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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农业企业推行承包制。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农业的改革，要“为用经济手段进行经营管理开辟天地，大大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性，提高它们对最终成果的利益的关心和责任感”。［14］改革的主要途径是推行完全经济核算制、集体承包和家庭承包制。关于这一点，他在1987年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举例论证实行承包制后效益大大提高的情况。如佩塔洛沃区的农庄和农场的8个畜牧场在1987年初实行了家庭承包，在5个月的时间里，用同样多的饲料使牲畜重量增加1倍，每昼夜达800—1000克。该区近40%的大田作业改为小组劳动组织形式。春播6天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平时15—18天的工作量。区组织和农庄、农场的领导人不再用发布命令和指示，也不再用对工作进程进行严格监督的方法进行领导工作。又如，布列斯特州布列斯特区纪念伊里奇集体农庄是个落后农庄，两年来，组织了一个6人承包小组，这个小组承包了100头奶牛、50公顷牧场。这两年来，每头奶牛的挤奶量从2917公斤上升到5580公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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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七大之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制开始在各种正式文件中具有合法的地位。1986年3月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国农工综合体经济机制的决议》中规定，允许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在种植业和畜牧业中采用家庭承包和个人承包制，并把它作为集体承包制的一种形式。1988年5月26日通过的《苏联合作社法》中规定：集体承包或家庭承包是农业企业内部生产——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1988年1月公布的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草案》，是苏联继1935年和1969年先后通过的第三个《集体农庄示范章程》的草案，已由第四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通过。该草案对1969年的章程作了很大修改。从农业体制改革角度看，主要变化反映在：恢复了集体农庄的合作社性质。章程草案明确规定，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合作社形式；国家对农庄的经济领导，由过去通过一系列以指令性指标为基础的行政强制方法改为通过经济杠杆和刺激施加影响的经济方法，集体农庄成为在完全独立自主和自我管理的条件下的农业企业；章程草案第26条还明确规定：“集体农庄采用集体承包制作为劳动组织和劳动刺激的基本形式，同时还可采用家庭承包、个人承包和其他承包形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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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承包制发展为租赁承包，这是承包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农业中的集体承包还是家庭与个人承包，承包人的自主权是很有限的，即只是有权自主安排生产活动，而生产资料和生产的产品仍直属于农庄、农场，承包人无权独立支配。土地虽固定给承包人，但时间短，承包人不可能对改良土壤有兴趣，而是只顾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简言之，承包制尚难以使承包人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从而也难以克服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弊端。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把农业中的承包制分为集体承包、租赁承包、家庭承包和个人承包4种。后来，戈尔巴乔夫越来越重视租赁承包。他在1988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有关租赁承包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租赁承包是较为彻底的一种承包形式，因为租赁承包人租赁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时间长，25—30年，有的甚至达50年，这样，租赁者就会关心对租赁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并会关心生产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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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各种形式的租赁承包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发展。截至1991年3月1日，苏联实行内部租赁承包的农庄、农场共有31882个，占农庄、农场总数的61%，实行内部租赁承包形式的农庄、农场在某些共和国中更为普遍，如哈萨克和土库曼分别高达93%和90%。与此同时，私人农场（家庭农场）也有了发展。到1991年3月1日，按各共和国已有的私人农场数量计算，居第一位的是格鲁吉亚，有20750个，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联邦，有8931个。在全苏每个私人农场平均占用的土地面积为22公顷。私人农场共占农用土地面积为102.3万公顷，仅占全苏农用土地面积0.17%。［17］当然，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农业的改革，还涉及其他方面。后来，随着农业问题的日趋尖锐，使得市场的食品供应更加紧张。针对这一情况，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解决农业问题三项基本政策：“第一，应当在完全自愿选择的基础上，给农村各种经营形式以充分的自由。第二，确立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合理交换，这种交换将会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促进农村振兴。第三，国家应当最大限度地促进解决农村的迫切问题，首先是为我国农民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只有这三点能使农村获得复兴并使国家的食品得到保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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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有制理论在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变化，亦力图加以改善，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建立起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更没有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社会的主人，这都成了难以实现的空话，这是严重影响广大劳动者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苏联长期来存在大量旷工、怠工的主要原因。据苏联报刊透露的材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每年因旷工、怠工与停工造成的工时损失约占全国总工时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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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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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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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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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共产党人》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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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苏）《劳动报》1983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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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苏）《共产党人》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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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陆南泉：《西方学者评安德罗波夫执政后的苏联经济》（见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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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转引自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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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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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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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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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苏）《文学报》198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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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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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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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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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苏）《经济报》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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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世界经济》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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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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