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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70 但是，俄共作为执政党，不可避免地要应对执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内外矛盾，才能取得人民大众对其执政地位和治国方略的认同和支持。在俄罗斯的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使斯大林有可能将民众对皇权的无限敬畏转移到对党的无限崇敬和神化上来，而这个党就由斯大林一个人所代表，这样，斯大林就成为党的化身，成为无所不能的“神”，这是苏联20年代末30年代初刮起“个人崇拜”之风的重要认识根源，也是斯大林试图借助个人崇拜以确立党和领袖政治权威、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地位的一种尝试。在倡导民众对领袖盲目崇拜的同时，还需要建立一整套控制社会的威慑机制，既铲除异己，又对民众起震慑作用，于是“大清洗”成了与“个人崇拜”并用的必要手段。一边是盲目迷信，一边是恐怖镇压，表面上看，两者使执政党空前“团结一致”，领袖威望“崇高无比”，党和群众之间“和谐一致”，从而维护了俄共执政的合法性。但实际上留下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的严重隐患。一旦神像倒塌，就会暴露出俄共内部的种种弊端：个人集权、民主缺失、法制破坏、思想僵化等体制性障碍，从而对俄共的执政造成深重的潜在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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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72 （3）后斯大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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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74 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挽救因体制弊端和领袖个人错误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在经济、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例如，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通过对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清理和平反，消除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酿成的严重后果，健全民主法制，消除安全部门的特殊权力等。此外，赫鲁晓夫还通过取消义务交售制、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冻”、取消领导人的终身制、缓和国际局势等举措，改革内外政策，推进国家发展。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为克服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开拓合法性资源的积极之举。但是赫鲁晓夫对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意识，在主观上仍然处于缺失状态。赫鲁晓夫只是对斯大林个人及其做法进行了批评，而并未对苏共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加以检讨。因此，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继续着斯大林遗留下来的政治体制，尽管赫鲁晓夫剥离了体制的残暴性质，但党政不分、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等结构性缺陷没有解决，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突破。总之，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未在真正意义上解决斯大林遗留下来的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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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76 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停滞”、“稳定”而著称于世。李普塞特认为，长期的稳定可以给予一个政治系统以合法性。［11］由此观之，似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事实却与此相反。勃列日涅夫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之后，并未对原先的体制进行过任何改革，反而将原先一些改革成果丧失，这无疑加重了体制性的腐败和危机，也使得以前潜在的合法性危机有了“显化”的可能。只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合法性危机并未爆发，仍然处于潜伏状态，这种情况给人一种“国泰民安”的假象。但这种“稳定”——我们暂且称之为“勃列日涅夫式稳定”——是依靠当时独特的社会结构、体制安排、意识形态的刚性以及苏联和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种停滞下的稳定，犹如地震发生前的寂静，一旦条件成熟，便将以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思改革、僵化保守、老人政治、官僚统治集团以及对外的扩张称霸，这样的内外政策几乎吃空了苏共所有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为其继任者留下的只能是一个难以收拾的政治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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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78 戈尔巴乔夫接过了勃列日涅夫以来所留下的“烂摊子”。面对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陷于枯竭的困境，从理论上讲，他可以通过改革开拓新的合法性资源，以维持苏共的执政地位。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倡导实施“加速发展战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为挽救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所做的努力。然而，正是改革使得长期累积下来的体制性的弊端获得了释放能量的机会，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给病入膏肓的苏联以致命的一击。当戈尔巴乔夫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政治、民族危机，其改革又受到重重阻力，到处碰壁之时，他已无力应对这种局面，于是便把西方的体制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嫁接过来，试图以实行多党制来缓解危机。然而结果是，危机没有得到缓解，苏共的执政地位日趋削弱乃至陷于瘫痪状态，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共产党员对苏共执政丧失信心。“8 · 19”事件标志着苏共的合法性危机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苏共已经走到尽头，它的败亡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苏共的败亡，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和苏联作为联盟国家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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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80 苏共执政合法性意识缺失的后果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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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82 在苏共执政的70多年里，由于长期缺乏合法性意识的自觉，不能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认识自己执政权力的来源，不注重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和培育，不能及时察觉合法性危机的形成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最终导致拥有1900万党员的大党老党一朝倾覆。从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角度来看，苏共执政合法性意识的缺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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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84 第一，执政的共产党要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苏共是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经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取得执政地位的。由于旧俄时代缺乏政治民主，所以共产党只能以严格的甚至极端的集中制组建自己的队伍，并把一切力量组织到夺取政权这一目标之上。革命年代共产党的地位是在野的，党的任务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打碎一个旧世界。然而，共产党一旦夺取政权，党的地位就变了，任务也变了。执政党的任务是要领导国家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富裕，社会得到进步。可是，苏维埃初期面临严酷的国内外环境，迫使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红色恐怖”和“战斗命令制”，镇压一切反苏维埃的活动，直到党的十大通过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规定，以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对付内外敌人的侵扰。如果说这样做在新政权建立初期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苏维埃政权逐步得到巩固，执政的共产党要带领人民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就要建立和健全党内外民主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共产党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认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并自觉地适应这种变化，将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为首要任务的革命党转变为以领导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的执政党。如果说列宁由于逝世太早，来不及完成党的这一角色转变的话，斯大林却根本没有想到要实现这一转变，而是强调要承袭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同敌人、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尽管斯大林也抓工业化建设，实施五年计划，但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国外的帝国主义、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以及国内各种反对派的残余势力，始终强调与“人民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后斯大林时期虽然停止了“大清洗”这类严重践踏法制、破坏民主的做法，但在一党制的条件下，许多人把执政党看做可以获得名利、地位和特权的工具，却从不思虑党的执政地位的安危问题，反映了苏共长期以来由于执政合法性意识的缺失造成对执政理念的重大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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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86 第二，执政的共产党要善于体察民心民意，不断充实和开拓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应该承认，共产党不但从本质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的时候，也都以维护劳动人民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年布尔什维克所以能战胜其他政派夺取政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适时地提出“自由、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共产党执政以后，人民群众要从执政的业绩中，从执政党制定的各项政策中，以及执政党干部、领导人的言行和作风中，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政党在革命年代是“先锋队”，在执政时期未必一定能保持“先锋队”的性质。然而，斯大林在论述苏共的性质时，反复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无产阶级组织形式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却闭口不提在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有效地执掌国家政权。于是，苏共就被制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形象：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永远是正确的，也永远是先锋队，民众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在既定的环境下生活和进行有限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执政党通过国家机关对民众（包括广大基层党员）的政治情绪严密控制，政治生活中出现大量冤假错案，使党和民众间产生严重的隔膜，在民众中普遍产生了一种政治冷漠情绪。民众和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国家、政府的貌合神离和离心离德，构成了一种病态的政治文化环境，这是执政合法性危机的突出表现，苏共对此却麻木不仁。美国学者悉尼 · 胡克的话就是对民众出现政治冷漠现象的忠告。他说：“最明智的政策，在民众的漠不关心或敌意面前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是那些认为必须由职业上明智的人们或专家们来实行统治的人，要是排斥他们的意见，也得冒自己覆灭的危险。”［12］后斯大林时期，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在“公开性”、“民主化”旗号下打开闸门，长期压抑的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犹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水汹涌而出，冲垮了原有意识形态、经济政治体制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的堤坝，民众不再认同苏共的执政合法性，这个百年老党也因此遭到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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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88 第三，执政的共产党要深入研究执政规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改进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学会调适社会矛盾，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革命时期，革命阶级的利益是比较一致的，因而革命党也易于将革命力量统一意志、统一步骤，共同从旧社会统治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可是，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它固然要依靠工人、农民这些基本的劳动者阶级，但不可忽略全社会的普遍利益，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即使工农阶级内部也会不断发生分化，因此，执政党只有承认各种阶级阶层的差别，学会调适社会矛盾，整合各阶层之间的利益，才能协调好党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奠定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可是，从30年代中期开始，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时起，理论上进入一个误区，即“无矛盾、无冲突”论。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说法，“苏联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界限正在消除，旧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于是就造成了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一致的基础。”［13］苏共领导人宣称苏联是一个高度同质的、没有社会与政治分化的、公平的社会，这样就使不满意的意见没有表示的可能，因为在一个公平而又和谐的社会里，任何不满意的表示将都会被认为是反社会的，甚至是叛国的罪行。这样的事例在苏联历史上屡见不鲜，特别荒唐的是，试图通过“大清洗”将各类异己分子消灭，使社会得到“净化”，使社会归于“整体一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苏联政治生活中不可能有政治妥协和协商的应有位置，因为任何妥协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对阶级敌人的姑息，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事实上，社会成员之间一致而又单纯的关系，只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社会假象，并不符合社会的真实面目。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分工，就会存在不同职业、领域、阶层、阶级之间不同的地位和利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党的任务不是闭着眼睛不承认社会差别，更不应运用强力手段人为地消灭社会差别，而应当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前提，在承认差别和矛盾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政策，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促进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才能使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得到培育和增强。苏共合法性意识的缺失造成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政治妥协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矛盾调适机制的缺位，也造成社会政治信息传递系统的扭曲，这是导致苏共垮台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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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90 ［1］　（美）S · M · 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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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92 ［2］　（法）让 - 马克 · 夸克著，佟心平、王远飞译：《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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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94 ［3］　参见列宁著：《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30—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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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96 ［4］　（俄）达耶夫著，刘文飞译：《箴言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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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98 ［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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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200 ［6］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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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202 ［7］　《斯大林致列宁的信》（1917年12月27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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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204 ［8］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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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206 ［9］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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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208 ［10］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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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210 ［11］　（美）S · M · 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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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212 ［12］　（美）悉尼 · 胡克著，金克、徐崇温译：《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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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214 ［1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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