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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就是脱离实际，不是面对现实、面对矛盾、揭露矛盾，用妥善的办法缓解和解决矛盾，而是不顾事实，回避矛盾、捂住矛盾，粉饰现实，有时竟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实际”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不断自我调节，在发展，他们却长达半个多世纪闭着眼睛唱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老调，而不去研究人家的新情况。在民族问题上，典型地反映了教条主义不面对事实、回避矛盾的特点。明明是斯大林时期遗留下一系列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从60年代开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一步步发展起来，不仅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乃至恐怖活动，而且不断出现各种民族组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异口同声地宣称，苏联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并且是“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16］由于教条主义的理解，当民族问题尖锐地表现出来以后，他们就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是没有充分意识到民族矛盾 的严重性，一方面又高唱“民主化”、“公开性”，于是，民族分立运动一发而不可收。苏联的分崩离析正是对他们的教条主义民族理论和官僚主义地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的无情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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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而是唯上、唯书。苏共长期持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观点，就是这种唯上、唯书的典型表现，而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对社会矛盾，特别是对抗性矛盾视而不见，不予承认，也都是拘泥于“经典”结论的结果。思想理论的停滞落后，使苏共无力回答和解决，或以错误的认识和方式回答和对待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对民众的形式主义的“灌输”式的政治思想教育方式概源于此。这样，一旦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思潮活跃起来，长期习惯于搞教条主义、广大民众早已厌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还能打胜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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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上、唯书，轻视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根源，是对“自发”和“自觉性”的片面认识。一百多年前，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自发论”，提出要从“外面”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自觉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党的领导作风，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理解成党是天生正确的，人民群众的任何“自发性”都是倾向于“工联主义”（机会主义的一种）、非社会主义的，那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史上发生的党的领导的错误有不少是由人民群众“自发”的“运动”来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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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上、唯书的制度和体制的根源是权力过分集中，包括意识形态部门在内的选人用人缺乏民主机制。官员们只能听命于上级，任何从实际出发，反映民众呼声、要求和利益的努力，只要与上级稍有“不一致”都可能给个人带来负面影响，理论创新哪怕是正确的都可能带来“麻烦”；而唯上、唯书，无条件地保持“高度一致”才是明哲保身，平平安安做官升官的最好办法。僵化的理论正是来源于僵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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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样一个开放的体系、发展的理论当成是封闭的体系、终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有开放，才能在同对立面的相互斗争中、相互比较中克服和战胜错误的理论和思潮，同时也吸取其他思想理论中新的科学成就，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成为永远生气勃勃的科学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封闭的体系，当成绝对正确的终极真理，把其他理论，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其他社会主义理论，不加分析地一概戴上姓“机”、姓“资”的帽子，最后只有使自己的理论萎缩、老化、僵死。这样就只能搞一家独鸣，只有在一言堂中宣布自己是战无不胜，实际上并没有战斗力。为什么苏联官方理论在“意见多元化”的思想领域里很快败下阵来？原因之一就是其中不少理论观点已经变成离开权力的支持就站不住脚的理论。搞教条主义只能丧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阵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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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剧变为我们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提供的教训是：第一，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民主的政治氛围。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搞个人专制、一言堂，搞文化专制，理论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说到底是使其深人人心，为此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方式。不管受众接受不接受，“灌输”就是一切，是对理论思想教育不负责任，是一种消极怠工的行为。第三，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只有培养一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不唯上，不唯书，尊重民众实践经验，不当风派，敢说真话，善于思考，敢于探索的理论队伍，党的理论创新才有希望，社会主义事业才有希望。正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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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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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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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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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大林全集》第1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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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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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详见（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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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88年）上的讲话，《真理报》1988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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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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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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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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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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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斯大林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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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编译：《苏联理论界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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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斯大林全集》第1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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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黄宗良：《苏联政治与苏联剧变》，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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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所等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件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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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黄宗良：《教条主义与苏联的解体》，见《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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