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90694

1702990695 从战后直到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一直是苏联东欧盟国中较为“顺从”的一个国家。与其他东欧国家一样，苏联模式这件不合身材、体格甚至肤色的“外衣”在这个国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1963至1964年间，危机不断加深并向各领域蔓延的迹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正如H · 戈登 · 斯基林所说，危机是全方位的，“蜗牛爬行似的平反速度、斯洛伐克人的不满、经济领域的危机、作家们公开表达异见、年轻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以及赫鲁晓夫下台后捷苏关系的紧张，都削弱了（现有）制度的基础”。［25］不过，相较其他，经济问题是其中最为紧要和迫切的。［26］在这种内外背景之下，改革率先在经济领域展开。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的设计师是时任捷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的奥塔 · 锡克。锡克的主要经济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保持商品关系的存在，为此，应当采用一种计划市场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国民经济计划应主要局限在宏观经济的迅速发展方面。1964年，受党内高层委托，锡克与专家小组共同起草出一项关于改革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1965年1月，捷共中央批准了此项方案。其后两三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对现有工资、税收、定价、投资等机制进行了改革与调整，至1967年底，个体商业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了生产经营权，国民计划中引入了适度的市场刺激。虽然这些措施现在看来还很保守，且在当时，相关理念也仍受到种种的限制，但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仍然给以行政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吹来了一阵清风。

1702990696

1702990697 然而，改革运动一旦展开，便不可能仅限于经济领域。1967年，一种社会冲突的局面开始形成，人们对存在着危机的各个领域内的众多问题提出了改革要求。从1968年起，改革开始超出“纯经济”范畴，向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延伸。1968年1月，在经济改革和政治革新产生的内部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动。年轻的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成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自此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序幕。杜布切克和他的支持者们力图通过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方针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种“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按照改革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者之一伊日 · 贝利康的说法，它应当是一种“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以及符合当今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其宗旨在于“清除过去的变态”，“加强社会主义”，“实现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的伟大社会主义理想”。［27］有匈牙利事件的前车之鉴，“布拉格之春”的领导者们并无意摧毁一党制的政治制度，或切断与苏联的关系。但是，解除审查制度及其他一些强制性措施，引发了民众进一步要求实施快速和激进改革的浪潮。苏联领导人越来越为“布拉格之春”可能带来的后果而感到惊恐。8月20日夜，苏联用空降兵和坦克以闪电战突袭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包围了总统府、政府大楼和党中央大厦等中枢神经部门，同时控制了电台、通讯社，封锁了边界。与此同时，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军队也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一齐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于是12年前发生在布达佩斯的一幕，终于在布拉格重演。苏东关系史上自此又多了一桩历史积案。

1702990698

1702990699 1968年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场意义深远的民主化改革尝试——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就这样被扼杀了。1969年捷共四月全会后，一切又回到从前。不仅政治领域的改革，始于1965年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也被否定。行政指令性管理方法在经济管理中再度占据优势，尽管这种管理类型又增加了某些新的因素，例如企业中的规划管理和社会福利计划，但经济机制从总体看来没有变化。在随后漫长的“正常化”进程中，“改革”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不愿谈、不想谈也不再相信的一个话题。

1702990700

1702990701 然而，不愿谈、不想谈、不再相信改革的，并非只有他们。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其后不久出台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所造成的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在于，它同时阻断了整个东欧——包括苏联自身——探索改革现有体制、完善社会主义的道路。至此，东欧的改革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并继续引发新的危机。

1702990702

1702990703 整个20世纪70年代，东欧各党既无能力亦无意愿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经济上，在苏联的鼓励下，各国党转而求助于所谓的“西方战略”，即向西方国家开放，以寻求大规模的西方投资作为推动自身管理与技术现代化并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这一战略在带来所需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也使得东欧各国体制严重暴露于全球市场的面前。1973年由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加之同期建立在低工资、低成本基础上的东亚及拉美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造成的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给东欧各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并直接导致了经济的持续衰退。到了70年代末，整个东欧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社会不公愈演愈烈、环境恶化日趋严重，而政治结构由于缺乏改革变得愈益僵化、缺乏效率。诸如此类的问题终于毫无例外地再度引发了危机，这一次危机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邻国波兰。

1702990704

1702990705 早在1956年，伴随着苏共二十大开启的非斯大林化浪潮，波兰率先提出了改革现实社会主义的要求，此后在哥穆尔卡当政的14年间，波兰经历了一个由改革、发展、停滞到出现危机的曲折过程。1970年12月，在一次由物价上涨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游行和罢工事件后，哥穆尔卡被迫下台。盖莱克上任后立即调整改革方针，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与哥穆尔卡强调依靠自力更生和节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思想不同，盖莱克采取了面向西方、积极吸收外资、大举进口技术和设备的途径来加速波兰经济发展、提高工业水平、改善人民生活。盖莱克的改革在70年代前半期曾极大地促进了波兰的工业现代化，并推动国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1975年，波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度高达29%。［28］然而，盖莱克政府激进扩张的经济政策在带来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外债的飙升。为偿还巨额债款，当局不得不采取包括提高物价在内的一系列紧缩政策。结果，1976、1980年政府两次提价决定，均引发了大规模罢工浪潮。特别是后一次，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久、政治色彩最浓、影响也最为深远。

1702990706

1702990707 与1970年12月事件相类似，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在此次全国性罢工潮中再度扮演了先锋角色。较之以往，此次罢工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工人们采取的是职业罢工而非街头示威的形式；其二，罢工以与政府谈判并成立一个不受当局控制的、独立自治的工会组织为主要诉求。结果，波兰政府最终被迫同意了罢工委员会提出的条件。1980年秋，波兰各地纷纷建立起了独立自治团结工会、个体农民自治团结农会。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同年11月，华沙法院批准团结工会依法登记注册。此后，工会的力量迅速壮大，在短短数月间会员人数达到9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4，据统计，90%的波兰工人、1/3的共产党员加入了这一组织。电工出身的罢工领袖莱赫 · 瓦文萨当选为主席。根据团结工会的章程，维护工人利益、监督政府工作是其主要宗旨。但事实上，工会正式注册后不久，其内部主张社会政治化、促进社会中出现足以支配政府的政治力量并迫使当局依民意行事的一派，力量不断增强，并日渐占据上风。在其推动下，团结工会逐步走上了同波兰党和政府对抗的道路。［29］其结果，不仅给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使国家最终陷入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之中。

1702990708

1702990709 在团结工会危机期间，莫斯科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向波兰当局施压，要求其采取严厉措施，结束混乱状态。1981年11月21日，勃列日涅夫在致波兰党、政、军最高领导雅鲁泽尔斯基的口述信中警告说，不得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作出让步，同时要求波兰领导人尽速对企图“在国内合法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坚决措施”。［30］12月13日，面对严峻的国内局势和苏联不断加大的政治压力，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包括瓦文萨在内的5000多名团结工会领导成员及其他反对派人士遭到拘捕。除波兰统一工人党外，中止一切工会组织与群众团体的活动，禁止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并对200多个大型国营企业和经济单位实行军管。政府的这一举措虽暂时缓和了危机局势，却无法化解国家与社会间不断增长的矛盾，更无力遏阻益形恶化的经济颓势。此时的波兰就像罹患了某种病症，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遭遇的种种困境与难题搅在一起，使整个国家充满了矛盾。［31］

1702990710

1702990711 80年代初的波兰危机如同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一样，再次证实了两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其一，苏联无法稳定东欧的局势，无法为紧迫的问题找到答案；其二，当这些国家的人民在试图自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或努力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时，如其行动达到了对苏联在东欧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程度，苏联会以任何它认为必要的方式确保自己对这些国家的控制。［32］

1702990712

1702990713 戈尔巴乔夫修正历史错误，给东欧以选择的自由

1702990714

1702990715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继任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谁都没有对苏联的东欧的政策进行任何调整，依然严格奉行布拉格事件后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设定的“游戏规则”，即“勃列日涅夫主义”或所谓“有限主权论”。即使是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的头两年，在与东欧的关系问题上亦未越出这一雷池。

1702990716

1702990717 80年代的东欧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已危机重重，苏联自身也面临巨大困难，在石油降价、切尔诺贝利发生核事故的背景下，苏联已无力再在财政上支持东欧各国。另外，苏联要进行改革，需要与世界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它也必须放弃帝国政策，于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1987年11月，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系统论述了对改革和当今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并在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仍然强调进一步推动经互会内部经济一体化以及加强华约各国政治与军事合作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示愿意给予东欧各国在推动国内经济、政治改革方面更大的自由行动的空间。［33］1988年3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在会后发表的公报中表示，苏联将无条件地遵守社会主义国家间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原则，并充分尊重社会主义各党及各国独立地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34］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更清楚地表明了他反对军事干预东欧事务的立场。在发言中，他说道：“新思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选择的自由的问题。我们坚信这一原则对于国际关系具有普遍适用性……主权和独立，平等权利和不干涉，正在成为国际关系公认的准则……反对选择的自由意味着将自己置于客观历史进程的对立面。”［35］是年底，戈尔巴乔夫又在联合国大会的主题发言中重复了这一立场。他强调，“选择的自由”是一个“普世原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适用的。除此之外，苏联还借此次会议向联合国作出重要承诺，声称在1990年底之前，除继续履行有关的裁军协定之外，准备将苏联军队、军备及设施撤出其驻守了40多年的东欧势力范围。［36］凡此种种，均意味着“勃列日涅夫主义”实际上已被一种倡导不干涉东欧事务的新的苏东关系指导方针所取代，西方将此新方针称为“辛纳屈主义”。［37］进入1989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其外交新思维的表述更加的频繁和直接。是年2月，戈尔巴乔夫明确宣称，苏联新的对外政策将建立在独立、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之上。第二个月，在与到访的匈牙利总理内梅特会谈时，戈尔巴乔夫明确地告诉对方，包括匈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都有权制定自己的政策”，苏联对于匈牙利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务将不予以干涉。［38］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既然我们在自己的国内决定实行改革和民主化的方针，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个方针推广到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上”，“要承认他们的自决权，承认他们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不再利用盟国的关系把自己的思想方式、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39］东欧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一直水土不服，早就想改变，苏联不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给了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1702990718

1702990719 1988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十届十中全会。前后长达近一个月的会议最后通过了《党内改革是革新和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和《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两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文件。第一份文件强调，波党致力于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形式，主张建立以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制衡。第二份文件则有条件承认了团结工会，从而为随后双方的圆桌会议扫清了道路。［40］1989年2—4月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间举行的圆桌会谈是东欧多米诺骨牌连锁式倒塌的重要一环。长达两个月的会谈不仅对波兰后来的和平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东欧的政治多元化开了先河。1989年6月，根据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波兰分两个阶段举行了议会和参议院的选举。结果，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反对派在两轮选举中均获得压倒性胜利。以公民委员会代表身份参选的团结工会候选人一举赢取了参议院100个议席中的99席以及色姆中所有开放议席。两个月后，波兰议会正式任命著名的团结工会顾问、《团结周刊》主编马佐维耶茨基为政府总理。这样，东欧出现了40年来首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的政府。［41］紧随波兰之后走上剧变道路的是匈牙利。1988年5月，卡达尔在以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斯和爱国人民阵线主席波日高伊为首的党内改革派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交由格罗斯接任。此后，匈党改革派内部继续分化。1989年1月，在格罗斯外出之际，波日高伊擅自在电台采访中宣布，1956年匈牙利事件并非像官方史料所定论的那样，是场“反革命”，而是一次“人民起义”。由于受到公众舆论和媒体的支持，波日高伊此举将格罗斯即刻置于被动防守境地。2月10—11日，匈党召开中央全会，会议不仅接受了对1956年事件的重新评价，并且宣布同意实行多党制。［42］6月13日，匈党同意与各反对党及社会团体举行圆桌会议，就和平地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协调彼此立场。经过近三个月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将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举行大选。1990年3月25日和4月8日，在如期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最大的反对党匈牙利民主论坛赢得了多数席位，并组成了议会多数的联合政府。至此，匈牙利成为东欧第二个在没有发生社会震荡和政治紊乱情形下走向政治转型的国家。

1702990720

1702990721 1989年9月，由于匈牙利开放了同奥地利的边界，东德政局随之变得紧张起来。10月6—7日，在东德举行40周年国庆庆典期间，德累斯顿、莱比锡、东柏林等地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政府对改革呼声无动于衷，矛头直指昂纳克。随后，昂纳克被以克伦茨和沙博夫斯基为首的党内反对派赶下台。［43］克伦茨上台后表示，将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然而，此后东德时局的急剧变化却令当局除了作出一个个让步之外，别无作为。11月9日，竖立达28年之久的柏林墙轰然倒塌。在这道被喻为“有形铁幕”的红砖瓦墙被推倒的那一刻，东德局势也被推向了无法逆转的境地。12月7日，当局与其他16个党派、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举行了首次圆桌会谈。会谈结果，各方同意于次年5月举行大选。1990年3月，在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民主联盟共同组成的“德国联盟”以超过48%的选票赢得大选，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改组而成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得票率仅为前者的1/3左右。由德国联盟、自由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上台后，加快了两德统一的步伐。1990年10月3日，东德正式并入西德，自此从东欧这块特殊的地缘政治版图上消失。与东德相似，1989年在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改革尝试而反对派力量又相当薄弱的保加利亚，事态的戏剧性变化，与莫斯科的“干涉”不无关系。11月10日，保共召开中央全会，日夫科夫在会上意外地宣布辞去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过，局势的这一发展并非反对派组织施加影响的结果，而是由政治局内部以外交部长姆拉德诺夫为首的反日夫科夫力量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努力策动所致。此后，姆拉德诺夫一上台，立即承诺实施改革。起初，同苏联一样，保共并不打算放弃党的领导作用，也无意实行多党制。但当东欧变局的冲击波袭来时，保加利亚的政治风向也迅速发生了逆转。12月7日，由十几支反对派力量联合组建的“民主力量联盟”，提出修改宪法、实行多党制、举行竞争性选举等要求。1990年1月—3月，经过两轮圆桌会议，保共同意了反对派的要求。1991年10月在保加利亚举行的新一轮大选中，由保共改组而来的社会党遭到惨败并被彻底赶出政府。自此，保加利亚政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44］

1702990722

1702990723 戈尔巴乔夫原本希望通过“不干涉主义”，或是一种在他看来用意良好的“干涉主义”，促使东欧各国接受“新思维”，将公开性和多元化奉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原则。然而，事与愿违，在东欧，无论是每每走在改革前列的国家，还是始终故步自封、拒斥革新的国家，最终都未能通过改革走出困局。对于这一结果，苏联选择了接受而未予干预。事实表明，一旦莫斯科容忍了任何一个华约国家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他国家都会随之发生同样的变化。这便是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东欧历史呈现出的一幕。

1702990724

1702990725 透过现象看本质

1702990726

1702990727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东欧为何剧变、苏联何以解体的讨论还远未结束。就前者而言，如果仅将目光锁定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动荡迷离的那几年，可以明显看到一个表象，亦即所谓的“循环影响流”效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辛纳屈主义”解开了东欧身上的缰绳，获得了“松绑”的东欧各国最后选择了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回归欧洲的路程；东欧获得自由的结果，鼓舞了一直试图摆脱联邦、寻求独立的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随着波罗的海三国的相继独立，最终一步步地导致了苏联自身的解体。［45］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结论，即东欧剧变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放任自流、未予干涉造成的结果，因此，是他“葬送了”东欧的社会主义，而由此引发的苏联自身的解体，也是他自当吞下的一杯苦酒。不可否认，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引发东欧一系列事件有关，然而，如同美国政治学家亚当 · 普沃斯基所言，苏联干预的威胁构成了对东欧内部发展的一种约束，但它仅只是一种约束，是“承受水压的堤坝”，当堤坝溃决时，水就会一泻而出。约束是外在的，而动力则是内生的。［46］

1702990728

1702990729 因此，透过表象，应当看到东欧剧变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这种逻辑——从前文对历史线索的梳理中不难看出——与苏联长期以来对东欧所实行的政策不无关系，甚至是直接的关系。择其要者而论：

1702990730

1702990731 首先是斯大林时期强迫东欧采行统一的苏联模式、禁止各国探索符合现实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这一政策是导致此后四十余年东欧政治发展崎岖曲折的根由。如上所述，苏联模式是苏联强化对东欧控制的一个工具。且不论这一模式本身所固有的疾病和内在的缺陷，［47］仅只这种简单外科移植的方式本身，就很可能引发持续不断的后遗症。诚然，历史不可逆推，但不妨设想，倘若40年代末斯大林没有将其模式强行输出到东欧，如果东欧的人民民主道路能够顺其自然地走下去，那么战后的东欧很可能走上一条更符合自身特殊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也可能不是，但无疑将是符合东欧多样性特点的，因为1945年以后东欧各国渴望实现的愿望是变化多样的，这种多样性自身便是一种复杂的现代化方式的潜在保障。

1702990732

1702990733 其次是屡屡阻断（甚至不惜以武力的方式）东欧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尝试的问题。在东欧，由苏联模式引发的危机几乎从其引入之时就开始显现。梳理1945—1989年间东欧社会主义所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出，战后东欧的全部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部对苏联模式从机械植入、调整适应、排异反抗、重新解释到最终弃离的历史，是一部危机——改革——危机交错更替、循环演进的历史。从长远来看，苏联对东欧改革的遏阻政策结果造成苏联模式的弊端在东欧不断地放大，进而引发的各种矛盾持续地累积。换言之，“堤坝”中的水越涨越高，却找不到引流的出口，以至最后危机已无法在现有制度范围得到解决。

1702990734

1702990735 再者是苏东关系严重不对等的问题。众所周知，东欧的地缘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始终是将其视为保障自身西部安全的屏障地带，确保东欧始终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确保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一直是苏联对东欧政策的两大支柱，而支撑这两大支柱的“基座”便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建立起的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都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联盟结构”，或称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以苏联为圆心，东欧国家为圆周的形式来运作的。与通常国际政治上所讲的联盟结构不同，在这一联盟中，“非对等”是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苏联与东欧各国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构成了这一结构的基本内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非对等性既使苏联得以在双方联盟结构存续的四十余年间，维系了对东欧的控制，同时也激化和加深了东欧民众的反苏情绪，并推动东欧最终摆脱了苏联、脱离了社会主义体系。

1702990736

1702990737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苏联共产党对东欧各国党的控制的问题。我们知道，苏共与东欧各党间这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早在共产国际时期就已形成，战后双方国家关系也是在这种党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的结果。苏联正是借助对各国党内精英的控制来实现对整个东欧的控制的。对于东欧各国党内精英而言，其命运和前途，首先取决于是否服从或忠诚于莫斯科，而非其国内民意，这样便造成了各国党成了苏联与本国民众之间的一道“缓冲”，政治精英们成了苏联在本国的政策执行者，久而久之便形成一个为苏联和苏联党的利益而非为本国劳动人民代言的特殊阶层（或特权阶层）；同时，由于党对国家权力拥有绝对的垄断权，权力的竞争过程便出现在党的机体之内，于是便出现了一党制下林立党派间的持续不断的隐性对抗和竞争，从而又使这个阶层缺乏团结与统一。东欧剧变的事实说明，这样一个阶层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是没有自我捍卫能力的。事实上，在剧变发生前夕，东欧各国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但都具备了一种共同的、能够促成“一推即倒”的因素，这便是：无论哪国的民众，对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与状况均深感不满，他们渴望不适合它们国情的斯大林模式能发生根本的变革。造成人们不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主要仍是由于长期实行斯大林模式而导致政治民主遭到破坏、社会主义理想与意识形态承诺同具体现实之间的日益拉大的差距，这些，无疑是最为深层的原因。

1702990738

1702990739 东欧剧变已过去了20年，以民主化、市场化、欧洲化为目标的转型也已经过了20年，今日东欧较之此前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着崭新的现代化目标迈进的转型仍将会在未来很长时间继续主导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各国未来如何，依然是一幅有待东欧人民自己用心绘制的画卷。

1702990740

1702990741 ［1］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名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中译文参见《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3—88页。

1702990742

1702990743 ［2］　依照牛津大学蒂莫西 · 阿什教授的说法，这一过程在波兰用了10年，在匈牙利10个月，在东德10周，在捷克斯洛伐克仅10天，而在罗马尼亚，“历史的结束与圣诞节当日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处决一同到来”（参看Timothy Garton Ash，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New York: Random Press, 1990）。

[ 上一页 ]  [ :1.70299069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