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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08年美国国务院在摩洛哥组织了一场大会，希拉里·克林顿受邀出席。大会还邀请了利比亚、埃及等马格里布国家人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其中就有埃及抗议运动的诸多领头人，以及后来成为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驻欧洲代表并于2012年10月当上利比亚总理的阿里·扎伊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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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新设了一个接待突尼斯人的“公民社会”办公室。传统上，驻外使馆不与当地民众有直接、公开的联系，但华盛顿跨越了红线，却未遭到突尼斯当局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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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萨米·本·加尔比亚指出的，[12]“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1月21日的‘互联网自由讲话’中，[13]将互联网自由列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发表该讲话的前两个月，即2009年11月，希拉里宣布推出公民社会2.0倡议，[14]帮助全球独立机构使用数字技术。为此美国拨款500万美元给中东、北非的试点项目，以增强新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互联成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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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A）在谷歌公司和位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共同组织的“2010年互联网自由”大会期间，还推出了“中东、北非博主网络”倡议。NDIA是“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NDI）的“分支”。NDI是支持美国民主党的智库，虽然它宣称自己是“非党派”的，但其由美国政府创立，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支持，“以便为那些提供捐助促进发展中国家民主的组织牵线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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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精细的战略和无懈可击的计划，支撑“革命”的基础设施已就位，为2011年冬运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万事俱备，只欠“触发因素”，在火药上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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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真披露还是假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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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雷维尔在其专著《法国：一个诸多影响力之下的国家？》中认为，“阿拉伯之春”事件发生的前一年，维基解密泄露的美国外交文件，对该战略的实行有促进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泄密不是该战略的组成部分，那它也是一种“火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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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创始人兼领导人阿桑奇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2011年4月16日，他在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说：“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个触发因素，那就是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有关这些国家的外交电文。当地报纸用阿拉伯文持续报道，如黎巴嫩的《阿克巴尔报》；或者通过与维基解密类似的网站，如突尼斯的名为‘突尼斯揭秘’的网站。这些电文不仅描述了本·阿里政权的腐败，还充分证明了它极度脆弱：很明显，大家知道了本·阿里政权与军方有冲突，美国并不会支持它。这些内容向突尼斯的行动分子、军队以及本·阿里的身边人发出了强烈信号，同时也向邻近地区发出了强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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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披露美国外交电文中的秘密信息“阻止”了美国继续公开支持独裁者，因为恰恰是美国大使发出的电文对独裁者们提出了质疑。“突尼斯的反对派将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和法文，登载在nawaat.org网站上。特别是那些将本·阿里政权描述成不折不扣黑手党的电文，让突尼斯人私下议论的和日常生活中亲身经历的事情，通过别国外交官之口（当然是在本非公开发表的电报中）得到了确证，这对动员民众极具效果。在恐惧之墙崩塌过程中，该因素很重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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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桑奇所言，自此，“中东便犹如星星之火”,[16]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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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诸行动的模式：操纵民众和国际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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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煽动者而言，只创造有利的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确保运动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确保成功的操纵和颠覆技术便粉墨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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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有效的非暴力公民行动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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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贝纳尔·欧文解释的那样，美国在“阿拉伯之春”中运用的新战略是非暴力行动，也称“公民自卫”。该行动被巧妙地、有力地组织起来，获取境外大量援助资金，而外界却很难查实资金的确切规模和流入路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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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种战略颇有研究的道德与政治科学研究院的社会学家让·贝希勒尔还对“公民自卫”的概念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公民自卫”是由创立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普首先提出的，他还为此撰写了不少专著。简而言之，“公民自卫”在对内夺权、对外抵抗侵略方面相当有效，是一整套非暴力战略战术，通过故意不遵守法律，造成经济活动整体停滞，行政部门拒不服从命令，士兵与警察犹豫不决等步骤实施。“公民自卫”与民主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该战略首先服务于维护民主，或者当民主原本存在却遭威胁之时拯救它，或者当民主尚未建立时推广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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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吉恩·夏普而言，“非暴力行动是一门技术，可将冲突比如军队、代议制政权卷入的战争和游击战引向正确方向。它利用心理学及社会、经济和政治手段，在不同条件下，指向或善或恶的目标。它被用于颠覆政权或支持政府”。这个美国人阐明了他所希望使用的专用术语：“非暴力行动”、“非暴力斗争”或“人民权力”。他还描述了这种技术的运作方式：“我们不主动告诉冲突国家民众该如何行事。当他们询问时，我们才提供我们的理解和知识。我们强调严肃认真学习、独立思考和坚定意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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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所长、曾任美国陆军上校的罗伯特·赫尔维非常活跃，他说：“军事行动需要的钱比非暴力行动多得多，但后者仍需用钱。后者要有用无线电制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要有培训能力，还要给行动分子钱财让他们养家。”他特别提及：“必须说服某些军人和公务员，让他们相信投入我方阵营对其有利。当他们确信我们即将获胜时便会投诚。”[19]这番话再一次解释了突尼斯和埃及两国军队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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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扭曲事实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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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媒体是“阿拉伯之春”运动的主要回应方，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正因为有了国际承认，抗议运动才能在本国得到巩固，参与者才相信全世界都在盯着和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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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国际媒体其实只是负责“定调”的英美和阿拉伯地区的电视台，如以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半岛电视台（卡塔尔）为首的电视媒体，以及BBC（英国广播公司）和阿拉伯电视台（沙特阿拉伯）。这些媒体所属的国家恰恰是在阿拉伯“革命”中获益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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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国际媒体名单上，没有法国24台和TV5（全球性的法语电视网）的踪影。法语媒体与其他地方的媒体一样，对“国际媒体”播放的新闻及画面，只是跟进和接力报道，一般都不加分析。这种亦步亦趋日益严重，因为讲法语的“大牌记者”本来就少，并且被安排在盎格鲁-撒克逊记者中间，由于不被重视，也就无法逆美英同行强加的“主流”而动，况且他们也从未对这些媒体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实际上这些媒体在西方及全球播出的信息绝对不可信，这些信息被严重误导、扭曲、剪接。例子不胜枚举，本书将涉及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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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叙利亚冲突中，“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几乎是西方媒体现场信息的唯一来源。这一设在伦敦、观点明显有失公允的组织接受的是阿拉伯媒体的资助，是亲穆兄会的宣传机构。报道中受害者的数量都是由它提供的——通常极不可靠，谁搞了大屠杀也是它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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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社交网站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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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突尼斯事件和埃及事件，人们屡屡提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站（脸书和推特）的作用。谷歌的瓦埃勒·古奈姆于2011年2月初在CNN上证实了它们的重要作用。他的话被诸多网站转载：“我想找一天去见见马克·扎克伯格，谢谢他……我是以埃及的名义……这场革命起自线上。这场革命起自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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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萨米·本·加尔比亚认为，“源自华盛顿的互联网自由‘经文’只是为地缘战略日程打的掩护”。数字“领地”便于国际公民社会通过在网络上进行有利于抗议者的动员来实施长期干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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