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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教育部在普京总统讲话后闻风而动，在教科书问题上推出了一系列极有针对性的措施。8月22日，教育部通过记者招待会向人们显示了俄政府在这方面的意图和决心。在俄通社一塔斯社新闻中心举办的题为“学生教科书内容问题：加强学术和方法学的监督”的记者招待会上，俄教育部国家教育政策与法律规范司司长M · 卡利那等官员以介绍和问答的形式阐述了俄政府有关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立场和举措。择其要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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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国产教科书，作为精神产品的历史教科书市场不容外国染指。卡利那指出，学生教科书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与其他任何产品不同，教科书内容应当百分之百属于国产。俄罗斯公民乘坐外国汽车或者利用进口部件组装汽车，这不是很好，但它完全可以允许。而教科书内容，作为培养俄罗斯公民的手段，绝对应是俄罗斯产品。卡利那说，“我们应当努力使我们教科书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们自己写的——从课题规则到阐述历史事实。”卡利那解释说，“外国教科书只是对学习外语才是合适的，即便是这样，考虑到俄罗斯的特征和心理特点最好还是以本国的参考书为基础。”至于历史教科书，卡利那认为，“现在到处可以遇到外国人在历史阐述问题上的投机行为。”［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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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领导人要求教育部采取措施以提高所有教科书的质量，教育部已经或正在予以落实。卡利那说，总统属下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团作过有关的决定，在此基础上，由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的专门委员会来鉴定所有的教科书。从2008—2009学年起，只有那些通过了专门的鉴定机构（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严格挑选的书本才能列入联邦教科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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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将检查教科书所阐述的科学事实与科学观点是否一致。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将审查阐述事实的教学法。通过两院鉴定后，教科书才能获得“准许”或“推荐”的印章。［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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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风格要像祖母讲故事那样亲切”。卡利那认为，历史教科书不同于学术研究。历史科学要揭示历史事件的所有方面，而教科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们对世界和国家的立场。教科书材料的挑选和阐述材料的方法应当是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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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此给记者作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您想要让您的儿子知道您的家庭史，那么，我想知道的是，您会建议他根据什么样的材料进行研究：按照您祖母和曾祖母的某些故事和回忆录还是按照地区民警或地区医生所做的记载您家庭所有过失和您所患疾病的冷漠记录进行研究？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和孙子根据亲人的叙述来研究我们的家庭史。因为甚至当我们讲述有关我们家庭的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讲是如何克服它们的，而不要津津乐道地去咀嚼这些问题……我非常希望我的孙子们按照这样一种教科书来研究我们国家的历史：它不是以地区民警的逻辑而是以祖母和曾祖母的逻辑书写的，这种逻辑力争使我的孩子和孙子们形成对待家庭的积极立场，甚至如果在我的家庭中曾经有过痛苦的东西。”［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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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俄罗斯教育部部务委员会审议并通过2008—2009学年历史教科书“推荐”和“准许”（使用）目录。在《教师手册》基础上撰写的同类教科书（菲利波夫同丹尼洛夫和乌特金主编的《1945—2007年俄国史》11年级教科书），进入了联邦教科书“准许”（使用）目录。［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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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与《教师手册》相比，在新的教科书里，对斯大林镇压的赞颂性评价没有了，而“主权民主”变成了“俄罗斯的新方针”。但是，《教师手册》中的大部分评价都保留了。［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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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年《1900—1945年俄国现代史》教师手册和教科书引起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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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由菲利波夫主编的《1945—2006年俄国史》教师手册引起的风波尚未平息，由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主编的《1900—1945年俄国史》教师手册接接踵而来。［87］该书实际上是菲利波夫主编的《1945—2008年俄国史》的姊妹篇，它们在方法和观点方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具有不可分割的连贯性。该书出版之前，其《构想》部分于2008年6月先行刊登在教育出版社的网站上。鉴于《构想》部分非常全面和清晰地阐述了对几乎所有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兹择要援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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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构想》部分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手册的指导思想：“本教科书的方法论基础是俄罗斯史学家的最新研究，他们从捍卫和加强国家主权、培养俄罗斯爱国公民的角度使对我国历史的评价具有现实意义。”“为此目的，特别注重确定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实质，不仅考虑到该时期的国内进程而且也考虑到国际上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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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学生的关注重点集中于解释当局行动的动机和逻辑。这项原则是分析革命前时期事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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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初期俄国发展水平的问题。《构想》认为，“应当重新审议有关俄国落后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传统观点，因为这种‘落后’一直是非常相对的，并不涉及整个社会关系范围。俄国一直落后的地方是：那种不是俄国文明的组成部分而是从外部借用的东西。通常认为俄国的落后首先就是俄国的社会关系与欧洲的生活方式不一致，而被寻找的原因是经济基础的‘落后’。这通常是一种杜撰，它没有注意到的是，有时俄国在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方面大大超过了那些欧洲国家（18世纪的冶金工业，20世纪的重工业），同时，俄国也保存着自己关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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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月革命。《构想》把它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里进行考察，并且参照法国大革命，改称十月革命为俄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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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恐怖”问题。《构想》分析了大恐怖的主要原因：“第一个问题属于客观因素之列。对斯大林加快现代化方针的抵制和国家领导人担心局势失控，是‘大恐怖’的主要原因。作为唯一的政党，联共（布）是对当局‘反馈’的唯一渠道。结果，在社会日益增长的反对情绪影响下，它成为形成各种思想和政治集团和派别的滋生地，丧失了自己的内聚力。这不仅使斯大林面临失去领导地位而且面临人身危险的威胁[联共（布）十七大投票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这对总的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移居国外的侨民集团的活动加深了这些担忧。苏联领导人仔细研究了在其他国家（西班牙是最鲜明的例子）利用‘第五纵队’的外部力量的经验。此外，斯大林可以不无道理地认为那些在内战中开始自己军事生涯的人都是托洛茨基的‘门徒’。战前，在能力和忠诚之间，斯大林选择的是军队指挥员和官僚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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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大恐怖’的主观原因。一方面，它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实践中的理论特征有关，另一方面，它与斯大林的个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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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对于斯大林个人在大恐怖中的作用是这样分析的：“……重要的是揭示，斯大林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行事的，作为制度的保卫者，作为把国家改造为由一个统一的中心管理的工业社会的坚定支持者，作为面临着不久的将来就要爆发大战威胁的国家的领导人，他（作为管理者）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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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大林知道坚如磐石的社会模式形成了并且对当局的威胁消除后，大恐怖就停止了。这是到1938年夏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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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快大恐怖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目的了。贝利亚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后，即便恐怖已不是原来的那样规模，它已经是为工业发展的任务服务了：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有计划地逮捕了实现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国防等任务所需要的那些工程师和专家。恐怖变成了解决国民经济任务的实用主义工具。虽然镇压是为了震慑那些工作懒散的人，那当然也不能证明这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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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认为：“在教科书里无疑应当评价‘大恐怖’年代的镇压规模。但是，为此就应当明确确定，我们所说的被镇压者指的是哪些人。我以为，如果这里有一个仅包括那些被判处死刑和被枪决的人的公式，这才是正确的。当所有的人并且不止一次地（包括那些因政治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人、那些被开除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人等）都被加进镇压牺牲者名单里的时候，这就可以避免利用这个题目进行投机。那些不懂得定义的人，就是根据这么大的数字来谈论牺牲者的数量。”[在正式出版的教师手册里，此段话修改为：“要评价大恐怖年代镇压的规模无疑是很困难的。首先应当明确确定，我们所说的被镇压者指的是哪些人。我认为，如果是把仅仅包括那些被枪决者和因政治原因而获刑期者的数字作为基础，那才是正确的。当那些因政治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人以及那些被开除出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人等都被列入（而且不止一次）镇压牺牲者的行列时，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避免利用该题目进行投机。”［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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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评价问题。《构想》认为，批评者谴责该条约是“不道德的”，但是，这种观点很容易被英国和法国也同德国一起操纵其他国家命运的事例所驳倒：“在评价同德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时，必须强调，该条约的替代性选择可能是德国同英国签订类似的条约，而这实际上意味着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苏德条约的批评者谴责该条约决定秘密附件中提及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不道德’的，有关‘民主的’英国和法国也同德国一起（这就是慕尼黑条约等）操纵弱小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事例非常容易地驳斥了这种观点。这里应当强调的是，文件（即条约）的意义是在另一方面，即，苏联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参与决定欧洲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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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卡廷森林事件问题。《构想》认为，“……鉴于卡廷问题的政治敏锐性，不是去为杀害波兰战俘去辩护，应当指出，从斯大林角度看，卡廷森林枪决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政治合理性的问题，也是对1920年战争后被波兰俘虏的数万红军战士死亡的回报，而这场战争的发起者不是苏俄而是波兰。”［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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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详细的《构想》引述中可以看出，《构想》在苏联历史的重大问题上和对外关系问题上都为当局进行了精心的辩护。如果对照普京2007年在全俄教师代表会议上有关历史评价和教科书要求的讲话，应当说，这本教师手册，同先于其出版的下卷（《1945—2006年俄国史》教师手册）一起，都很好地执行了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它们都堪称俄罗斯新的官方史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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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它们遭到非官方史学的反对也是必然的。俄罗斯《新闻时报》在2008年8月25日和9月9日连续刊登文章对教师手册的《构想》进行评论。8月25日，一篇题为《合理的杀人管理：新的历史观念——斯大林恐怖是“发展的工具”》（作者A · 伯恩斯坦）的文章对《构想》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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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上来就对《构想》所说的“期望学生的关注重点集中于解释当局行动的动机和逻辑”表示异议：“建议学习的历史首先是当局的历史。那里没有人的历史。只有国家的目标和手段。虽然没有出现‘辩护’一词，但是在许多方面这正是为手段进行辩护的历史。因为难以想象，有哪个当局会没有解释和证明自己政策的动机，哪个当局不是根据自己的逻辑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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