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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国家里，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前就发生过争论。列宁承认“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但他反对认为缺乏这个经济文化前提就不能夺取政权的观点。他的观点是“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1］简言之，先夺权，后建设；先政治，后经济。这种思路是适应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问题在于夺得政权之后怎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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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政权之后也仍然面临着政治任务：被推翻的阶级不可能不企图复辟，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因此工人阶级不能不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巩固自己的政权；即使在政权得到巩固，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也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顺利推进经济建设，完成生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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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在一般情况下，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哪个是中心、是根本、是基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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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列宁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和复杂，他对政治与经济建设任务的关系的观点仍然是十分明确的。他一有机会，哪怕是在战争期间的喘息时机也要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他十分明白，管理俄国“单靠专 政、暴力、强制是坚持不住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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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倒不是像一种流行的观点所认定的那样，只注意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不注意抓发展生产力。他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立起其经济基础，而重工业是基础的基础。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他还反对在贫穷生活的基础上用拉平的办法搞社会主义。［3］客观地说，他并没有像后来中国的极左派那样，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摆正政治与经济的位置。问题不是他重视政治任务，而是没有把握好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没有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根本的政治任务来抓。他过分热衷于依靠阶级斗争、动用专政手段。当他提出“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的道路来使国家消亡时，［4］他已经背离了历史唯物论，实际上陷入了“唯政史观”、“唯权史观”。他强行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搞“大清洗”、大镇压，不仅造成大量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因为挫伤、压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而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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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的建设必须围绕经济基础进行，而不是相反。但认识到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不等于就能够把经济建设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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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还必须有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运转自如的经济体制。苏联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长期认为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由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形式，生产与消费需求相脱节，生产者的贡献与取得的报酬不相一致，因而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恒久的活力，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效益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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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还必须有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必须以人为本，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以改善民生为发展的重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即大炮与黄油、导弹与面包的关系，重军工、轻民用（工业）。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国际环境以及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传统的影响，苏联的国防开支、军工生产大大超出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限度，给苏联背上沉重的包袱，使轻工业和农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加上苏联发展观念和战略中历来都存在重积累、轻消费，重速度、轻效益，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等，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来就应该有的以人为本的观念，使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受影响，从而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对民众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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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摆正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位置，经济发展又不尽如人意，是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深刻原因。苏联剧变教训告诉人们：执政党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不断改善民生为重点。中国共产党今天坚持的这些执政理念，正是对包括苏联剧变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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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个人集权必将使党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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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是党内生活的主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重要理论结论。这些掷地有声的论点实际上也是对苏共亡党丧权教训的深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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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种制度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20世纪初、在建党初期创立的。其原意是民主的集中制，是与官僚的集中制相区别。但实际还是强调集中。这在革命时期和政权建立初期很有必要，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凝聚党的力量、统一全党意志和行动所必需的。但共产党是主张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政党，党内民主不仅是保证正确集中的基础，而且也是共产党员政治生活的需要。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列宁虽然生活在非常需要强调集中的夺取政权时期和政权建立初期，仍然积极地发展党内民主。比如，即使在炮火连天的国内战争时期也按期每年召开全党代表大会；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可以将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可以批评党中央及其最高领导人的错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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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斯大林战胜了反对派之后，党内民主一步步遭到削弱、破坏和践踏。这主要表现在：党内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形成实际上的广泛的委任制；党内监督十分薄弱，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成为相应的党委会领导的检查党委决议的执行情况和处理违纪党员的机构；党员民主权利得不到尊重，特别是持不同意见的党员的民主权利，甚至身家性命都得不到保障；特别是集体领导制度受到削弱和破坏，形成了个人集权、个人崇拜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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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体制形成的途径是不按党章的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从而实际上使具体工作机构、办事机构置于权力机关、领导机关之上。从十三大（1924年）到十九大（1952年）两次党代会之间相隔时间越来越长，由1年到2年到3年到4年到5年到13年。斯大林漠视全党代表大会的权威，说党的“最高机关是全会”，是“全会决定一切”。［5］这显然是违反党章规定的言论。但他实际也没有按党章的规定召开全会。据统计，把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全党代表会议加在一起，1923—1929年年均3次以上，1930—1936年年均约两次，1937—1952年，年均不到一次。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中央全会权力小于政治局，政治局的权力小于书记处，书记处的权力小于斯大林办公室，斯大林办公室不言而喻是听命于斯大林。这样，党内权力体制就变成背离党章规定的金字塔。它自上而下是：总书记一斯大林办公室一书记处和政治局一中央委员会—全党组织和党的代表大会。发号施令、裁决一切的是处在权力顶端的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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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权力体制下，苏共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重大决策，常常是由少数人，甚至是个人决定的。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时期表现尤为突出。在苏联历史上，全盘农业集体化和30年代“大清洗”是两个长期影响着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而在这两次重大的运动中，斯大林不止一次是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方针性指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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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集权制的形成，个人专权作风的强化，是以个人崇拜为思想基础的；个人崇拜思想同时又反过来助长和强化个人集权制。斯大林不仅接受，而且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从1929年底斯大林五十大寿全国为他祝寿开始到他去世，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成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准则，成了任用干部的标准，成为苏联“臣民”们必须遵守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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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之后，苏共党内民主有了某些改善。起码是全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大体按时召开了。赫鲁晓夫执政11年，召开了3次党代会，34次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召开全党代表大会4次，中央全会48次，政治局会议从二十四大到二十六大10年间开了451次，年均4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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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没有改变党内权力体制、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的基本框架。尽管个人崇拜受到批判、集体领导得到强调，在他们各自执政后期，还是不同程度地重复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错误。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这是苏联在国际社会被搞得声名狼藉的重大举动，但是据不少材料披露，这个重大的决策竟是由勃列日涅夫同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几个人商量后就作出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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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集权、个人专断是苏共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削弱和破坏的集中表现。因此，苏共面临的改革的方向毫无疑问应该是发展党内民主。那么，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维为指导思想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为何把苏共推上绝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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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在经济上是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话，在政治上可以说是既无正常的民主，也无正确的集中。苏共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有“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靠垄断意识形态来维持党和国家的“思想统一”；“硬”的一手主要是靠国家机器的强制作用，靠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戈尔巴乔夫大讲“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这些口号一般来说并没有错，但戈尔巴乔夫宣扬的实际上是极端民主化，即“没有限度”、“无条件的民主”、“大小事情都要有公开性”。［7］在破除苏共原来的舆论一律、文化统制和思想禁锢的过程中，对新闻、舆论工具完全“开禁”。这样一来，思想由“高度统一”到完全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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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党内民主确实是此时关系到苏共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戈尔巴乔夫没有能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结合点”和“度”，造成了两大恶果。一是从淡化民主集中制走向党内派别化，使党内有不同纲领的派别争斗不休，难以统一。另一个恶果是党中央同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关系由原来的过分集权走向党的联邦化。苏共二十八大强调“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等于砍断维系着多民族联盟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根钢索。苏共的分崩离析使国家解体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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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联处于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当权却比改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联改行总统制以后，党和国家分开了，政治局被撇在一边。在形势越来越失控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被授予越来越大的权力。这实际上说明政治局越来越难以控制。而优柔寡断、目光茫然的“舵手”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重大决策便是“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这是戈尔巴乔夫在没有召开任何党的会议、没有通过任何民主程序的情况下宣布的。这真是苏共领导人个人专权的传统体制给这个“90高龄”的党的最后的致命一击，是这个党最后吞下的一颗永远也消化不了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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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自行停止活动，即下令解散一个有1800万党员的党时，苏共各级组织和党员竟惊人地无动于衷？这是因为党内民主的缺失造成党员长期缺乏积极性和主人翁感，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早已丧失，表面上的一致性掩盖着政治分歧、思想混乱和组织上的涣散无力。这样的党，自然经不起社会政治风浪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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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又是其后继者，二者既有对抗，又有共处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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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党群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对最重要的内部关系，那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则是一对最重要的外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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