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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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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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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以下两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与必要性和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一些观点的材料，除了脚注注明的外，笔者引用了苏联学者有关介绍（见（苏）马拉菲耶夫 · А · Н · 著，马文奇等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理论今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8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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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转引自陆南泉等编著：《苏联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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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628—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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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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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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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参见（苏）巴秋林 · A · 著，陈慧等译：《计划经济管理方法》，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3、136—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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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苏）《经济报》1979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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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苏）《新时代》198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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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90．为什么说中国改革开放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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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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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同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经过克服“左”、右机会主义路线，最后才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艰难，丝毫不亚于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如果说从1911年算起，到1935年最终找到正确领导的话，经历了24年的时间；如果从1921年算起的话，则经历了14年的时间。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1949年算起，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则经历了几乎30年的时间。在这3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由遵循新民主主义论到放弃新民主主义论，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到着手探索自己的道路；在探索自己道路时，原以为自己找到了正确道路，但实际上又不自觉地步上了苏联走过的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战略”的老路；紧接着，满以为我们在吸取苏联教训，“反修防修”，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最后“创造”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革命形式，实际上又不自觉地步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和战后意识形态大批判以及“草木皆兵”、大搞阶级斗争的老路。3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艰苦探索，作出了种种巨大努力，其间也取得了不少调整和局部改革的重大成就，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严格说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最终都没有摆脱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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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峰回路转，找到正确途径，把中国建设的列车开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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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这些突破，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一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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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对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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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正像布哈林所说，是逐渐趋向缓和的。但是，斯大林却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对立面的斗争”；否定统一性，把斗争性片面化、绝对化；同时，又几乎把所有矛盾斗争都解释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1927年底—1928年初因计划和管理错误而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将其直接原因解释为“富农捣乱”和阶级斗争激化；对1928年春主要由偶然技术原因而引起的沙赫特煤矿事故，斯大林却解释为是资产阶级专家同国际资本勾结，而向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严重进攻”，导致进行了50天审判，最后5人被处决、40多人被判刑的“沙赫特事件”。从此，便开始了对“富农”和资产阶级专家、知识分子连续不断的斗争。此后，继续扩大阶级斗争，不仅把同党内一系列反对派的分歧和争论统统视为阶级斗争，还把同老布尔什维克、被列宁称之为党内“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的意见分歧同样看成阶级斗争；不仅把文化界、学术界人们所持的不同文艺思想和学术观点一律政治化，上升为阶级斗争，还把经济领域和工业战线在“大跃进”、劳动竞赛中，因设备超负荷运行而发生的机器损坏、残次品增加，统统视为“人民敌人”的“破坏活动”。这样，草木皆兵，敌人越抓越多，最后发展为30年代的“大清洗”和战后持续进行的一系列政治镇压运动。斯大林这样搞的社会主义，就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连续不断进行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政治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大批判、大斗争。原本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就在《论合作社》中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即应由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方面，即经济建设上来。［1］但斯大林当政后，却把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实际上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搞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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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尽管在社会主义探索中作出了种种努力，也曾多方致力于经济建设并取得重大成就，但在1957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也基本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自觉地采用了斯大林的这一社会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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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吸取了苏联和中国的深刻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提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方针发生战略性转变，可以说是对苏联模式的一个巨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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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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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斯大林提出的完成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即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并在1936年的宪法中对此作了郑重宣布。按照这一基本思想，仅仅过了三年，在1939年的联共（布）十八大上，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国家了。［2］斯大林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实行共产主义“完全可能”，［3］因此，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当苏联还处于国民经济大破坏状态时，斯大林就宣布要进行一系列“共产主义建设工程”。按照斯大林这一思路，赫鲁晓夫进一步宣称，苏联要在20年内（1960—1980）建成共产主义。赫氏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虽然有所保留，但仍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整个苏联时期，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几乎所有脱离现实的“左”的倾向，大都源自这一“超阶段论”的思想。仅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例，提出达到“发达社会主义”的前提，其“经济条件”，是要求“具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达到“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度发展”；其“社会政治条件”，是要求有“成熟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共同体”业已产生，“民族共同体”的友好关系已“牢不可破”；而“发达社会主义”的文化条件，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得到“普及和树立”。这些脱离苏联社会现实状况的要求，实际上掩盖了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端和危机，延误了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从而酝酿了未来更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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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曾接受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继“三大改造”后立即倡导并发动了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是把人民公社当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提出来的，因此就出现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口号，认为通过人民公社的“金桥”，离实现共产主义已近在咫尺了，只要几年时间就可到达。如果说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建成”，是从1917年夺取政权到1936年，是经历了19年的话，我们宣布实现社会主义，则仅仅经过了从1949年到1956年，花费了7年时间；如果苏联宣布从“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的1936年到赫鲁晓夫宣布实现共产主义的期限是1980年，前后为44年，我们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建立人民公社和“不太遥远的”共产主义，时间则缩得更短。后来我们的说法虽然大大后退了，放弃了那种过火的狂热宣传，但对社会主义阶段性问题并没有清醒和明确的认识。从1958年到“文革”期间，康生、张春桥等人对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仍不断进行狂热宣传，并一度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从这种情况来看，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阶段性的标定还是蛮高的，尽管不像当时苏共那样，明确确定为“发达社会主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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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从来主张“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采取这些“左”的办法，“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4］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明确确定为“初级阶段”，这才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切实明确了当前阶段的历史任务。我国各种文献和著作对“初级阶段论”作了大量阐述，但无论怎么说，归根结底，它是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创造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思想的吸收和继承，是对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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