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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社会已处于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时候上台执政。此时毫不犹豫地把改革提到日程是对的。但如何把握既要推进改革又要保持改革本身所需要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二者之间的合理的度，是事关全局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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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苏联前途有两个“必然”和两个“不必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社会的转轨是必然的，但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并不是绝对必然的；苏联原来那种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的状况的重大改变是必然的，但苏联崩裂成15个独立的国家则不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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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苏联为何剧变，要先弄清楚它原来是靠什么维持的。它靠的是一软一硬。软的是思想教育，即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人，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吸引人，用党掌握的舆论工具统一社会舆论和人们的思想。而实际上在苏联的停滞和衰退年代，甚至更早，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特别是年轻人）由于官僚特权阶层的腐败，在西方的宣传攻势下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越来越“世俗化”和“西方化”了。剩下来的就是硬的一手，即靠党的纪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以军队为支柱的国家机器。如果在使用硬件时再不得当，社会全局就会失控，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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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受挫之后，把改革的重点转向了政治领域。这样，原来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局面被打乱，经济状况则由于人们注意力转向政治斗争而继续恶化，使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丧失信心。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存在一个由“官僚阶层”所体现的改革的“阻碍机制”。于是清除这个“官僚阶层”、不加分析地把大批干部当成改革对象必然要大规模撤换干部，使改革失去了大部分本来经过教育可以依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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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想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手段来扫除“阻碍机制”，实行“多元化”。但他在提出这两个口号时，却没有进行相应的法律制度建设。政治上的多元化使党内有派、党外有党，难以达成共识，苏共没有起到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的作用；搞全民选举的大民主，不顾现实条件地照搬十月革命时期提出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导致社会出现权力真空。结果，在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社会危机深重的大地上诱发出两个东西：一个是迅速崛起的反共民主派，一个是不可遏制的民族分立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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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削弱、涣散和瓦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社会舆论揭露苏共历史错误大大损伤了苏共的形象和威信；“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削弱了党的权力；多党制的出现，否定了党原有的领导地位；民主集中制的放弃造成党内派别林立和实际上党的联邦化倾向。作为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变化使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全面失控，使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国家解体趋势难以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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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在政治思想多元化的社会氛围中，早已军心四散，政治倾向早已分化。1991年“8 · 19事件”中，试图挽救危局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去执行最重要任务的部队倒向叶利钦。这不仅宣告苏共传统派的彻底失败，也表明了主流派一戈尔巴乔夫的中派也失去了政治主导地位。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已经控制了全国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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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剧变的教训告诉人们，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改革没有出路。同时要看到，必须在推进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二者之间寻找和掌握合理的度，任何片面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社会稳定应该是矛盾的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得到合理协调的结果。这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做到。改革就是除旧布新，解决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求得新的稳定。但改革本身，不可能不打破旧的平衡，不可能不触动僵化体制维护者的利益，甚至不能不在利益的重新调整中触动许多人的旧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想和习惯，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社会震荡。但是如果求稳怕乱，畏缩不前，只能积重难返，最后走入死胡同。当然，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有无正确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方法。就方法步骤而论，改革必须保证有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秩序。为此，必须考虑社会绝大多数人对改革措施的承受能力、适应能力，必须谨慎地、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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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就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实践而不是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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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对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共产党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就会丧魂落魄。但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苏共的失败从思想理论工作来说，首先是教条主义，是“左”的、僵化理论带来的恶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右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正是对教条主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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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是实事求是的，十月革命后六七年中，正是他领导着党根据俄国国情和实践经验不断地、及时地提出对社会主义的新看法。斯大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作过某些贡献，他的错误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原理教条化，把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模式化，并以教科书的形式给后人留下影响很深的僵化教条。他去世之后，许多僵化的“左”的理论观点长期统治着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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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就是脱离实际，不是面对现实、面对矛盾、揭露矛盾，用妥善的办法缓解和解决矛盾，而是不顾事实，回避矛盾、捂住矛盾，粉饰现实，有时竟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实际”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不断自我调节，在发展，他们却长达半个多世纪闭着眼睛唱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老调，而不去研究人家的新情况。在民族问题上，典型地反映了教条主义不面对事实、回避矛盾的特点。明明是斯大林时期遗留下一系列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从60年代开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一步步发展起来，不仅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乃至恐怖活动，而且不断出现各种民族组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异口同声地宣称，苏联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并且是“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16］由于教条主义的理解，当民族问题尖锐地表现出来以后，他们就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是没有充分意识到民族矛盾 的严重性，一方面又高唱“民主化”、“公开性”，于是，民族分立运动一发而不可收。苏联的分崩离析正是对他们的教条主义民族理论和官僚主义地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的无情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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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而是唯上、唯书。苏共长期持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观点，就是这种唯上、唯书的典型表现，而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对社会矛盾，特别是对抗性矛盾视而不见，不予承认，也都是拘泥于“经典”结论的结果。思想理论的停滞落后，使苏共无力回答和解决，或以错误的认识和方式回答和对待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对民众的形式主义的“灌输”式的政治思想教育方式概源于此。这样，一旦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思潮活跃起来，长期习惯于搞教条主义、广大民众早已厌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还能打胜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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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上、唯书，轻视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根源，是对“自发”和“自觉性”的片面认识。一百多年前，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自发论”，提出要从“外面”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自觉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党的领导作风，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理解成党是天生正确的，人民群众的任何“自发性”都是倾向于“工联主义”（机会主义的一种）、非社会主义的，那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史上发生的党的领导的错误有不少是由人民群众“自发”的“运动”来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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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上、唯书的制度和体制的根源是权力过分集中，包括意识形态部门在内的选人用人缺乏民主机制。官员们只能听命于上级，任何从实际出发，反映民众呼声、要求和利益的努力，只要与上级稍有“不一致”都可能给个人带来负面影响，理论创新哪怕是正确的都可能带来“麻烦”；而唯上、唯书，无条件地保持“高度一致”才是明哲保身，平平安安做官升官的最好办法。僵化的理论正是来源于僵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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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样一个开放的体系、发展的理论当成是封闭的体系、终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有开放，才能在同对立面的相互斗争中、相互比较中克服和战胜错误的理论和思潮，同时也吸取其他思想理论中新的科学成就，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成为永远生气勃勃的科学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封闭的体系，当成绝对正确的终极真理，把其他理论，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其他社会主义理论，不加分析地一概戴上姓“机”、姓“资”的帽子，最后只有使自己的理论萎缩、老化、僵死。这样就只能搞一家独鸣，只有在一言堂中宣布自己是战无不胜，实际上并没有战斗力。为什么苏联官方理论在“意见多元化”的思想领域里很快败下阵来？原因之一就是其中不少理论观点已经变成离开权力的支持就站不住脚的理论。搞教条主义只能丧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阵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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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剧变为我们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提供的教训是：第一，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民主的政治氛围。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搞个人专制、一言堂，搞文化专制，理论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说到底是使其深人人心，为此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方式。不管受众接受不接受，“灌输”就是一切，是对理论思想教育不负责任，是一种消极怠工的行为。第三，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只有培养一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不唯上，不唯书，尊重民众实践经验，不当风派，敢说真话，善于思考，敢于探索的理论队伍，党的理论创新才有希望，社会主义事业才有希望。正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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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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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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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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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大林全集》第1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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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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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详见（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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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88年）上的讲话，《真理报》1988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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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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