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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叶利钦在自传中详细地谈了领导人所享受的各种特殊服务和优待，如专门的别墅、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适的交通工具。职位的阶梯越高，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克格勃的第九局负责供应这一切。叶利钦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你如要去电影、剧院、博物馆，去任何社交场所，都要先派一个班的军警到那里检查一遍，然后封锁起来，你才能在那些地方露面。不过别墅里就有电影院，有放映员给放专场电影。医疗设施是最现代化的，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影院有各种精美的设施。莫斯科设有为高干服务的特供商店，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送到这里来的都是精选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种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特供商品中最好的东西是药物，这是在专门的车间制作的，经过特殊的医学检验，上面有好几个医生签名。休假时可以挑选南方任何一个地方，那里有专门的别墅，过了假期，这些别墅就闲着不用了。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伊尔 - 64或图 - 134出行的，乘机时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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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高级领导人都有一座甚至几座别墅，有的在莫斯科周围，有的远在南方海滨。斯大林在莫斯科和南方有好几处别墅，有的是他指示修建的，有的是手下主动为他修建的。戈尔巴乔夫调到莫斯科之后，先临时被安置在哥尔克10号别墅，以后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别墅也换了。他自己说，按规定，政治局委员住的别墅要比政治局候补委员或者中央书记的别墅豪华阔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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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特权享受都没有计入领导人的工资之中，他们不需要为此付出一个戈比。这些开支都来自国库，归根到底，都由纳税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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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夕和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倡议国家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他想实现巴黎公社的“廉价政府”的理想。他本人身体力行，他领导的党和政府也曾经为此努力过，可惜在他去世后社会主义政府逐渐演变成了“高价政府”，巴黎公社的原则终于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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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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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编译局编印：《马恩列斯研究》2003年第4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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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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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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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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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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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俄共中央通报》1922年第8期，第11—12页。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рсск. 1993. 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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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ЦГАОП, Ф. 1235, ОП. 133, Д. 11, Л. 28, 30. 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рсєк. 1993. 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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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斯维特拉娜 · 阿里卢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外文出版局研究室编印：《国外作品选译》第3期，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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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费 · 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13—6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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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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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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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98．苏共党内实行怎样的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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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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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也面临着如何监督权力、防止官僚主义和权力滥用的问题。列宁重视监督工作，初步建立了党内监督机制。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的监督机制越来越离开了原来的轨道，失去了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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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监督思想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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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进行监督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必不可少的。列宁监督思想的核心是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列宁最初设想通过人民对国家公务人员的选举与撤换实施监督，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提出“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把国家的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1］使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从人民的“老爷”变成人民的“公仆”，使国家机关真正成为高效、廉价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实现人民主权，实现人民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便广泛推行工人监督。列宁也重视监督机制的建设，1918年5月成立了专门实施监察职能的国家机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这一部门当时的职责是监督、检查国家机关对决议和命令、计划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其工作作风。但是，这一机关并没有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1919年5月，又在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下设立了中央申诉局和地方分局。1920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列宁想让工农群众监督国家机构，检查国家机关的工作，学会自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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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群众直接选举领导人，还是直接监督国家机关，都没有真正实现，列宁对此解释说：“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2］党代表人民成了国家的管理者，工农群众不能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因此，列宁转而注意在体制上保障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1920年9月，苏俄开始转入和平建设，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建立监督、检查制度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应当有权接受和协同中央委员会审理一切控诉，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的代表大会。”［3］俄共（布）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则是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组织局，只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列宁把中央监察委员会置于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地位，由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足见列宁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地位与作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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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其任务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散布毫无根据的侮辱党或个别党员的谣言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流言蜚语的现象作斗争。”［4］中央、区域和省的监察委员会分别由全国代表大会、区域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党委会委员，也不得兼任负责的行政职务。监察委员会与党的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同级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监委委员有权出席同级党委会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以及同级党组织的其他各种会议，并有发言权。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级的委员会必须执行，不得加以撤销。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交联席会议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以提交代表大会或同级代表会议解决。这标志着俄共（布）党内独立监察制度的正式建立。1922年3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的决议，重申了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督权的各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监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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