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93634
1702993635
谈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际又涉及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关系。由于已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产生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共产党执政后对封建主义残余严重存在又都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下大力气肃清其影响，致使其在社会主义嫩弱的机体里潜伏下来，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甚至猖獗一时。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出现的错误，往往正是封建主义残余对资本主义进步的东西的抵制和反动。
1702993636
1702993637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要坚持“自愿联合”和“权利平等”的原则
1702993638
1702993639
长期以来，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在苏东剧变中，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瓦解同国家的解体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相结合的结果。当然，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从内容到表现形式均有一定差别。这里从苏联的情况出发加以总结。
1702993640
1702993641
第一，决不能把民族问题、民族矛盾简单地等同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这二者有密切关系，但前者比后者要复杂得多。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就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把民族矛盾和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他们把谋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把它作为阶级斗争问题，作为反动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压制。民族主义的根源，被笼统地归结为旧社会的影响和国外反动势力的破坏。斯大林将它称为“资本主义残余”。［14］苏联学者说，这种倾向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毫无相容之处，它反映了地主一资产阶级残余势力的利益，其客观结果是在敌对国家面前分裂劳动群众；认为这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弊端一旧习惯、旧风俗和旧传统的余毒，是企图复活民族情绪和观念的国外帝国主义宣传影响的结果。在苏联，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一直受到无情打击，并且在政治上不得翻身。
1702993642
1702993643
第二，要坚持各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充分自主权。苏联的几部宪法都规定了各民族自愿联合、权利平等、自由退出的原则，而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贯彻。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强迫合并，对鞑靼人、德意志人等民族的强行迁徙，是对民族平等的粗暴践踏。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管理体制使各民族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文化自主权受到很大限制。这些都影响着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威胁多民族国家的不安定因素。苏联的教训告诉人们，必须谨慎地区别各民族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与民族主义的界限；必须在保持中央必要的集中权力与尊重各民族的自主权之间寻找合理的“度”；在实行联邦制国家，还必须正确处理党的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与国家结构上实行联邦制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前者而限制和剥夺民族的自主权，也不能因为后者而实行党的联邦化。
1702993644
1702993645
第三，要充分估计到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列宁曾经认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即民族运动的觉醒、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民族的统一与融合。后一种趋势是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的标志。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毕竟是在没有什么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估计这两种趋势在苏联的表现，对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苏联的官方民族理论片面地强调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的趋势，没有充分估计到民族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发展过程，把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的统一过程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基础、共同的阶级结构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过程，并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在制定民族发展政策上，他们把它简单化为：民族平等导致民族繁荣、导致民族融合。事实上，平等如果被搞成平均主义（这是很容易出现的），先进的民族不满意，后进的民族形成依赖性，因而未必就能促进民族的繁荣；而民族的繁荣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民族的统一和融合，因为一些后进的民族很可能由于民族经济文化大发展而萌发和加强了民族独立意识，努力谋求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强调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增强离心的倾向。
1702993646
1702993647
由于片面夸大民族的统一和融合趋势，就很容易采取某些人为加快这一统一和融合趋势的措施，欲速则不达。与此同时，也容易把另一种趋势、把任何追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都视为倒退的、反动的，给予压制和打击，而不是通过制度化和某种机构对各民族的合理利益和要求进行协调和保护。这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的根源。
1702993648
1702993649
必须坚定不移推进体制改革，改革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
1702993650
1702993651
这也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苏联剧变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教训。
1702993652
1702993653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在批判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原则、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和开始实行干部更新制度，以及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努力。对赫鲁晓夫主持的改革，要肯定其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意义和作用。他的改革顺应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并非个人头脑发热之举。如果说存在问题，那首先是他没有突破原来僵化的体制，当然改革中的错误造成了某种不稳定和混乱。
1702993654
1702993655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采取了稳定政策和若干措施，对纠正赫鲁晓夫执政后期造成的混乱、稳定社会起过积极作用。在经济体制方面也实行了“新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上的稳定在苏联这个阶段的发展中起过好的作用。但勃列日涅夫对“稳定”的片面强调成了社会走向停滞落后的起点。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实际上被取消，导致干部队伍，特别是高层领导的年龄老化、思想保守和僵化。经济体制方面则连“改革”的字眼也不再使用，而代之以“完善”。“完善”的结果是加强了集中的计划领导，产品经济模式没有触动。加上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影响，造成国民经济的衰退。所以，这种“完善”、“改良”，促进了旧模式的“成熟”；而“成熟”掩盖着矛盾，孕育着、潜伏着危机。［15］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社会已处于危机前的状态。这段历史，提供了为求稳定而放弃改革，结果为社会更大的不稳定埋下祸根的实例。勃列日涅夫使苏联失去了几乎是最后的改革时机。历史说明，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1702993656
1702993657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社会已处于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时候上台执政。此时毫不犹豫地把改革提到日程是对的。但如何把握既要推进改革又要保持改革本身所需要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二者之间的合理的度，是事关全局的关键问题。
1702993658
1702993659
80年代中期苏联前途有两个“必然”和两个“不必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社会的转轨是必然的，但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并不是绝对必然的；苏联原来那种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的状况的重大改变是必然的，但苏联崩裂成15个独立的国家则不是必然的。
1702993660
1702993661
研究苏联为何剧变，要先弄清楚它原来是靠什么维持的。它靠的是一软一硬。软的是思想教育，即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人，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吸引人，用党掌握的舆论工具统一社会舆论和人们的思想。而实际上在苏联的停滞和衰退年代，甚至更早，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特别是年轻人）由于官僚特权阶层的腐败，在西方的宣传攻势下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越来越“世俗化”和“西方化”了。剩下来的就是硬的一手，即靠党的纪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以军队为支柱的国家机器。如果在使用硬件时再不得当，社会全局就会失控，天下大乱。
1702993662
1702993663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受挫之后，把改革的重点转向了政治领域。这样，原来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局面被打乱，经济状况则由于人们注意力转向政治斗争而继续恶化，使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丧失信心。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存在一个由“官僚阶层”所体现的改革的“阻碍机制”。于是清除这个“官僚阶层”、不加分析地把大批干部当成改革对象必然要大规模撤换干部，使改革失去了大部分本来经过教育可以依靠的力量。
1702993664
1702993665
戈尔巴乔夫想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手段来扫除“阻碍机制”，实行“多元化”。但他在提出这两个口号时，却没有进行相应的法律制度建设。政治上的多元化使党内有派、党外有党，难以达成共识，苏共没有起到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的作用；搞全民选举的大民主，不顾现实条件地照搬十月革命时期提出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导致社会出现权力真空。结果，在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社会危机深重的大地上诱发出两个东西：一个是迅速崛起的反共民主派，一个是不可遏制的民族分立浪潮。
1702993666
1702993667
党的削弱、涣散和瓦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社会舆论揭露苏共历史错误大大损伤了苏共的形象和威信；“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削弱了党的权力；多党制的出现，否定了党原有的领导地位；民主集中制的放弃造成党内派别林立和实际上党的联邦化倾向。作为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变化使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全面失控，使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国家解体趋势难以挽回。
1702993668
1702993669
军队在政治思想多元化的社会氛围中，早已军心四散，政治倾向早已分化。1991年“8 · 19事件”中，试图挽救危局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去执行最重要任务的部队倒向叶利钦。这不仅宣告苏共传统派的彻底失败，也表明了主流派一戈尔巴乔夫的中派也失去了政治主导地位。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已经控制了全国局势。
1702993670
1702993671
苏联剧变的教训告诉人们，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改革没有出路。同时要看到，必须在推进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二者之间寻找和掌握合理的度，任何片面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社会稳定应该是矛盾的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得到合理协调的结果。这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做到。改革就是除旧布新，解决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求得新的稳定。但改革本身，不可能不打破旧的平衡，不可能不触动僵化体制维护者的利益，甚至不能不在利益的重新调整中触动许多人的旧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想和习惯，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社会震荡。但是如果求稳怕乱，畏缩不前，只能积重难返，最后走入死胡同。当然，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有无正确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方法。就方法步骤而论，改革必须保证有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秩序。为此，必须考虑社会绝大多数人对改革措施的承受能力、适应能力，必须谨慎地、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
1702993672
1702993673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就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实践而不是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
1702993674
1702993675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对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共产党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就会丧魂落魄。但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苏共的失败从思想理论工作来说，首先是教条主义，是“左”的、僵化理论带来的恶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右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正是对教条主义的惩罚。
1702993676
1702993677
列宁是实事求是的，十月革命后六七年中，正是他领导着党根据俄国国情和实践经验不断地、及时地提出对社会主义的新看法。斯大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作过某些贡献，他的错误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原理教条化，把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模式化，并以教科书的形式给后人留下影响很深的僵化教条。他去世之后，许多僵化的“左”的理论观点长期统治着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阵地。
1702993678
1702993679
教条主义就是脱离实际，不是面对现实、面对矛盾、揭露矛盾，用妥善的办法缓解和解决矛盾，而是不顾事实，回避矛盾、捂住矛盾，粉饰现实，有时竟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实际”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不断自我调节，在发展，他们却长达半个多世纪闭着眼睛唱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老调，而不去研究人家的新情况。在民族问题上，典型地反映了教条主义不面对事实、回避矛盾的特点。明明是斯大林时期遗留下一系列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从60年代开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一步步发展起来，不仅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乃至恐怖活动，而且不断出现各种民族组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异口同声地宣称，苏联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并且是“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16］由于教条主义的理解，当民族问题尖锐地表现出来以后，他们就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是没有充分意识到民族矛盾 的严重性，一方面又高唱“民主化”、“公开性”，于是，民族分立运动一发而不可收。苏联的分崩离析正是对他们的教条主义民族理论和官僚主义地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的无情讽刺。
1702993680
1702993681
教条主义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而是唯上、唯书。苏共长期持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观点，就是这种唯上、唯书的典型表现，而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对社会矛盾，特别是对抗性矛盾视而不见，不予承认，也都是拘泥于“经典”结论的结果。思想理论的停滞落后，使苏共无力回答和解决，或以错误的认识和方式回答和对待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对民众的形式主义的“灌输”式的政治思想教育方式概源于此。这样，一旦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思潮活跃起来，长期习惯于搞教条主义、广大民众早已厌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还能打胜仗吗？
1702993682
1702993683
唯上、唯书，轻视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根源，是对“自发”和“自觉性”的片面认识。一百多年前，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自发论”，提出要从“外面”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自觉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党的领导作风，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理解成党是天生正确的，人民群众的任何“自发性”都是倾向于“工联主义”（机会主义的一种）、非社会主义的，那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史上发生的党的领导的错误有不少是由人民群众“自发”的“运动”来纠正的。
[
上一页 ]
[ :1.70299363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