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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是苏联体制的“基因”缺陷。但是“基因”并不完全决定寿命的长短，问题在于是否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发展适时进行改革。在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的29年中，苏共也先后对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改良和政策调整，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有了一些扩大和改善。但是他们的改革和改良基本上没有打破原体制的框架。在政治体制上，党权高于一切、不受限制的框架没有改变；党内外监督制度和机制薄弱的状况无大改变；普遍实行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民主选举流于形式的状况没有改变；国家安全机关过分干预社会和党内生活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领导人的个人集权、个人专权问题没有从制度上解决。思想意识领域中实行一元主义、文化专制、扼杀自由的情况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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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和体制的状况同外部世界的民主化进步潮流，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同苏联广大民众要求民主、民富的愿望极不适应。它说明，苏联面临的是体制、模式转型的客观要求。但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就丧失了进行重大改革的时机，甚至连“改革”的词句也不提了。他们琢磨出一套新的“理论”，叫做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又称“成熟的社会主义”。而“成熟”一方面意味着在旧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钝化和缓冲，又意味着党和国家对社会、对民众控制精致化了，增强了。因此，它在掩饰和净化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新的矛盾，潜伏着新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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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官僚特权阶层压制和扼杀改革的理论。这个阶层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利益攸关。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不思改革、反对改革，在“稳定”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旗号下压制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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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0年代下半期，苏联对外军事扩张到了顶峰。但此时也是貌似强大的苏联帝国迅速走向衰落的开始。苏联体制就像其最高执政者一样，老态龙钟，百病丛生，活力丧失，潜力用尽。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就是最主要的症状，不过还不是唯一的症状。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最为严重的是广大民众同执政党已经离心离德了。有民意调查表明，80年代，苏联工人有一半对自己生活不满意，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很不满意、不完全满意、不满意”者占2/3。［1］而其突出的政治表现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个运动包括几支分流：要求民族自主权，甚至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求信教自由的宗教运动；要求摆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工会运动；共产党内要求“彻底批判斯大林主义”，扩大党内外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运动；要求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多党制的“西方派”运动（又称人权运动）等。“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苏联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现状、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改革的迫切要求，说明苏联体制积弊甚重，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了，不改革苏联的体制的确是死路一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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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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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理上和后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来看，不改革是等死，但改革不能说是“找死”。改革是振兴社会主义、恢复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然而改革确实难度极大。这不是小修小补的改革，因为“成熟”本身就说明在苏联旧的体制内已没有多少改革的余地了；这必须是体制和模式转换的重大变革，因而并非易事。它既要同国际社会接轨，纠正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差错，又要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既要改变苏共一党“垄断”全部社会权力的不正常状况，又要在改善党的领导中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如何把握好其中的结合点和度，的确需要有极高的理论水平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如何做到既要逐步消除官僚特权阶层——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建立党和民众的紧密联系问题——又要组织起支持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骨干队伍，这几乎是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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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以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例，分析一下以上提出的一些难题。大家知道，不论在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改革涉猎不多。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先抓经济改革，但遇到很大阻力，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这样，1988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是，推行“民主化”和“多元化”，具体做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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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破除苏共原来的舆论一律、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制度本来没有错；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这无疑是对的。但由于戈尔巴乔夫在采取对新闻、舆论工具“开禁”的方针时，没有注重相应法制建设，往往处于失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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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如何把坚持苏共的领导与改变苏维埃的“橡皮图章”的形象，赋予其权力机关的地位，即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结合起来，是一项改变党独揽全部权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性措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绕不开的难题。把改革重心转移到政治体制方面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把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武装起义决定前的这一口号重新提了出来，意在把国家权力重心从苏共党的系统转移到苏维埃。戈尔巴乔夫这样做的本意是让人民代表具有真正的权利，真正体现当家做主。但苏维埃一时难以担负起权力中心的任务，而同时党的权力又被削弱，从而，国家丧失了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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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民主化”、“多元化”的口号下，苏联社会出现了大批“非正式组织”，至1990年8月，具有政党性质的这种组织就有900多个。他们大多主张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在党内外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后退了，并随着权力斗争尖锐化，戈尔巴乔夫地位不断削弱，他最后被迫从宪法中删除了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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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组织制度，苏联在实践中出现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这使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成为党恢复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没有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结合点，造成两大致命的恶果。一是党内派别化，二是党的联邦化。苏共二十八大强调：“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这等于砍断了民主集中制这根维系国家统一的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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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整个改革的重心转到政治体制，加上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失误，苏联经济连年滑坡。1990年出现了和平时期的第一次经济负增长，商品奇缺，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笔者当时正在苏联做访问学者，亲临其境，看到的是商店货架空空；货源充足的就是俄罗斯传统工艺品“小套人”。这些“小套人”一排排站着，以忧郁的目光望着待购商品的长长的队伍……苏联媒体普遍认为“苏联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政府领导人公开警告，“国民经济正在加速崩溃”。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对改革寄予厚望的苏联民众完全失望了，改革的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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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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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和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说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有步骤有规划地推进以民主化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是“找死”，而是振兴社会主义，使其充满生机活力，从而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让这种改革长期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就会窒息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使执政党陷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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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的改革是从解决高层政治权力、组织问题和思想路线开始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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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至今仍有一定市场，即苏联的改革是从政治体制开始的，而中国则相反，中国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这都不符合两个国家改革的历史事实。恰恰相反，苏联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4月，他代表苏共中央提出以“加速战略”为核心的施政纲领，开始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未见成效。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官僚特权阶层阻挠的结果，于是在1988年，即戈尔巴乔夫执政3年之后才将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领域。中国则相反，中国的改革是从政治、组织、思想领域启动的。这段历史，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是熟悉的。没有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而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使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万里等同志先后进入高层领导核心，中国的改革就无从谈起；没有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无法启动中国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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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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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界、学术界有一个看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在重点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对原来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改善也一直进行着。和改革前相比，我国的政治体制也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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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善，党的执政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执政方略进一步完善，执政体制进一步健全，执政方式更为科学，执政基础更为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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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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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权力的交接走向制度化、正常化，最高领导核心中改变了第一把手个人说了算的个人专权状况，集体领导制度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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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治体制的关键环节——干部制度的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干部选任制度、管理制度中的民主因素有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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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制度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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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和保护人权有了重大进展，特别是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了新修改的宪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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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信息化、互联网化的推动下，公共权力的社会化在发展，人民的知情、选举、监督和参与管理等基本的自由民主权利得到强调，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有了一定的提高。“文革”中走过来的人几乎都会说，其中有的进步确实是改革前连想都不敢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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