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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所有完美的毒化运动一样，起初确实存在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并据此来制造“蒙太奇”。这个事实就是专制腐朽、任人唯亲的政权在民主演进进程中裹足不前，致使民众极度不满，民众渴望有更多自由；面对经济困境，他们饱受挫折。但此现象并非始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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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北非、中东国家屡发民众或学生抗议事件，每次都被军队、警察镇压下去。而国际媒体几乎保持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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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来，突尼斯就时常爆发抗议运动。《中东》杂志2011年4—6月刊中文章称，“2008年起在中西部矿藏丰富的加夫萨盆地的一些赤贫地区，2009年在该国东南部的本盖尔丹地区，2010年12月在以农业为主的西迪布济德地区及在中西部的卡塞林地区都爆发过起义”。[1]运动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在本·阿里的专制统治下史无前例。这些运动的起因是民众对腐败和失业问题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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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罹患癌症，几乎没有精力问政，也未解决继任者问题，数年来一直是其妻子莱拉·特拉布勒西这个危险人物在领导突尼斯。特拉布勒西家族贪得无厌，不少企业家不得不“出让”自家生意以求平安，这令该国的政经两界精英早已无法忍受（2010年初，就有传言称即将发生军事政变）。民众也忍受不了，特别是在突尼斯经济增长乏力之时。然而，他们表达不满的行动几乎是无组织的，与反对党和工会（亲政权的突尼斯劳动者总联盟，UGTT）脱节。虽然此时整个国家正经历经济困难，但与媒体所描述的灾难性场景也相去甚远。就北非地区经济形势而言，突尼斯是最好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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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经济、社会问题比突尼斯更加严重。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的10年，埃及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整曾引发多次罢工、抗议，而当时境外媒体并未关心。[2]特别是2004年启动私有化之时，埃及也曾经历了一段抗议高发期，显露出社会运动的苗头。那时抗议的诉求涉及穆巴拉克家族腐败、私吞国财等问题。2008年，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大迈哈莱的纺织厂工人开展抗议活动，他们首次与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联合行动，随后成立了两个独立工会，有7万成员。[3]但这次抗议风潮与此前一样，因组织不力而惨遭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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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11年之前，在这两个国家，“抗议只是地区性、行业性的，是孤立的，只要当局予以镇压或适当妥协，就能把这些零星爆发的运动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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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冬天和2011年春天发生的事件，可视为这些抗议运动的延续。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抗议运动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组织能力，汇集了不同阶层，而他们以前从未统一行动过，有的甚至都没有上街抗议过。2011年抗议运动动员的人数之多，组织之井然有序，这也是前些年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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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抗议运动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军队首次未与警察共进退，拒绝对民众实施镇压（突尼斯和埃及都一样）。此后，抗议运动如火如荼，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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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抗议运动还有一点很重要，即爆发运动的前几周，这两个国家的军方最高层均赴华盛顿，显然，后者为前者搞颠覆行动开了绿灯。两国的军人已不能再忍受当权者小圈子的巧取豪夺：在突尼斯，特拉布勒西家族的鲸吞行为已严重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在埃及，美国提供的国防预算援助越来越多地被穆巴拉克集团挪作私用。军方领导人决定采取行动。但是，因为五角大楼是这两国军队的主要金主，所以军方在取得大金主首肯前是不肯行动的。因此，这些阿拉伯“革命”归根结底只能说是静悄悄的军事政变，在很大程度上隐藏在被引导的民众起义的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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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军队完美地控制着运动。所有抗议运动都在解放广场及其周边、在全世界的相机镜头前展开，没有一次真正失控。埃及有着强大的伊斯兰势力和反以色列情感，在解放广场的抗议运动中，却听不到一句反以的口号。这显然是一场有管控的“革命”。如果是一场真正自发的运动，绝对不会不揭露《戴维营协议》的内容，民众也不会不去加沙边界，让“国门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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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注意的是，对于那些有军队效忠的政权，和平“革命”注定是失败的。巴林是如此，其王室调动军队向抗议人群开火，当武力镇压不再管用之时，又求助于沙特阿拉伯军队。也门和叙利亚是如此，利比亚也是如此，只是那里的民众运动迅速演变为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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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突尼斯和埃及不同，利比亚没有社会和经济难题。其经济充满了活力，民众享受着部分石油收入的再分配，虽然不是平均分配，却是实实在在的分配。还有350万国外劳动力为利比亚经济发展出力。当然，无人否认1969年以来就应予以挞伐的卡扎菲独裁统治的性质。面对如此情势，没有什么比民众渴望更多自由民主更合理合法的了。然而，起义的爆发点却是在其他地方：该国东部昔兰尼加的部落40多年来一直不服从的黎波里政权，经常发动针对卡扎菲的起义或未遂政变。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确定，利比亚“革命”的原因，既不是搞民主，也不是解决（并不存在的）经济难题，而是东部的武装意欲复仇和分立。2011年利比亚东部部落的起义与海外利比亚人的行动汇合，后者是由华盛顿和所谓促进人权的非政府组织支持的民主活动，这些活动分子借着“阿拉伯之春”的东风，为起义者获得国际支持提供了极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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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事件远非一场全面起义。该国有一批由世俗派、民主派组成的精英，他们长期以来反对政府，但也只是要求改革，不是要革命。他们完全拒绝像其他“阿拉伯之春”国家那样在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外国势力影响下爆发混乱不堪的“革命”。叙利亚的少数族群很多，他们和大城市里的逊尼派资产阶级和军人一样，惧怕伊斯兰主义者上台，因此比较效忠现政权。[4]虽然巴沙尔政权并不符合西方民主的标准，但巴沙尔不是一些媒体所描述的暴君独裁者，他甚至还试图搞自由化，虽然持续时间不长。叙利亚“革命”已持续了18个月。其根源，与其说是国内反对派的最初行动（他们更多求助于非暴力运动，而非城市恐怖主义），不如说是境外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及“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协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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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对一系列事件及其演进和结果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说，无论哪个国家，用“革命”一词来概括其抗议运动的性质皆有不妥。1979年的伊朗和1991年的苏联经历了真正的革命，人物、机构、内部关系、国际关系等一切都改变了，国运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阿拉伯之春”中的众多事件可都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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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在埃及，参谋总长和旧政权的情报部门首脑组成的新班子接替穆巴拉克掌权。一开始，统治阶层甚至没有一点变化，直到2012年年中举行总统选举，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当选。“新团队”（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甫一处理政务，便立即重申要遵守之前签订的国际承诺，包括被相当一部分埃及民众仇视的《戴维营协议》。这看似是好消息，也仅仅只是继承中的小变化。而“新政权”掌权后，立即向其国际“赞助商”做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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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某些国家而言，阿拉伯“革命”的结果只是换了领导阶层，而新领导层在华盛顿的首肯下，搞了一场“柔性”政变。其间，新领导层借助民众的抗议浪潮，任其发展并善加引导利用。街头抗议行动的确是整场运动的重要源头，但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只是被紧紧管控的假革命。其他国家（如利比亚和叙利亚），是现政权被武力推翻，造反者得到境外大量且坚决的支持，“土著”只起到次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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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境外推动并一手导演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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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观察人士一样，我们也相信民众有挫败感，渴望获得更多自由，面对滥权异常愤怒以及想要结束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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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可以拿上述因素与军队（充满私下盘算的）中立来解释抗议运动的产生和成功，但冲击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此起彼伏，它们的“自发性”、同时性和来自国外的迅速坚定的支持令人起疑。我们回顾不同国家的事件，会发现种种有计划、有协调行动的迹象，这显示出国外的影响似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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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年中起，一些国外专家注意到不断有抗议运动发生。他们善于觉察民众的不满和期待，知道这可以为己所用，其手段就是操纵民意，让民众产生“不满和期待‘革命’”，而实际上民众的挫败感被用于达到其他目的。这一系列事件的爆发虽未经过精确计划，但已经酝酿、持续了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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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美国、海湾君主国、欧洲都起到了主要作用。美国和海湾君主国有着明确的战略，欧洲只是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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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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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意义上说，冷战结束后，华盛顿的北非、中东战略有四大基础：控制石油资源；确保地区市场；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主义和颠覆令武器扩散的伊朗政权。小布什总统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是第五个，也是最新的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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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后，美国惊讶地发现，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大部分民众对美国怀有刻骨仇恨，便试图了解个中缘由。众多研究成果给出了答案，其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第一点是美国无限支持以色列；第二点是美国支持腐败专制的阿拉伯政权，以阻止伊斯兰势力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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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可能在第一点上让步，但决定在第二点上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如果此举能够减缓恐怖势力对美国的利益损害及其侨民的伤害。于是，华盛顿不再反对伊斯兰势力执政，甚至帮助他们推翻北非、中东任人唯亲的腐朽政权。但伊斯兰势力必须答应美国的条件，遵照美国的安排，即如果伤害到以色列、海湾产油君主国的利益，则一切免谈。这是因为自1945年《昆西协议》后，海湾君主国一直确保着美国的能源供应稳定。为了换取美国的支持，伊斯兰政权保证与恐怖势力决裂，承认以色列，融入全球自由经济，为美国企业进入当地市场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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