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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民众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领导苏联走出困境，在改革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监督机制建设。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任何一个党组织，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不能不受监督，但他行动迟缓，直到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才提出建立一个隶属于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的、统一的国家—社会监督体系。会议决定成立苏共中央监察和检查委员会。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确定党的监督机构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不得兼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或担任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监督苏共中央及其机构对民主原则的遵循情况，采取措施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压制批评、滥用职权等现象。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有权参加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委员会的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有权出席政治局及苏共中央其他执行机构的会议。戈尔巴乔夫似乎恢复了列宁时期的监督体制，但是，此时苏共的威信已严重下降，地方分离主义兴起，苏共已无法对国家实施有效的领导，迟到的苏共监督体制已经无法发挥任何作用了。1991年“8 · 19”事变后，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自行解散，这一建议被苏共中央书记处接受。苏共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党的监督机制在制约高层领导的行为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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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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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共党内监督机制的发展与演变中我们看到，苏共在长达70多年的执政时间里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切实有效的监督体制，党内的民主与监督机制对于高层领导的决策和行为基本发挥不了作用，这是苏共犯错误、走弯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苏联共产党直接领导党和国家的一切事务，因此，在党的监督机制不起作用的同时，国家监察体制也没有独立发挥过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从客观上看，苏联缺少民主的传统，个人的自主性、公民意识缺乏，他们更希望出现一位好皇帝，而不是自己对社会发展起主导和推动的作用。更主要的还在于主观方面，布尔什维克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国家机器的制度设计中，缺少对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的意识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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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最高领导人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列宁打算建立包括最高领导人都毫无例外接受监督的监察体制，但是，列宁没来得及把他的设想变成现实就病逝了，苏联的体制实际上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斯大林的领导风格与列宁不同，在掌握最高权力的过程中，斯大林强调的是集中、统一、纪律和服从，他把党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强调党是意志的统一，他形象地把党看成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斯大林一再强调，“应当采取措施，使政治局各个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会议上发言时不说出任何离开党的路线、离开中央和中央各机关的决议的话”，“应当采取措施，使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刊物，无论是报纸或杂志，都完全执行党的路线和党的各个领导机关的决议”，“应当规定特别办法（直至取消中央委员资格和开除出党）来对付那些企图泄露党、党中央、党政治局的决议的机密的人。”［11］他认为党内民主并不是让广大党员干部参与有关党的方针政策的讨论，而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12］在党内与斯大林意见不同的同志都受到了批判和处罚，失去了发言权。斯大林改变了党的政策的广泛的公开性，强调保密，广大党员干部失去了知情权和监督权。在20年代末，苏联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国家的代表，监督机制对他不可能起作用。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虽然比斯大林重视监督机制的建设，但他们（包括戈尔巴乔夫）同样在思想上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监督机制仍然是对下不对上，监督机制对于掌握实权的领导仍然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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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联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干部任命制度，是监督机制失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斯大林开始，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其成员不再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监督者的权力都来源于领导者。这种被监督者领导着监督者来监察自己的体制，使监督者笼罩在被监督者的权势之下，监督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掌握着各种资源的干部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逐渐成了特权阶层，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不仅如此，监督机构本身也逐渐官僚化了，也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苏共并没有随着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扩大他们的民主权利，公民的选举权实际上变成了无足轻重的投票权，公民无法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到苏联解体前夕，有85%的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的是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民众自然要抛弃这样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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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苏联单一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社会结构的单一性，使苏联社会缺少监督的力量。从2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成了苏联党和国家唯一的最高决策者，他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改变了党代表大会确定的新经济政策，建立了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以指令性计划为手段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社会只存在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加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活动空间，依靠国家生活，各级领导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不敢对之进行监督。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说的那样，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在苏共包办一切的情况下，社会不存在任何批评机制，一旦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或领导人出了问题，就难以得到纠正。有人说戈尔巴乔夫背叛了社会主义，搞垮了苏共和苏联，这恰恰是苏共缺少党内外监督机制带来的恶果。苏联共产党的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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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0、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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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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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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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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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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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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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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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4—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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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296、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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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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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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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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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99．历史教科书问题如何纠缠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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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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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存在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国家之一，但是，历史教科书问题爆发频率之高和争论之激烈，恐怕俄罗斯是独此一国。在俄罗斯独特的景象是：现实纠缠着历史，历史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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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科书写什么和怎么写？由谁来写？是统一的教科书还是可供选择的多元教材？是仅仅陈述史实还是另加论述和讨论？是否必须把历史上的可怕篇章告诉学生们？是学校自己选择教科书还是由官方审查后圈定？等等，让俄罗斯人争论不休和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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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科书问题最早产生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90年代中后期，只是当时的俄罗斯一片乱象，加上叶利钦政权本身无意或无暇重建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因而局部性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尚未发展到如今天这般举国上下关注的程度。自普京2003年亲自干预历史教科书以来，一直到今天的梅德韦杰夫总统，历史教科书问题与纷繁复杂的俄罗斯历史问题本身，始终困扰着俄罗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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