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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所长、曾任美国陆军上校的罗伯特·赫尔维非常活跃，他说：“军事行动需要的钱比非暴力行动多得多，但后者仍需用钱。后者要有用无线电制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要有培训能力，还要给行动分子钱财让他们养家。”他特别提及：“必须说服某些军人和公务员，让他们相信投入我方阵营对其有利。当他们确信我们即将获胜时便会投诚。”[19]这番话再一次解释了突尼斯和埃及两国军队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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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扭曲事实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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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媒体是“阿拉伯之春”运动的主要回应方，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正因为有了国际承认，抗议运动才能在本国得到巩固，参与者才相信全世界都在盯着和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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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国际媒体其实只是负责“定调”的英美和阿拉伯地区的电视台，如以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半岛电视台（卡塔尔）为首的电视媒体，以及BBC（英国广播公司）和阿拉伯电视台（沙特阿拉伯）。这些媒体所属的国家恰恰是在阿拉伯“革命”中获益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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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国际媒体名单上，没有法国24台和TV5（全球性的法语电视网）的踪影。法语媒体与其他地方的媒体一样，对“国际媒体”播放的新闻及画面，只是跟进和接力报道，一般都不加分析。这种亦步亦趋日益严重，因为讲法语的“大牌记者”本来就少，并且被安排在盎格鲁-撒克逊记者中间，由于不被重视，也就无法逆美英同行强加的“主流”而动，况且他们也从未对这些媒体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实际上这些媒体在西方及全球播出的信息绝对不可信，这些信息被严重误导、扭曲、剪接。例子不胜枚举，本书将涉及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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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叙利亚冲突中，“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几乎是西方媒体现场信息的唯一来源。这一设在伦敦、观点明显有失公允的组织接受的是阿拉伯媒体的资助，是亲穆兄会的宣传机构。报道中受害者的数量都是由它提供的——通常极不可靠，谁搞了大屠杀也是它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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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社交网站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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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突尼斯事件和埃及事件，人们屡屡提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站（脸书和推特）的作用。谷歌的瓦埃勒·古奈姆于2011年2月初在CNN上证实了它们的重要作用。他的话被诸多网站转载：“我想找一天去见见马克·扎克伯格，谢谢他……我是以埃及的名义……这场革命起自线上。这场革命起自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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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萨米·本·加尔比亚认为，“源自华盛顿的互联网自由‘经文’只是为地缘战略日程打的掩护”。数字“领地”便于国际公民社会通过在网络上进行有利于抗议者的动员来实施长期干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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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雷维尔认为，10多年来，美国国务院公开依靠互联网和社交网站来推进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为此，它“与互联网寡头，特别是谷歌和脸书”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能够发动阿拉伯革命，似乎多亏了社交网站。这些网站的老板似乎与美国政府保持着毫不避讳的关系。”华盛顿利用这些新媒体来打击对手。“就拿伊朗的例子来说。2009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朗审查制度受害者法案》。据此于2009年向政府广播委员会拨款3000万美元，资助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法尔达电台和美国之音用波斯语向伊朗广播；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伊朗电子教育、交流、媒体基金，即协助绕过互联网审查；还向国务院拨款500万美元，用于撰写关于2009年选举后伊朗政权侵犯公民权利的报告。选择这个时候出台这些措施很重要，因为距离6月伊朗大选和抗议骚乱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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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压力与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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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间接”或“自发”行动力量不够，或是目标国政府针对美国的战略试图采取反制措施，华盛顿当局便出面干涉，为阿拉伯地区“革命”的顺利进行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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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普·克劳利上传了一条关于阿尔及利亚事件的推特文章，文中写道：“阿政府取消紧急状态的决定是积极的，但它应进一步提高自由度，以显示真正的改变。”一个外国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向另一国下指令呢？显然是美国在对此事件施加影响。请注意，该文章被媒体以及众多网民转发！在中东、北非的一系列事件中，克劳利狂发推特，大言不惭地表明其支持抗议运动的态度。克劳德·雷维尔认为，施加影响力的行为如此公开，以至我们将其视为针对那些“犹豫不决”的政府稍加掩饰的某种威胁，意思是“如果我们愿意，就可以发动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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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及其配角盟友在阿拉伯“革命”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并不属于秘密行动范畴。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可以看到美国中情局的黑手就大错特错了。冷战期间，该情报机构当然是创造并发展了此类手段，用于对抗苏联的宣传，建立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就是首批行动。但今天，美国中情局致力于情报搜集以及针对危害美国安全的恐怖分子的行动。而阿拉伯“革命”的战略是由各智库提供的，指挥工作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参与者是各基金会和以掩护身份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曾经东西方对抗时期所打的密战——属于情报机构的那种，不再由情报机构独享，“行动”自此导向另一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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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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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检视阿拉伯“革命”的真实结果，我们会惊讶于其所致的恶果，这既体现在发生“革命”的国家，也体现在地区与国际环境。与这些比较，独裁者倒台的好处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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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列出一张经历过“革命”的国家目前民主与自由状况的清单，对“革命”的后果相当有说服力。最好的情况是，专制政权已经倒台，国家却无任何变化。通常的情况则是局势恶化：人权状况、妇女地位退步，针对非穆斯林少数族群的威胁增加，宗教场所被毁，等等。主要原因是西方支持的伊斯兰势力上台，一些政权毫不掩饰他们想搞伊斯兰教法统治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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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革命”还导致安全局势恶化。如武器散失；法治遭弃，以伊斯兰教法代之；警察部门无序，公报私仇；罪犯出狱……众多因素使“阿拉伯之春”国家的民众生存日艰。叙利亚爆发了内战，国内情况最糟，利比亚次之，在境外势力煽风点火、火上浇油下，敌对的各派、各部落、各族进行着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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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或近或远的将来，在历经“革命”的国家中许多难题有沉渣泛起的危险。我们认为，这些由境外势力鼓吹、控制的“傻子革命”会导致六大危险：再发“革命”或“反革命”；执政的伊斯兰政权激进化；涉及国家安全的各派发生冲突；一些国家解体；西非长期动荡；大国间关系紧张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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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发“革命”或“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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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阿拉伯“革命”的国家中，一部分民众迟早会意识到自己被算计了。这很可能成为反作用力，再次引发骚乱。透过这些国家持续的或似乎已经重启的抗议，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些许迹象。或是因为部分民众认为自己的行动被误导至其他方向，或是因为一股反弹力量试图纠正“革命”中的过激方式——特别是强行推进伊斯兰政权的措施和法律。瓦利德·法里斯注意到了这一点，曾说道：“未来，‘阿拉伯之春’或者说‘阿拉伯-伊斯兰之春’将回潮。……今天，阿拉伯和伊斯兰公民社会已经组织起来，学着自成体系并重组其网络，以便对抗伊斯兰势力的抬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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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的伊斯兰政权激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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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涉及“革命”的国家，发展进程几乎一致，均是由“阿拉伯之春”发展到“伊斯兰之冬”，即伊斯兰激进主义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各国的状况大同小异：“自由派”发起抗议运动或许推翻了独裁统治，但很快受到伊斯兰势力和萨拉菲分子排挤。[22]后两派在“革命”中看似只起很小作用，但它们组织有序，懂得如何将“革命”引至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尤其是穆兄会，知道耍滑头，跟西方人说他们爱听的，言必称“民主”“公民社会”，甚至打“萨拉菲分子牌”，以显示自己是两害中较轻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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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伊斯兰势力相当低调谨慎，但又会持续到何时？正如吉勒斯·凯佩尔所言：“这些激进组织的成员几乎全部干过地下工作，他们认为民主是亵渎宗教的终极之罪，因为它将真主安拉的无上权力转给了人民。”[23]几乎可以确信，一旦他们腾出手来，将会调转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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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中，在埃及，一部分长期忠于穆兄会的军人将力量的天平扳向反对坦塔维元帅和总参谋长萨米·阿南的方向，致使两人提前退休，降为国家领袖的“顾问”。瓦利德·法里斯担忧地说：“埃及伊斯兰势力大获全胜，可能形成一个从加沙到摩洛哥的巨大伊斯兰势力空间，好在埃及自由派尚未放弃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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