明了一系列旨在缓和国内矛盾的新观点，特别强调了党和政府应将其工作重点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需求等方面。［15］在随后于3月15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新的领导班子宣告成立：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贝利亚等四人为其副手，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们声明将严格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并实行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同在此次会上，马林科夫就莫斯科新的外交方针作了公开阐述。在这篇被西方称为“和平攻势”的讲话中，马林科夫指出：“通过和平的方式，在相关国家共同一致的基础上，没有什么争执不下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适用于处理我们同所有国家包括美国之间的关系。”［16］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希望以此缓和同西方的对抗，改善其内外环境，以此节省下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维持国内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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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81 然而，莫斯科的和解姿态并未得到意想中的回应，斯大林时代留下的经验和记忆使西方世界对苏联新领导层的“缓和”动机深怀疑虑。几乎与此同时，由于全面引入苏联模式所带来的种种“不适”在东欧各国程度不同地显现出来。在一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已到了引爆危机的边缘。1953年春，处于冷战前沿的东德国内的动荡局势首先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由于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层错误地执行了苏联提出的“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严重破坏，约50万民众被迫逃往西德，全国上下普遍充斥着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罢工征兆。［17］除了东德之外，东欧另一个让苏联领导人忧虑不已的国家就是匈牙利。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曾指示相关部门对斯大林时期东欧各国的档案材料进行归整和分析。在此过程中，有关匈牙利的材料令莫斯科倍感震惊，特别是苏联驻匈大使基谢廖夫发回的一些报告和会谈纪要，详述了匈牙利国内经济的危机局势，以及匈党领导人拉科西利用手中特权，肆意践踏法制，滥用镇压职能等情况。［18］在此背景下，为了维护苏联对东欧的有效控制、缓解各国内部的紧张局势，苏联新领导人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东欧政策作出某些调整。于是，在莫斯科的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从1953年6月起，先是东德（6月11日）、匈牙利（6月27日），而后是波兰（7月21日）、罗马尼亚（8月22日）、保加利亚（9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9月15日）等国，分别宣布采取一系列名为“新方针”的调整举措。客观地讲，莫斯科所设计的这套“新方针”，就其初衷来看，主要意在“纠偏”。换言之，它所针对的是苏联自身以及东欧各国所共同面临着的种种紧迫的现实问题和困难，却并未对准引发这些问题和困难的原因，更未触及其背后苏联模式这一深刻根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对于此时集体领导的核心人物马林科夫还是其后赢得了权力斗争的赫鲁晓夫而言，现有模式本身是不容置疑的，所需的只是对它的完善和发展，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根本性改变。尽管如此，在个别东欧国家特别是匈牙利，“新方针”的实施在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领导人纳吉的推动下，超出了莫斯科原有的设想。特别是在某些领域，许多改革举措，比如在自愿基础上解散合作社、废除富农名单、鼓励并支持个体经济、扩大地方议会的权限、重建对国家政治生活实施民主监督的群众性组织等，令斯大林的继承者们不由得警觉和惊恐。［19］纳吉本人对“新方针”的理解及其为匈牙利的“新方针”所设定的目标，照历史学家约瑟夫 · 罗斯柴尔德的话说，可算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激烈的和最早的对成熟斯大林主义的扭转”。［20］两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胡安 · J · 林茨和阿尔弗莱德 · 斯泰潘也认为，纳吉所主持的这次“新方针”改革尝试，实际上标志着匈牙利非斯大林化的开始。［21］然而，好景不长。1955年初，伴随着克里姆林宫的权力重组及随后马林科夫的下台，莫斯科的各项政策重新向斯大林时期回归。相应地，东欧的“新方针”改革尝试亦戛然而止。在匈牙利，由于受到党内顽固派的强烈抵制，加之改革进程蕴涵着对苏联模式的内在挑战，纳吉最终遭到罢免。此次苏联对东欧“新方针”的叫停，可以说，不仅标志着东欧第一次非斯大林化尝试的失败，同时也为日后东欧频发的危机埋下了隐患。不过，较之此后发生的数次重大危机，后斯大林时代之初莫斯科对东欧国家改革苏联模式的容忍底线还是相当不明晰的。这一状况在随后到来的1956年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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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83 对于东欧来讲，1956年无疑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经历的若干重大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东欧的政治发展方向。首先是2月下旬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世界形势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就国际局势的发展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22］不仅如此，党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严重违法、个人崇拜以及破坏民主和集体领导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客观地讲，苏共二十大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但就其结果来看，却如同一块引发山崩地裂的巨石，在东欧激起了剧烈震荡。对于苏共二十大，东欧各国党的反应颇为复杂：南斯拉夫发自内心地表示欢迎，东德给予了高调的支持甚至吹捧，阿尔巴尼亚采取了“两面派”的做法——表面赞同而背地里很是不满，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三国则表现得茫然失措。［23］至于波兰和匈牙利两国，情势已非“复杂”二字所能概括。在波兰，由于党的最高领导人贝鲁特在二十大闭幕不久意外逝世，整个党陷入了惊慌与混乱；与此同时，因莫斯科批判斯大林造成的思想真空，被一种结合了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人道价值观念的思潮所填补。在匈牙利，自称是“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的拉科西，不仅置党内外要求变革的呼声于不顾，反而逆潮流而上，继续实行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路线。民众的普遍不满与当局的权力弱化，最终于夏秋之季，在这两个国家先后引发了危机。6月28日，首先在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爆发了由上万名工人参加的游行和骚乱，结果造成数百人伤亡。10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会议拟推举民主改革派领袖哥穆尔卡出任党的第一书记。苏联领导人闻讯后极为震怒，当天即令军队进入波兰境内，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亦率团飞抵华沙。波兰局势一度剑拔弩张。然而，就在波兰事件尘埃尚未落定之时，在匈牙利，一场更大规模、更震慑人心的危机悄然上演。10月23日下午，由大学生组织的旨在声援波兰的静默游行，在其后几天内，迅速演变成为全国范围的骚乱。就其初衷来讲，事件本身是一场以推动非斯大林化和改革匈苏关系为主要诉求的民主运动。民众所提出的实现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独立、实现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加强法制、平反一切历史冤案、真正尊重和保障劳动人民的权益等要求，以及包括“我们要纳吉”这样的口号，其实质就在于希望党真正成为立足和代表匈牙利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不是代表苏联的利益、服从莫斯科的旨意来管理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党。在此基础上，人们希望看到匈牙利走一条独立自主的、立足于本民族历史传统和符合匈牙利现实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任何民众运动都难以避免的偏激性以及运动本身所带有的“危险性”，最终招致了苏联的武装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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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85 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军事干预，不仅在战后匈牙利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对于其后东欧的政治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以一种暴力流血的方式使得东欧各国政权对有别于苏联体制的改革的后果、苏联的容忍底线和解决东欧危机的手段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后几十年间成为东欧推行改革的基础。同时，1956年的东欧危机也使得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摆脱了摇摆不定，大体方向基本确定下来，即给予东欧各国党在处理内外事务方面以一定的自由空间（包括自主地对国内压力作出反应以及发展对外交往等），但所有一切均不可逾越苏联所能允许的范围。简言之，寻求灵活与控制之间的适当平衡。在此种政策之下，东欧各国开始慢慢地重现出“多样性”的色彩：波兰在哥穆尔卡的领导下，改革拉开了帷幕（尽管其后渐渐复归保守）；在匈牙利，卡达尔通过“静悄悄的改革”创造出了所谓“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罗马尼亚党的领导人乔治乌—德治从反对经互会的经济整合计划开始，逐渐将其独立行动扩展到对外政策领域；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因反对苏南修好，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脱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以上这些变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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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87 总的来讲，较之斯大林年代，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虽然保持着对东欧的控制，但其所依赖的基础已不再完全是恐怖或武力。同样，在赫鲁晓夫在任期间，东欧对苏联模式的激进改革虽然受到了莫斯科的压制和阻挠，但“适度地”改革这种令其水土不服的模式获得了允许。至于这个“度”的极限在何处，匈牙利事件是一个绝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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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89 勃列日涅夫摧毁了东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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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91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辞职后，苏联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代。在此后漫长的18年中，受苏联政策的影响，东欧的政治发展依然在改革引发危机、危机促动改革二者之间持续不断的循环中盘旋、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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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93 如同1953—1955年克里姆林宫围绕着斯大林继承权展开斗争的那几年一样，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莫斯科的权力归属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东欧局势亦随之出现了变化。此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柯西金对工业管理方面创新思想的鼓励，相应激活了东欧阵营内部关于经济改革的思考与尝试。苏联经济学界继1962年“利别尔曼建议”大讨论后围绕经济改革展开的新一轮探讨，同样为东欧探索改革之路注入了活力。60年代中期，东欧如十年前一样，再度出现了一股革新热潮。当时几乎所有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对恢复受到严重损害的经济都十分感兴趣，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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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95 从战后直到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一直是苏联东欧盟国中较为“顺从”的一个国家。与其他东欧国家一样，苏联模式这件不合身材、体格甚至肤色的“外衣”在这个国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1963至1964年间，危机不断加深并向各领域蔓延的迹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正如H · 戈登 · 斯基林所说，危机是全方位的，“蜗牛爬行似的平反速度、斯洛伐克人的不满、经济领域的危机、作家们公开表达异见、年轻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以及赫鲁晓夫下台后捷苏关系的紧张，都削弱了（现有）制度的基础”。［25］不过，相较其他，经济问题是其中最为紧要和迫切的。［26］在这种内外背景之下，改革率先在经济领域展开。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的设计师是时任捷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的奥塔 · 锡克。锡克的主要经济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保持商品关系的存在，为此，应当采用一种计划市场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国民经济计划应主要局限在宏观经济的迅速发展方面。1964年，受党内高层委托，锡克与专家小组共同起草出一项关于改革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1965年1月，捷共中央批准了此项方案。其后两三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对现有工资、税收、定价、投资等机制进行了改革与调整，至1967年底，个体商业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了生产经营权，国民计划中引入了适度的市场刺激。虽然这些措施现在看来还很保守，且在当时，相关理念也仍受到种种的限制，但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仍然给以行政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吹来了一阵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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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97 然而，改革运动一旦展开，便不可能仅限于经济领域。1967年，一种社会冲突的局面开始形成，人们对存在着危机的各个领域内的众多问题提出了改革要求。从1968年起，改革开始超出“纯经济”范畴，向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延伸。1968年1月，在经济改革和政治革新产生的内部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动。年轻的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成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自此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序幕。杜布切克和他的支持者们力图通过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方针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种“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按照改革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者之一伊日 · 贝利康的说法，它应当是一种“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以及符合当今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其宗旨在于“清除过去的变态”，“加强社会主义”，“实现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的伟大社会主义理想”。［27］有匈牙利事件的前车之鉴，“布拉格之春”的领导者们并无意摧毁一党制的政治制度，或切断与苏联的关系。但是，解除审查制度及其他一些强制性措施，引发了民众进一步要求实施快速和激进改革的浪潮。苏联领导人越来越为“布拉格之春”可能带来的后果而感到惊恐。8月20日夜，苏联用空降兵和坦克以闪电战突袭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包围了总统府、政府大楼和党中央大厦等中枢神经部门，同时控制了电台、通讯社，封锁了边界。与此同时，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军队也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一齐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于是12年前发生在布达佩斯的一幕，终于在布拉格重演。苏东关系史上自此又多了一桩历史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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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99 1968年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场意义深远的民主化改革尝试——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就这样被扼杀了。1969年捷共四月全会后，一切又回到从前。不仅政治领域的改革，始于1965年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也被否定。行政指令性管理方法在经济管理中再度占据优势，尽管这种管理类型又增加了某些新的因素，例如企业中的规划管理和社会福利计划，但经济机制从总体看来没有变化。在随后漫长的“正常化”进程中，“改革”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不愿谈、不想谈也不再相信的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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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01 然而，不愿谈、不想谈、不再相信改革的，并非只有他们。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其后不久出台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所造成的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在于，它同时阻断了整个东欧——包括苏联自身——探索改革现有体制、完善社会主义的道路。至此，东欧的改革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并继续引发新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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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03 整个20世纪70年代，东欧各党既无能力亦无意愿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经济上，在苏联的鼓励下，各国党转而求助于所谓的“西方战略”，即向西方国家开放，以寻求大规模的西方投资作为推动自身管理与技术现代化并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这一战略在带来所需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也使得东欧各国体制严重暴露于全球市场的面前。1973年由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加之同期建立在低工资、低成本基础上的东亚及拉美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造成的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给东欧各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并直接导致了经济的持续衰退。到了70年代末，整个东欧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社会不公愈演愈烈、环境恶化日趋严重，而政治结构由于缺乏改革变得愈益僵化、缺乏效率。诸如此类的问题终于毫无例外地再度引发了危机，这一次危机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邻国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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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05 早在1956年，伴随着苏共二十大开启的非斯大林化浪潮，波兰率先提出了改革现实社会主义的要求，此后在哥穆尔卡当政的14年间，波兰经历了一个由改革、发展、停滞到出现危机的曲折过程。1970年12月，在一次由物价上涨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游行和罢工事件后，哥穆尔卡被迫下台。盖莱克上任后立即调整改革方针，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与哥穆尔卡强调依靠自力更生和节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思想不同，盖莱克采取了面向西方、积极吸收外资、大举进口技术和设备的途径来加速波兰经济发展、提高工业水平、改善人民生活。盖莱克的改革在70年代前半期曾极大地促进了波兰的工业现代化，并推动国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1975年，波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度高达29%。［28］然而，盖莱克政府激进扩张的经济政策在带来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外债的飙升。为偿还巨额债款，当局不得不采取包括提高物价在内的一系列紧缩政策。结果，1976、1980年政府两次提价决定，均引发了大规模罢工浪潮。特别是后一次，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久、政治色彩最浓、影响也最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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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07 与1970年12月事件相类似，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在此次全国性罢工潮中再度扮演了先锋角色。较之以往，此次罢工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工人们采取的是职业罢工而非街头示威的形式；其二，罢工以与政府谈判并成立一个不受当局控制的、独立自治的工会组织为主要诉求。结果，波兰政府最终被迫同意了罢工委员会提出的条件。1980年秋，波兰各地纷纷建立起了独立自治团结工会、个体农民自治团结农会。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同年11月，华沙法院批准团结工会依法登记注册。此后，工会的力量迅速壮大，在短短数月间会员人数达到9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4，据统计，90%的波兰工人、1/3的共产党员加入了这一组织。电工出身的罢工领袖莱赫 · 瓦文萨当选为主席。根据团结工会的章程，维护工人利益、监督政府工作是其主要宗旨。但事实上，工会正式注册后不久，其内部主张社会政治化、促进社会中出现足以支配政府的政治力量并迫使当局依民意行事的一派，力量不断增强，并日渐占据上风。在其推动下，团结工会逐步走上了同波兰党和政府对抗的道路。［29］其结果，不仅给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使国家最终陷入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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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09 在团结工会危机期间，莫斯科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向波兰当局施压，要求其采取严厉措施，结束混乱状态。1981年11月21日，勃列日涅夫在致波兰党、政、军最高领导雅鲁泽尔斯基的口述信中警告说，不得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作出让步，同时要求波兰领导人尽速对企图“在国内合法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坚决措施”。［30］12月13日，面对严峻的国内局势和苏联不断加大的政治压力，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包括瓦文萨在内的5000多名团结工会领导成员及其他反对派人士遭到拘捕。除波兰统一工人党外，中止一切工会组织与群众团体的活动，禁止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并对200多个大型国营企业和经济单位实行军管。政府的这一举措虽暂时缓和了危机局势，却无法化解国家与社会间不断增长的矛盾，更无力遏阻益形恶化的经济颓势。此时的波兰就像罹患了某种病症，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遭遇的种种困境与难题搅在一起，使整个国家充满了矛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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