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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不止于多卢茨基教科书本身。就在教育部取消该教科书的“推荐”印章之后，普京总统又采取了一个意义更大的举措。普京在致俄罗斯科学院院长ю · 奥西波夫的信函中，照例以老战士们对教科书批评为理由，要求限时检查所有的历史教科书。普京写道：“我同伟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怀有一样的感情和看法。我命令在最短时期内邀请学者和史学家们讨论中学历史教科书情况。应在2月1日前报告此项工作的结果。”［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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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以普京总统同史学家们谈话和致科学院信函要求检查历史教科书以及取消多卢茨基教科书的教育部“推荐”印章等事件为标志，俄罗斯出现了普京执政时期第一次历史教科书问题风波。围绕着多卢茨基教科书，俄罗斯社会各界在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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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支持者认为总统和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学校不是政治集会的场所。学生应当学习而不是议论有关现在的国家领导人的方针会把我们引向哪里的问题。”［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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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些院士们走在支持者的前列。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所长A · 萨哈罗夫院士在12月举行的讨论教学书籍的“圆桌会议”上发言时，支持总统有关学校教科书应当以加强社会为目标的观点。他说，“社会已经厌倦于对抗和紧张状态并且努力争取达到一定的稳定。90年代初期出版的那些教科书已经不能反映那种革命的快感和推翻某些教条、意识形态立场和成见的努力，所有这些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已经被整个社会所推翻。”萨哈罗夫的观点得到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历史教研室主任A · 丹尼洛夫教授的支持。丹尼洛夫认为，“教科书应当努力去巩固社会，而不应当成为对抗和斗争的领域。无论我们怎样为作者甚至为学生的自由权而斗争，教科书仍然需要有明确的范围。顺便说一下，这在每个国家都是这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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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对总统在信函中提出的要求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2004年元旦过后，从1月2日至1月12日，由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哲学部主任A.捷列维扬科院士会同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所长萨哈罗夫通讯院士和通史研究所所长0 · 丘巴里扬院士，举行“三巨头”工作小组会议，讨论总统信函并制定了两页半篇幅的答复草案。答复中有一段与总统观点完全吻合的话用粗线条标示着：“历史教科书应当促进社会团结，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公民觉悟。”院士们认为：为此，必须在2004年通过国家标准，在2005年举办由所有再次出版的教科书参加的全俄竞选，根据竞选结果，选拔出不超过三四种的教科书。答复要求让科学院而不是教育机构在教科书内容方面拥有决定权。院士们最后建议总统，取消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的超额利润，并把这些钱给学者们去撰写正确的教科书。［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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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府决定的教师认为，“必须让孩子们为自己国家感到自豪。他们未必能够通过当代教科书学习爱国主义，在这些教科书里许多历史事件被夸大，而论述许多历史人物时用的都是轻蔑的语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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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赞成政府决定和立场的人同样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和看法。“人民议员”集团主席гbull;拉伊科夫对《莫斯科回声》电台说，“历史应当由史学家书写，政治家不应当干预这种事情。”他认为，“当政治家干预历史的时候，他必然要按照自己的口味歪曲历史，而历史是事实与确定。政治家们是按照另一种方式思考的，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可以写在他们的回忆录和书本里，而历史应当由史学家撰写。历史不应当歪曲事实，这毕竟是对孩子的教育。”［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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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教育界人士担心，号召编写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可能会是恢复“一门课程只有一本教科书”的苏联教育体制的第一步。那些值得注意的教科书将会同那些真正有偏见的书一起从学校图书馆消失。［54］一些教师强调，“孩子们不仅应当了解‘总路线’，还应当了解反对派和旁观者的观点。否则我们便教不会他们思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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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第1619中学历史教师г · 谢姆绍娃认为，多卢茨基的教科书是“优秀教科书之一”。她说，“一本好的教科书，当它刚刚作为小册子出版时，我就用它了。我喜欢它的方法和文件，它是不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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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在讨论中提出了其他一些观点。譬如，莫斯科高尔基文学研究所所长叶辛认为，“最好的教科书是作家撰写的。”据他的看法，院士都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不存在比历史学者更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集团。”也有人认为，罪恶之源就是教学图书出版的混乱。国家“推荐”的印章，富裕的出版社可以借助经济手段将任何一本教科书买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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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激烈的争论让大多数俄罗斯人难辨真伪。一位俄罗斯记者感叹：不由得羡慕（俄国）革命前的中学生。他们那几代人让自己学习的是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不知道悲伤……［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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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菲利波夫《1945—2006年俄国现代史》教师参考书引起的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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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03年那场历史教科书风波是因政府批评和“封杀”不合自己口味的教科书引起的话，那么，2007年的这场更大的历史教科书风波则是因政府一手炮制的教科书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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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卢茨基教科书争论让俄罗斯政府看到了俄罗斯历史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并从中吸取了应有的经验教训。教训之一，就是政府不能消极地坐视历史教科书领域自行发展，从而在出现问题后再被动地应对。教训之二，就是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整个历史（特别是苏联时期的历史）问题进而还与整个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因而，在管理历史教科书的同时有必要对专业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的历史意识予以引导，从而以标本结合的方式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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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18—22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全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教师代表会议。会议的题目是“普通教育机构的当代史和社会学常识教学的紧迫问题与第二代国家普通教育标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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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也就是会议闭幕前一天，普京总统会见了出席会议的26名教师代表。会见时普京就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教学、历史评价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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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以历史比较法谈到了有关苏联历史问题的评价问题。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都有可怕的篇章，而就可怕的程度而言，俄罗斯还不算严重。他是这样说的：“至于我国历史上某些值得探讨的篇章，是的，它们是有的。任何国家历史上都有这样的篇章！我们比其他国家还少一点这样的篇章。而且，我们的这些篇章并不像某些国家那样可怕。是的，我们有过可怕的篇章：让我们回忆一下从1937年起所发生的事件，我们不应忘记这一切。但是，在其他国家同样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不管如何，我们没有对平民使用过核武器。我们没有对几千公里的地区洒过化学用品，没有对譬如越南这样的一个小国扔过比整个卫国战争时期还多的炸弹。我们没有其他黑色篇章，譬如像纳粹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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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进一步发展了他在2003年有关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他认为，“……在教科书里可以而且应当阐述对社会和国家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但是，质量的教学标准应当得到保障。而在教学参考书里，如果阐述了某些立场、某些观点和某些评价的话，那就应当提出可供选择的另一种观点，而不要仅限于一种看法，譬如说对卫国战争的进程和结果的看法，绝对不能容忍的是，甚至有时出现侮辱俄罗斯人民的观点。”他强调要培养学生对国家的自豪感：“显然，任何教学参考书作者都不能不谈自己的观点。但是，要正确地阐述观点，不要强加于人。我坚信，这将是有益的。这将有助于我们在世界上的定向，这将在我们公民中首先是在年轻公民中产生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因为我们确实有自豪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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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普京指责了一些由外国资助的教科书流入了俄罗斯学校和高校，回击了国外对俄罗斯历史的指责。他说：“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会有自己的兴衰成败！不能允许别人把负罪感强加给我们，让他们想想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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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还要求政府部门在历史教科书出版方面加强自己的作用。他说，“需要提高出版社的责任。需要富尔申科（新任教育部长——引注）领导的相关部门增强国家的作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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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讲话首次以国家领导人身份确定了对苏联历史的总体评价：俄罗斯历史上有过“可怕的篇章”，但是，没有像纳粹那样的黑色篇章。其潜台词就是：俄罗斯历史实际上并不可怕。普京的讲话也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方法：允许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不同的看法，但前提是不能侮辱俄罗斯人民。所以，普京的讲话实际也是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给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确定了规范与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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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普京讲话之前，教师代表会议已经正式推荐和介绍了两本官方授意和资助的教学用书。它们是2007年上半年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教师手册：《1945—2006年俄国现代史》教师手册（以下简称《教师手册》）；《社会学常识：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教师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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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手册》是由俄罗斯国家对外政策实验室副主任A · 菲利波夫等人编写的。该书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等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领导人分别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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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教师手册》试图平衡两种极端的观点，作者写道：“斯大林是我们国家政治和历史上最具矛盾性的人物之一；在俄罗斯历史上很难找到另外一个能引起如此矛盾性评价（无论是在他领导国家的时候还是在他逝世以后）的人物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卫国战争时期胜利的英雄和组织者。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他是邪恶的化身。对斯大林历史作用的最著名的评价之一来自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很难说丘吉尔是斯大林的支持者：‘他接收的是一个使用木柄犁的国家，而他留下的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A · 安东诺夫一奥夫谢延科（其父是1917年革命和内战著名的参加者——后被镇压）则给予斯大林另一种极端的评价：‘血腥的暴君。’”［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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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舆论基金会”2006年2月有关斯大林历史作用的调查［60］，作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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