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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列宁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杠杆，用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际上是提出了商品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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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而也取消商品市场，完全把苏联经济纳上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斯大林采取的是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体制，他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将商品、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胎记”。这固然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渊源，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反商品、反市场关系传统，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俄国民粹主义所继承，变成一种反资产阶级性的、反商品市场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斯大林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祖训”超越历史条件地作了僵化的教条的理解，一方面又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反商品思想传统，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他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集中反映了出来。他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有限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严格限制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因此他反对利用商品货币杠杆，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范围。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于从3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正是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使苏联经济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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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睿智在于，他敢于冲破从苏联到中国几十年赋予计划经济以社会主义属性这一“铁律”，把市场和计划看做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既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大胆的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既适应于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也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将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便于吸收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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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对斯大林体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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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过去人们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时，只知道社会主义要消灭、埋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很少有人懂得，这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表层、一个片面。马克思主义不仅讲到这一面，还讲到社会主义是从高度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搞社会主义原是离不开资本主义的，这种“离不开”，正像建造一座高楼大厦离不开“地基”一样。所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纯粹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更不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共戴天”的关系。要知道，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同时还是互相依存的、“互相补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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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必须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但是，社会主义实践所遇到的问题却是，它是首先在俄国和中国这样半东方或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出现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这个实践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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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应普列汉诺夫的请求，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对俄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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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言简意赅的回答中，要害是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要“双方互相补充”，而“相互补充”的前提，是西方能响应俄国革命，给俄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提供援助，使俄国得到其国内所缺乏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以此来补充并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问题。其更深层含义，实质上还包含着俄国“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相互补充”。但是，西方并没有 响应俄国革命的“信号”而发生革命，因此，不可能通过西方无产阶级之手来援助俄国革命，不可能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给俄国的社会主义以补充，这样一来，怎么来弥补并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问题呢？这正是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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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致力于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他强调：“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他用“公式”来表达这一看法：“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0］这样，列宁就在理论上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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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上，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至市场来发展经济，也是着手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列宁晚年曾经说，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认真的”，这就是说，新经济政策要利用资本主义经过一个相当长阶段的发展，才能在未来把一个“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11］但是，列宁没有能把自己的思想变成现实，就过早地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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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接手列宁的权力之后，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思想，看不到社会主义离不开资本主义的遗产，社会主义具有对资本主义的继承性、一致性的一面，而只看到社会主义要取代、消灭资本主义，因而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和对抗性。斯大林在理论上走向片面性的同时，在实践上又很快取消新经济政策，立即向资本主义发起了“全面进攻”，截断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斯大林把这一理论和实践的错误灌注在苏联模式，一直影响到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数十年，对中国的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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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其伟大革命家的无比胆略和高超智慧，在实践中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他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世界的广大范围内，吸收了经济现代化领域的诸多宝贵经验，既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经验，也包括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有用的经验。这里最根本的，是正确处理好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把资本主义看成处处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祸水，而是在看到二者相对立、相矛盾一面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看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双方”的“互相补充”，因此，大胆利用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包括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股份制、银行、股票、证券等。过去，人们向来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立（许多人没领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相继承，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补充的一面），从斯大林起，仅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同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搞纯而又纯的、100%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生产关系领域追求大而公、全民所有制，而且在思想意识、上层建筑领域大搞100%的“布尔什维克化”，要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思想、中间思想形态。影响到中国，就是要完全地、彻头彻尾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绝”资本主义的“种”；把“小资产阶级”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不承认“小资产阶级”思想形态的存在。在思想领域，倡导“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等。过去，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总是“连体婴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也是“水火不容”。邓小平同志以其无比的胆略和智慧，突破了这一思想框框，把市场和计划看成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既然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大胆的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契合点”，恰当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用先前被认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惯常采取的手段和方法，来给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这既适应了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使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这样，尽可能利用人类文明包括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就大大突破了过去仅仅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看做对立、对抗的黑白二元思维模式的苏联传统体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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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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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同志就以他对苏联和中国以往体制模式的深刻认识，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高屋建瓴地思考和设计中国改革的。他深刻认识到，体制模式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和兴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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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就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2］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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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85年8月接见姆加贝时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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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深刻的论述可以看出，在他进行改革思考和设计时，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苏联模式属于“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从中国和苏联的体制、模式和制度的层面上，着眼改革并进行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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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着眼于体制模式，就是从整体上、战略上、全局上着手改革的。邓小平同志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15］这就是他进一步指出的，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在1986年有关谈话中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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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给政治体制改革设置的目标，就是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17］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极为复杂、极为繁难，需要较长时段实现的事情，加上1989年北京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苏联剧变，致使邓小平同志在世时对此尚未大步落到实处，但他提出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最终目标，已使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斯大林体制划清了界限，并实现了本质上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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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外的其他领域的改革，如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18］。他虽然没有直接谈到“文化体制改革”，但他讲到要清除行政管理中的“封建主义残余”时，曾提出应根除的“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19］在这里，他实际上是把“文化体制改革”包括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中讲的，用他当时的提法就是，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20］，这实质上就是讲文化体制改革：在这里，不是指各个具体文化艺术门类的局部改革，即“小文化体制改革”，而是指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大文化体制改革”，即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或者说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对其管理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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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邓小平同志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一系列改革，包括对内、对外总体战略的整体改革，就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是一个不同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一个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无疑是对此前世界存在的唯一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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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 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更加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整体上推向了新的阶段。在这里，必须强调说明，上述这些创新理论同斯大林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理念——脱离现实可能条件的发展；一切从国家出发，从强“国”观念出发，而不以“人”为念、不“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不是以市场驱动，而是以阶级斗争、社会运动为恐吓机制推动建设和发展的错误方针——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党的这些创新理论，同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所提供的建设实践，是有本质不同的。这更进一步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性地突破了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更大踏步地走上了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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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与其有质的不同，就不能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当前有些人却没有把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思想理论，关于中国改革的整体思想体系和模式设计，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看成一个统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视做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将二者分离开来，加以割裂。他们用置换概念的手法，把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混同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框架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将二者等同起来。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比较完整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1］我们今天应该用这一标准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不应该再继续使用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标准，即“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计划经济等等，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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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当前，正当我国的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有人却利用各种机会在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问题上做文章，无视邓小平同志有关苏联体制模式的一系列言论，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这一事实，千方百计对它加以颂扬，这实际上是同我国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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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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