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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签订70周年（1939年8月23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0周年（1939年9月1日）纪念活动期间，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和周边国家就当年的历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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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廷事件问题上，俄罗斯同波兰较量和争斗自90年代初期以来绵延至今。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和叶利钦时期俄罗斯都曾向波兰表示道歉和忏悔，但是许多俄罗斯人内心深处却另有看法甚至不服。2009年8月31日，普京总理访问波兰前夕在波兰《选举报》上发表的一篇《历史是相互抱怨的理由还是和解与伙伴关系的基础？》文章中写道：“其命运遭到集权主义政权损害的俄罗斯人民也非常理解波兰人在卡廷问题上的敏感情绪，在那里长眠着几千名波兰战俘。我们必须共同铭记这一罪行的受害者。”紧接着普京的笔调非常巧妙地一转，将卡廷事件同苏波战争的红军战俘问题挂钩：“卡廷”和“梅德诺耶”纪念碑，像1920年战争（即苏波战争——引注）中被俘虏的俄国士兵的悲惨命运一样，应当成为共同哀悼和相互原谅的象征。”［20］俄罗斯还拒绝了波兰提出的进一步解密有关卡廷事件档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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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苏军在希特勒德国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后于同月17日进入波兰东部问题上，波兰希望俄罗斯作出道歉，而后者则三缄其口。据报道，在2009年普京访问波兰并参加二战爆发70周年纪念活动时，76%的波兰人期待着普京就当年苏军进攻波兰表示道歉。［21］但是普京没有满足波兰人的要求。在普京现身波兰之前，普京上述那篇有针对性的文章已率先在波兰登载。普京首先指出波兰在二战爆发之前就已经伙同纳粹德国重新分割欧洲：“不仅德国而且还有匈牙利实际上还有波兰都参与欧洲领土重新划分。在慕尼黑条约签订的同一天，波兰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了最后通牒，同时与德军一起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切森和弗里施塔茨地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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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同波罗的海国家的争执主要是围绕着瓜分东欧势力范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战争期间苏军占领波罗的海三国问题展开的。这三个国家自90年代独立以来一直要求苏联就当年的占领作出道歉和予以赔偿。2008年1月，爱沙尼亚总理再次要求俄罗斯进行道歉。［23］同月，立陶宛总统要求俄罗斯承认苏联占领立陶宛的事实并赔偿损失（估计为280亿美元）。［24］2009年4月，拉脱维亚步其后尘，向俄罗斯提出第一笔占领赔偿损失6亿6572万美元，而总的赔偿则估计为187亿美元。［25］俄罗斯当然不会满足它们的要求。早在2005年5月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60周年时，俄外长拉夫罗夫就明确表示俄罗斯不会向波罗的海三国进行道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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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的交锋则更为激烈和尖锐。这主要是欧洲议会和欧安组织前后通过的两项决议令俄罗斯深感不平和不安。2009年4月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欧洲意识与集权主义决议》。决议要求欧盟所有国家宣布8月23日为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政权受害者纪念日。6月18日，爱沙尼亚议会表示支持该决议并宣布8月23日为纪念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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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3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在一项决议中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谴责它们进行种族灭绝、侵犯人权和自由、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决议还要求注意欧洲议会有关宣布8月23日为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统治下受害者纪念日的倡议。［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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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代表团当时就反对把希特勒政权和斯大林政权进行比较，并对投票进行了抵制。随后俄罗斯对西方国家展开了全面的还击。俄罗斯政府和议会、俄罗斯总统和总理悉数上阵，以各种方法痛斥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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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俄罗斯外交部代表指出，欧安组织议会大会决议实际上把斯大林政权同纳粹主义相提并论，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的决议里试图为了政治目的歪曲历史，我们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这不会促进在该组织成员国之间创造信任与合作的气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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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声明谴责重新审议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声明认为，试图修改二战的实际原因并让苏联同纳粹德国一样承担责任，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侮辱。声明指出，“历史已经作出了审判——这场悲剧的主要罪犯是纳粹德国领导人。纽伦堡军事法庭已经认定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国际社会已经承认这一最终判决，没有必要重新审议”。声明还表示，“把纳粹德国和苏联相提并论是对俄罗斯各民族的侮辱，它们为所获得的和平付出了自己很高的代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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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欧洲国家议会大会不久前把法西斯德国和苏联相提并论并且让它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承担相同的责任。但这实在是厚颜无耻的谎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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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普京在波兰报纸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在这篇长文中，普京俨然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在分析二战历史时对当时西方国家同希特勒德国勾结和不愿与苏联共同对付德国威胁进行了严厉批判。［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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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指出的是，一些前苏联共和国，如爱沙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等，并不把苏联视为自己的国家，它们都陆续建立了反映所谓苏联占领时期的博物馆，并且正在撰写与俄罗斯版本的苏联历史相悖的本民族的历史。［33］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俄罗斯政府和民众的担忧，它隐藏着在历史和文化方面俄罗斯同这些国家发生纠纷和冲突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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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同外部国家就历史问题所进行的争执和较量，极大地提高了俄罗斯人对历史的兴趣，同样也突出了历史教科书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维护本国形象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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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政府治理历史教育问题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第一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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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在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领域的垄断地位，历史教科书的体系是相当稳定的。事实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学校历史教科书的指南，教科书中对所有历史问题的论述都是以《简明教程》的指导为基础的，没人敢于质疑和挑战由官方组织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所以，那时根本就不会因观点分歧而产生所谓教科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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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90年代初期，伴随着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变，教育领域随即也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化。苏联时期的历史教育体系瓦解后，俄罗斯开始制定新的历史教育标准和模式，其特征就是历史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其时，由于新旧交替过程尚未完成，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基本上是折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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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俄罗斯教育部制定了过渡时期的历史教育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主要内容是：鉴于义务制基础教育的实施，历史和社会学教育的线性结构（5—11年级）向同心结构（5—9年级和10—11年级）转变［34］；废除人文学科教学的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垄断，实现有关研究历史进程的观念方法的多样性；更新历史教育的内容；为可变通的教学体系创作新一代的教科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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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教科书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被废除了。在多元条件下学校出现了以各种意识形态方法为基础的教科书。在各种观念（文明的和文化学的等）基础上编写的教科书取代了苏联时期的那些以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模式为基础的教科书”［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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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社会政治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历史教科书常常会引起激烈的社会争论，从而也引起当局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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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C · 基里洛娃和C · 列别杰夫写道，还在90年代中期，一些失意的俄罗斯人就开始写信给总统、总理、副总理、市长、电视广播公司主席、公共住宅部门领导人、学校校长和杜马议员。一部分人抱怨，现代史教科书里不再使用“英雄主义”、“勇气”和“功绩”的词语了。另一部分人对教科书作者总是“欺侮共产党”感到失望。第三部分人则非常认真地阅读教科书并从中找出许多错误。［37］当时被民众投诉最多的是下列教科书：A · 克赖德尔的《外国现代史》，B · 奥斯特洛夫斯基和A · 乌特金的《20世纪俄国史》，A · 尤罗夫斯卡娅的《近代史》，и · 多卢茨基的《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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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俄罗斯四个地区的杜马决定禁止在教学中使用克赖德尔的教科书《外国现代史》。俄罗斯教育部也收到了要求检查这本教科书的充满怒火的信件。信件认为教科书贬低了苏联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还提到作者和出版社同索罗斯基金的合作，指责他们有亲美情绪。开展这场抵制克赖德尔教科书运动的是共产党的社会组织。大多数共产党人在地方杜马投票赞成禁止克赖德尔的教科书，而写投诉信的则是老战士和军事爱国俱乐部的成员。据说，只是由于当时教育部领导人的支持，克赖德尔的教科书仍然保留在联邦教科书书目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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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普京上台后，为了整顿国内秩序和复兴强大国家，不仅严厉打击经济寡头和大力加强联邦中央权威，而且还力图控制大众媒体和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教育的地位得到提升和强化，成为重建国家掌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之一。相应的，作为历史教育重要载体和手段的历史教科书，开始愈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原本争议规模和性质有限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了扩大和严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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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俄罗斯教育部宣布将通过竞选以创作供普通教育机构使用的祖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竞选规则，教科书应当：“揭示俄国史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公民觉悟、全民族的自我意识、历史乐观主义、对俄国和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尊重、形成基本的社会专长；成为加强俄罗斯社会、对学生进行社会民主变革知识有机教育的重要因素；从作者有关祖国史的完整方法论观念和社会存在着有关过去的历史的多种可供选择的观点出发，反映历史材料解释和转达的多元化；教育青年对他人观点和信念持宽容和尊重态度，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民族排外和极端主义；提供把实现地区成分的模块纳入历史教育内容基本义务的可能性。”［39］这项竞选规则实际上也是规范历史教科书的准则：写什么和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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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普京总统终于亲自出来为历史教科书提出任务和制定规矩了。2003年11月27日，普京总统在参观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时在那里同一些历史学家举行了会晤。普京谈到了“经常引起那些关注我们祖国历史的人们所注意”的问题，即“历史书籍首先是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普京以老战士们的关切作为问题的切入口：“不久前我参加了国防部的一次会议，并且在那里会见了一些老战士。他们再次提出了有关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接着，普京明确阐述了他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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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有了大量不同种类的书籍，这当然是不错的。我认为，我们可以高兴的是，我们已经脱离了对我们国家历史的一党的和单一的意识形态的阐述。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我认为，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不允许陷入另一种极端。当代教科书特别是中小学和高校使用的教科书不应当成为新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毕竟在这些教科书里应当阐述历史事实，它们应当特别培养青年人对自己的祖国历史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40］普京讲话的要点是：其一，教科书不应当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其二，教科书要培养学生对祖国历史和自己国家的自豪感。普京的讲话实际上树立了评判历史教科书的标准，给历史教师提出了培养学生的目标。［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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