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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宣布,托洛茨基犯有组织非法的反苏维埃党派、策划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将其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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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布哈林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逝世5周年纪念会上作关于《列宁政治遗嘱》的报告,以阐述列宁晚年思想的方式与斯大林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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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托洛茨基全家离开阿拉木图赴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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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斯大林抓住1928年7月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会晤做文章,抨击布哈林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称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人的声明是反对中央及其总路线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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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中央政治局提出“和解方案”,被布哈林拒绝。布哈林起草了一份批驳斯大林的政策声明,称斯大林用个人决定代替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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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认定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组织派别联盟,不同意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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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批评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真理报》、共产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所担任的职务。7月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批准了这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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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29日,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讨论了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决定以最佳方案为五年计划草案的正式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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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28日,全苏第五次苏维埃大会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公布了两种方案的各项指标,将初步方案看做是最佳方案的某种最低限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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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各主要产粮区都开始了大规模组建集体农庄,并且出现了实现集体化的村、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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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联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专门会议,赞同一些区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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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指出“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发生大转变的一年”,称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批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此后出现规模巨大的“全盘集体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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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布哈林集团》的决议,决定撤销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会上要求迅速实现全盘集体化,会议决定派2.5万人到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联合社等岗位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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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发表声明,表示承认有错误。至此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联共(布)党内的数次斗争中取得最终胜利,斯大林模式开始取代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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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定,工业管理体制向集中化、计划化、行政化方向发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以农业人民委员雅 · 雅科夫列夫为主席的全盘集体化地区委员会,研究有关全盘集体化的问题和制定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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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为庆祝斯大林50岁寿辰,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把斯大林说成是列宁的唯一助手,唯一继承者,是活着的列宁,斯大林的造神运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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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斯大林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批评“平衡”论、“自流”论和小农经济“稳固”论。强调应当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指出富农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此时的所谓“富农”实际上绝大多数是在新经济政策下致富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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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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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了不同地区集体化的不同速度,主要产粮区在1930年秋季或至迟1931年春季基本完成集体化,其他地区最晚在1932年春季完成集体化。在这一方针下,“左”倾冒进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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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政治局发布《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对富农“扫地出门”,在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消灭富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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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胜利冲昏头脑》,迫不得已对前期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过火行为“纠偏”,许多地方干部因此受到严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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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要求制止强制和过火行为。此后大量农民退社,许多集体农庄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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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7月13日,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正式把苏联的国家工业化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其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处在于:从重工业开始,实行高速度,依靠本国(主要是农民)积累资金;斯大林在报告中称,当前面临着社会主义的“全线总进攻”,并按这一精神提高了五年计划的几项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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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12月7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判了“工业党”案件,大批知识分子被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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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斯大林接见苏联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委员,就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战线的形势和任务发表谈话,提出要展开全面的批判,主要问题是进攻,向所有方向进攻。批判的对象有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梁赞诺夫、德波休等等,甚至点了恩格斯的名,宣称“恩格斯也不是全部正确”,如果在什么地方触动了恩格斯,这不是件坏事。这次谈话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术界全面开展大批判和大清洗的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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