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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同志就以他对苏联和中国以往体制模式的深刻认识，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高屋建瓴地思考和设计中国改革的。他深刻认识到，体制模式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和兴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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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就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2］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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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85年8月接见姆加贝时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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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深刻的论述可以看出，在他进行改革思考和设计时，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苏联模式属于“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从中国和苏联的体制、模式和制度的层面上，着眼改革并进行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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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着眼于体制模式，就是从整体上、战略上、全局上着手改革的。邓小平同志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15］这就是他进一步指出的，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在1986年有关谈话中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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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给政治体制改革设置的目标，就是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17］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极为复杂、极为繁难，需要较长时段实现的事情，加上1989年北京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苏联剧变，致使邓小平同志在世时对此尚未大步落到实处，但他提出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最终目标，已使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斯大林体制划清了界限，并实现了本质上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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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外的其他领域的改革，如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18］。他虽然没有直接谈到“文化体制改革”，但他讲到要清除行政管理中的“封建主义残余”时，曾提出应根除的“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19］在这里，他实际上是把“文化体制改革”包括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中讲的，用他当时的提法就是，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20］，这实质上就是讲文化体制改革：在这里，不是指各个具体文化艺术门类的局部改革，即“小文化体制改革”，而是指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大文化体制改革”，即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或者说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对其管理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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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邓小平同志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一系列改革，包括对内、对外总体战略的整体改革，就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是一个不同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一个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无疑是对此前世界存在的唯一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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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 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更加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整体上推向了新的阶段。在这里，必须强调说明，上述这些创新理论同斯大林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理念——脱离现实可能条件的发展；一切从国家出发，从强“国”观念出发，而不以“人”为念、不“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不是以市场驱动，而是以阶级斗争、社会运动为恐吓机制推动建设和发展的错误方针——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党的这些创新理论，同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所提供的建设实践，是有本质不同的。这更进一步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性地突破了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更大踏步地走上了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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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与其有质的不同，就不能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当前有些人却没有把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思想理论，关于中国改革的整体思想体系和模式设计，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看成一个统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视做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将二者分离开来，加以割裂。他们用置换概念的手法，把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混同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框架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将二者等同起来。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比较完整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1］我们今天应该用这一标准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不应该再继续使用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标准，即“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计划经济等等，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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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当前，正当我国的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有人却利用各种机会在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问题上做文章，无视邓小平同志有关苏联体制模式的一系列言论，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这一事实，千方百计对它加以颂扬，这实际上是同我国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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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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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108、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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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斯大林文集》，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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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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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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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龙闪：《苏联模式与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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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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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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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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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29、6页；第34卷，第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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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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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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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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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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