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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Jean Baechler,《Défense par actions civiles,ONG et démocratie》,in B.Owen（dir.）,La société civile,un cheval de Troie?,op.cit,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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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Bernard Owen,《La régle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agissante et ses effets》,in B.Owen（dir.）,La société civile,un cheval de Troie?,op.cit,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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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Bertrand Simon《Les nouveaux médias:du pain béni pour les ONG》,in B.Owen（dir.）,La société civile,un cheval de Troie?,op.cit.,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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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ntretien avec le géopoliticien Walid Phares》,Valeurs actuelles,28 juin 2012,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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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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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Gilles Kepel,《Révolutions arabes:la tectonique syrienne》,Le Figaro,24 aoû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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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N.Benakcha,op.cit.,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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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Cf.http://www.etudes-geopolitiques.com/editorial_contents5.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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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是联合国安理会于2011年3月17日通过的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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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第一部分分析与解构各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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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缘由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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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2011年3月着手撰写《突尼斯革命被掩盖的一面——伊斯兰主义与西方：高危联盟》一书。它于当年9月，即2011年10月23日那场选举欺骗前的一个月在突尼斯出版，又于2012年1月在法国推出。该书是我作为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在某些媒体称为“茉莉花革命”[1]期间的证言，也是我作为哲学学者在塞浦路斯外交部下辖智库——迪达洛斯地缘政治研究所担任所长之一时的分析和看法。在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大国竞争尤其是涉及美国问题方面，我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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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中论述的观点：从2010年12月17日至2011年1月14日，这场真实存在于突尼斯的社会大爆炸，尽管有其客观的内生因素，但并不是民众自发的革命，而是有计划的阴谋。它是由美国政府的战略谋士们指挥协调的，其中还有西方各大媒体的积极帮助以及其他一些媒体或观察家的幼稚参与。后一类媒体或观察家不会采取其他立场，只是站在渴望民主、勇敢对抗代表着“世上最血腥独裁统治”的突尼斯安全部队的民众一边。行动的目的何在？就是一股脑儿地更换执政的政治精英，更确切地说，换下民族主义的世俗精英——他们是后殖民时代的遗产，代之以新的统治阶级——伊斯兰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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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将要论述的，美国人在处理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上并不总能显示出大智慧，却真真切切地在“民主之春”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且不只是训练培养了一大群渴望自由的全球化的年轻网民。但仅仅靠美国人按下按钮，还不足以在世界某个地方发动革命。爆发革命的社会，如果不存在爆发革命的深层次原因，且革命未能回应革命者的关键需求，那么革命就不会成功。已经维持了23年统治的突尼斯政权在23天里轰然倒塌，正是存在如下的一系列原因：有文凭而无前途的西方化的青年，与亮丽的经济增长不相匹配的全面贫困化，瘟疫般蔓延的腐败，受到禁锢的言论自由，全面缺失的政治辩论，无限期拖延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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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迅速反应过来，这一成形于奥巴马政府的计划不只涉及突尼斯的本·阿里，还将冲击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袖。他们长期执政，不再符合世界第一强权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这一“革命的”和“民主的”接班计划名为“大中东民主计划”，其设计者也是决定入侵并摧毁伊拉克的那些新保守主义者。因此，我称奥巴马为长着鹰派翅膀的鸽派，称希拉里·克林顿为“阿拉伯之春”的燕子。出于与设计者相同的原因，我认为，“阿拉伯之春”并非始于2010年的突尼斯，而是2003年的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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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书中所言，“阿拉伯之春”的性质会迅速且自然而然地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而我绝大多数同胞仍相信他们搞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外国观察家议论说阿拉伯国家即将出现世俗的民主政权，在该政权内部，伊斯兰“温和派”不占多数，但会像德国、意大利或法国的基督教民主派那样发挥作用。正当此时，我指出，伊斯兰运动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即使在50年任人唯亲却也较开明统治时期里取得的现代化进展也将明显缩退，神权加极权的政权将振聋发聩般相继登场。突尼斯就是如此。至于其他阿拉伯国家，我坚称，它们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持续的无政府状态，部落陋习回潮，因宗教信仰冲突将发生内战，贫困化加速，主权丧失，美英将全面控制从独裁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家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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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些预言曾被认为是愚蠢可笑的，但就在“阿拉伯之春”发轫不到两年后一语成谶。而且现在只是一个长期进程的开始，伊斯兰神权统治正在该进程的末端等待着。只要发生过“阿拉伯之春”的地方，就只会留下废墟和眼泪。利比亚有5万人丧生，“自由派”才刚刚赢得首次“自由、透明”的选举。但是，这恰恰说明了该国已四分五裂，与伊拉克的结局无异。利比亚不再是新闻头条，不是因为一切进展顺利，而是因为有人想特意掩盖事实。叙利亚还在英勇地抵抗着颠覆者、恐怖分子、伊斯兰主义者、当地叛徒和外国雇佣兵。这些雇佣兵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以色列的要求，由卡塔尔、土耳其、英国和美国豢养的。也门则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逊尼派、什叶派两派互相残杀，饥荒降临。埃及目前由穆兄会掌握，他们将在10年内抹去7000年的历史，就像他们的同门兄弟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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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茉莉花革命”的自发性质以及这场“革命”与生俱来的伊斯兰化风险，没有多少欧洲政治家、专家或记者提出保留意见。所有人都故意掩盖上述伊斯兰化风险，其站不住脚的借口是“革命”运动没有政治或意识形态领袖，抗议者既没包头巾也没留大胡子，没喊出任何宗教或反西方的口号。个中缘由是，伊斯兰主义者的确接到指令，被要求不显山露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避免惊动西方舆论，也是为了让外界全面、不可逆地同情这场“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我研究伊斯兰主义已有30年，从2010年12月第一周起，我就认识到有伊斯兰主义者在幕后操纵“革命”，他们得到了美国、英国和卡塔尔的默认支持。因此，我将抗议者称作“一群狂热的人”，竭力替当时的政府辩护，试图警告突尼斯人：若现政权一倒台伊斯兰势力便会立即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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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少数清楚内幕的大西洋主义者知道美国正在实施自己的计划，什么也阻止不了美国人。这一小撮人，正如他们在1945年后通常所做的那样（而且比任何时候都对法国的利益无动于衷），强烈地维护美国帝国的利益，以换取在其他方面的利益。大多数追随者，或是出于革命浪漫主义，或是亦步亦趋，或是因为幼稚，或是出于无知。意见领袖和追随者就这样凭空捏造出“茉莉花革命”的神话，之后再兜售“阿拉伯之春”的谎言。从“茉莉花革命”到“阿拉伯之春”，用词发生转变，使之更带有外国情调，更具有文化色彩。这种转变表明，他们有意将一场社会政治的、涉及经济的、一地一域的、孤立的危机搞成一场地缘政治地震，冲击之前筛选出的阿拉伯国家，以便未来30年内重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正如从2011年起我一直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也正如埃及《金字塔报》创始人、曾任纳赛尔顾问的穆罕默德·哈桑宁·哈伊克尔后来断言的，这是一个新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即便是哈伊克尔这样的智者，也未从一开始就洞察这些“革命”的幕后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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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波政治、媒体喧嚣中，少数严肃、敏锐、称职的声音都立即被大媒体滤除，很可能是美国的原因。相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些“专家”和“春天学学者”混在这股本应作为释疑解惑者的人潮中，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到底该上哪家电视台，该回复哪家报纸的约稿。发出首批诚实之声者，就有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的主任埃里克·德纳塞。他在《论坛报》的访谈中坚称，在突尼斯，“民众确实有对自由的渴求，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将向更民主的方向迈进。我不相信这些经过多年准备的‘革命’是自发出现的。早在2007年或2008年，‘自由之家’‘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等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或CANVAS便组织过各种会议，如今一些十分活跃的博主以及这些运动的领袖大部分都参加过会议。正是这些会议给他们灌输了民主思想，为这些‘运动’的出现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从本质上看，这些革命与苏联政变、塞尔维亚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及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都属一类……这一次，无论是在突尼斯还是在埃及，军队首次不与警察站在一起，而且国际舆论始终在关注着这些运动。更为关键的是，就在这些运动发生的前几周，无论是突尼斯还是埃及的军方最高层都访问了其重要金主华盛顿，他们都接收到了可以推翻现政权的信号。他们将不再忍受本国权力集团的掠夺。所谓革命，只不过是领导层的更迭：新的领导层利用民众的抗议风潮，在获得华盛顿的默许后发动的‘柔性’政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