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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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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权力的交接走向制度化、正常化，最高领导核心中改变了第一把手个人说了算的个人专权状况，集体领导制度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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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治体制的关键环节——干部制度的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干部选任制度、管理制度中的民主因素有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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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制度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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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和保护人权有了重大进展，特别是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了新修改的宪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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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信息化、互联网化的推动下，公共权力的社会化在发展，人民的知情、选举、监督和参与管理等基本的自由民主权利得到强调，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有了一定的提高。“文革”中走过来的人几乎都会说，其中有的进步确实是改革前连想都不敢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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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国政治体制的重大进步和变化保证了中国30年来政局的总体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这说明“改必找死”是缺乏根据的，问题在于改什么、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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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属于渐进式的改革，而且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取得了这方面的“攻坚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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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尚不协调，存在着“滞后”的现象。正是这个“滞后”，成为导致中国目前反腐败任务依然艰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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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正确地去人治、倡法治，不搞政治运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体现得很不够。仔细了解和分析多年来一系列的腐败案件和腐败现象就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便是民主的体制和机制缺失或不健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充分或被违背，广大党员和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还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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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官员腐败下水“前腐后继”？因为民众和党员民主选举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我们现有的制度、条例、规章还不足以落实中央一再主张的选任干部的标准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群众公认”的原则。一个干部的政治素质、品德作风、工作能力、清廉还是腐浊，其周围群众、党员心里最清楚。组织部门在考察和选任干部中是否重用群众心中那杆秤呢？一些单位的民主选举、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实际上是“官选”、“官评”、“官定”。一些在民众中名声不佳者为什么能够官运亨通，一些“带病官员”为何一再得到提拔？一些中高层当权者和各级领导部门中的权势人物为何能够平步青云？因为他们早已离开了“地气”，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早已“管不着”了，群众怎么“公认”？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什么措施？普通党员群众反映、举报，真起作用吗？为什么不少人敢于“顶风作案”？“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怎么结合？以什么为基础？我们制度似未细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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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那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那可能是向社会公开，认真吸取相关党员和群众意见后形成的决策吗？一哄而起的、后来多数被撤销的“开发区”［2］、互相攀比的超标超豪华型的办公楼、培训中心、休闲中心以及不顾客观条件的大广场、大草坪等，有多少是“民心工程”？决策失误和腐败是怎么产生的？糟蹋了多少国家和社会财富、人民的血汗、纳税人的钱？没有民主，能有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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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行政开支占财政开支的比重远比其他很多国家为高？［3］“公务”用车、公款“招待”、出国“考察”的“三公消费”为何长期居高不降？“公仆”们怎么花钱，作为“主人”的广大民众何从知晓？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体制性问题。由此引起的是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的投入严重不足。“三公消费”高估的是9000亿，一般估计是6000亿。不唱高调，一年省2000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2000亿是什么概念？浩大的三峡工程自开工建设至2009年，总投资也就是1863亿元。按一年省2000亿计算，省5年可以抵上1993—2003年全国财政对教育的欠账——9391亿元；省4年就相当于2009—2011年3年的医改的投入（预计为8500亿元）；省1年就够全国农村1亿老人3年的养老金（每人每年660元）！民主监督对民生、廉政意义何等重大。而没有民主监督，一些“公仆”就会成为败家子，“主人”则只能当破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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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党员和民众难以履行民主权利？关键是党务政务的公开性和可见度仍然不高，腐败者往往是专权者，习惯于独断专行，暗箱操作，垄断信息，惧怕阳光，拒绝提高政务可见度。一些“问题官员”正是在不透气、不透光的舞台上干着不光明正大、不敢示人的坏事，步步走向犯罪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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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先后指出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以上情况说明，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一个主要原因是广大党员和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没有得到充分切实的保障，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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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上述腐败问题越来越警觉，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遏制腐败。但反腐倡廉本身就是一场长期的剧烈的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最为突出的是：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在国外被当成最有效的反腐倡廉武器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中国受到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质疑和抵制而难以实施。这不能不使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深深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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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更加坚决积极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来遏制腐败，逐步消除特权，就会重蹈苏联共产党变质、国家制度改变性质的覆辙，那真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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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什么东西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呢？这就是腐败。所以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4］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反腐倡廉“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必须把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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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黄立茀：《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南风窗》2008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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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截至2005年，开发区70%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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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3年日本行政开支占财政开支为2.38%，美国比较高，也只是9.9%，我国是19.03%。此后大约在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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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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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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