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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一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文明成果都看成姓资、同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结果使这些文明成果变成似乎资产阶级一家独有。其实，许多东西是属于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经验，是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用甚至是不用不行的，不用就会偏离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大道，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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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市场经济问题。苏联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转机制的病根子，就是始终未能处理好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把社会主义看成就是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初，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把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当时党纲就规定要用产品分配代替贸易，准备取消商品。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使列宁认识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要性。到了工业化时期，斯大林批评了布哈林使市场“常态化”的理论，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已到了商品货币不断消亡的阶段了。到了50年代初，斯大林的认识有了变化，提出了“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但又留下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对立的、对生产没有调节作用等教条。［12］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开阔了人们在市场问题上的理论视野，苏共二十大纲领提出要“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但是到了1960年后半期，当东欧改革掀起新浪潮，人们对市场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时，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又发起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批判，斥之为“反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同公有制、计划生产属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是取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按劳分配等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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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与计划关系问题上认识的几起几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反抗束缚经济发展的僵硬教条。可惜它始终未能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直到80年代初，苏联95%左右的物质仍由国家统拨。苏联认识到必须实行市场经济时，已是积重难返。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方针又进一步使苏联经济全面失控，急剧滑坡，陷于“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可悲境地。苏联经济和政治体制崩溃几乎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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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成果，也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比如资本主义的选举制、任期制，是在同封建主义制度长期的斗争中产生的，是与封建主义的世袭制、终身制相对立的，是比后者进步的制度。它们不是资产阶级一家独有，还包括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批判继承的民主政治和一些具有共同规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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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国家政治体制的弊端对于苏共垮台是有决定意义的。这种弊端的产生并长期得不到根本的改善，也可以说是把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完全对立起来，没有注意批判吸取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结果。人们很难找到斯大林谈论如何吸取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经验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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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什么？人们常说是“高度集权”。其实，这么看还未抓住关键。其致命的弊端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安全机关对包括高层人物在内的全社会的控制、监督和无法无天的镇压；另一个是监督制度的机制薄弱、极不完善，尤其是最高领导集团、最高领导人之不受监督和制约。在苏联，监察、监督机关缺乏相应的、实际的权力，而权力是必须用权力来制约的，最需要制约的恰恰是监督体系达不到的地方。于是，最高领导人所犯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和灾难的错误、罪过，不可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和制止，只有在他们身后，或他们在党内斗争中败北之后，才能受到揭露和清算，可那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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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应用“权力制衡”原则而采取的一种统治形式。这个“分权”实质上就是剥削阶级对于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权力的分享，它对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国家的管理是有效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却不能把它所蕴涵的权力制衡原则一起抛弃。权力制衡原则是人类经过千百年历史积累的统治和管理经验的总结，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被滥用和权力腐败的重要规则，是任何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健全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时必须加以吸取和借鉴的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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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际又涉及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关系。由于已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产生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共产党执政后对封建主义残余严重存在又都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下大力气肃清其影响，致使其在社会主义嫩弱的机体里潜伏下来，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甚至猖獗一时。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出现的错误，往往正是封建主义残余对资本主义进步的东西的抵制和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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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要坚持“自愿联合”和“权利平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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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在苏东剧变中，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瓦解同国家的解体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相结合的结果。当然，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从内容到表现形式均有一定差别。这里从苏联的情况出发加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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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决不能把民族问题、民族矛盾简单地等同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这二者有密切关系，但前者比后者要复杂得多。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就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把民族矛盾和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他们把谋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把它作为阶级斗争问题，作为反动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压制。民族主义的根源，被笼统地归结为旧社会的影响和国外反动势力的破坏。斯大林将它称为“资本主义残余”。［14］苏联学者说，这种倾向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毫无相容之处，它反映了地主一资产阶级残余势力的利益，其客观结果是在敌对国家面前分裂劳动群众；认为这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弊端一旧习惯、旧风俗和旧传统的余毒，是企图复活民族情绪和观念的国外帝国主义宣传影响的结果。在苏联，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一直受到无情打击，并且在政治上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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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坚持各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充分自主权。苏联的几部宪法都规定了各民族自愿联合、权利平等、自由退出的原则，而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贯彻。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强迫合并，对鞑靼人、德意志人等民族的强行迁徙，是对民族平等的粗暴践踏。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管理体制使各民族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文化自主权受到很大限制。这些都影响着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威胁多民族国家的不安定因素。苏联的教训告诉人们，必须谨慎地区别各民族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与民族主义的界限；必须在保持中央必要的集中权力与尊重各民族的自主权之间寻找合理的“度”；在实行联邦制国家，还必须正确处理党的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与国家结构上实行联邦制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前者而限制和剥夺民族的自主权，也不能因为后者而实行党的联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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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充分估计到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列宁曾经认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即民族运动的觉醒、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民族的统一与融合。后一种趋势是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的标志。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毕竟是在没有什么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估计这两种趋势在苏联的表现，对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苏联的官方民族理论片面地强调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的趋势，没有充分估计到民族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发展过程，把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的统一过程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基础、共同的阶级结构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过程，并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在制定民族发展政策上，他们把它简单化为：民族平等导致民族繁荣、导致民族融合。事实上，平等如果被搞成平均主义（这是很容易出现的），先进的民族不满意，后进的民族形成依赖性，因而未必就能促进民族的繁荣；而民族的繁荣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民族的统一和融合，因为一些后进的民族很可能由于民族经济文化大发展而萌发和加强了民族独立意识，努力谋求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强调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增强离心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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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片面夸大民族的统一和融合趋势，就很容易采取某些人为加快这一统一和融合趋势的措施，欲速则不达。与此同时，也容易把另一种趋势、把任何追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都视为倒退的、反动的，给予压制和打击，而不是通过制度化和某种机构对各民族的合理利益和要求进行协调和保护。这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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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定不移推进体制改革，改革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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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苏联剧变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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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在批判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原则、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和开始实行干部更新制度，以及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努力。对赫鲁晓夫主持的改革，要肯定其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意义和作用。他的改革顺应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并非个人头脑发热之举。如果说存在问题，那首先是他没有突破原来僵化的体制，当然改革中的错误造成了某种不稳定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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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采取了稳定政策和若干措施，对纠正赫鲁晓夫执政后期造成的混乱、稳定社会起过积极作用。在经济体制方面也实行了“新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上的稳定在苏联这个阶段的发展中起过好的作用。但勃列日涅夫对“稳定”的片面强调成了社会走向停滞落后的起点。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实际上被取消，导致干部队伍，特别是高层领导的年龄老化、思想保守和僵化。经济体制方面则连“改革”的字眼也不再使用，而代之以“完善”。“完善”的结果是加强了集中的计划领导，产品经济模式没有触动。加上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影响，造成国民经济的衰退。所以，这种“完善”、“改良”，促进了旧模式的“成熟”；而“成熟”掩盖着矛盾，孕育着、潜伏着危机。［15］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社会已处于危机前的状态。这段历史，提供了为求稳定而放弃改革，结果为社会更大的不稳定埋下祸根的实例。勃列日涅夫使苏联失去了几乎是最后的改革时机。历史说明，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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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社会已处于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时候上台执政。此时毫不犹豫地把改革提到日程是对的。但如何把握既要推进改革又要保持改革本身所需要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二者之间的合理的度，是事关全局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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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苏联前途有两个“必然”和两个“不必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社会的转轨是必然的，但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并不是绝对必然的；苏联原来那种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的状况的重大改变是必然的，但苏联崩裂成15个独立的国家则不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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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苏联为何剧变，要先弄清楚它原来是靠什么维持的。它靠的是一软一硬。软的是思想教育，即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人，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吸引人，用党掌握的舆论工具统一社会舆论和人们的思想。而实际上在苏联的停滞和衰退年代，甚至更早，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特别是年轻人）由于官僚特权阶层的腐败，在西方的宣传攻势下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越来越“世俗化”和“西方化”了。剩下来的就是硬的一手，即靠党的纪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以军队为支柱的国家机器。如果在使用硬件时再不得当，社会全局就会失控，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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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受挫之后，把改革的重点转向了政治领域。这样，原来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局面被打乱，经济状况则由于人们注意力转向政治斗争而继续恶化，使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丧失信心。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存在一个由“官僚阶层”所体现的改革的“阻碍机制”。于是清除这个“官僚阶层”、不加分析地把大批干部当成改革对象必然要大规模撤换干部，使改革失去了大部分本来经过教育可以依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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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想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手段来扫除“阻碍机制”，实行“多元化”。但他在提出这两个口号时，却没有进行相应的法律制度建设。政治上的多元化使党内有派、党外有党，难以达成共识，苏共没有起到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的作用；搞全民选举的大民主，不顾现实条件地照搬十月革命时期提出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导致社会出现权力真空。结果，在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社会危机深重的大地上诱发出两个东西：一个是迅速崛起的反共民主派，一个是不可遏制的民族分立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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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削弱、涣散和瓦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社会舆论揭露苏共历史错误大大损伤了苏共的形象和威信；“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削弱了党的权力；多党制的出现，否定了党原有的领导地位；民主集中制的放弃造成党内派别林立和实际上党的联邦化倾向。作为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变化使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全面失控，使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国家解体趋势难以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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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在政治思想多元化的社会氛围中，早已军心四散，政治倾向早已分化。1991年“8 · 19事件”中，试图挽救危局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去执行最重要任务的部队倒向叶利钦。这不仅宣告苏共传统派的彻底失败，也表明了主流派一戈尔巴乔夫的中派也失去了政治主导地位。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已经控制了全国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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