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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阿拉伯“革命”中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还是在这个隐秘的机构上多花点儿时间。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威廉·布卢姆写道，该基金会“几乎能够公开从事那些中情局曾经悄悄做的事”，“我们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其所从事的事情常常与它所宣称的宗旨相悖”。[16]他介绍，“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基本理念虽是反左翼的，但“客户”却常常是左翼政党或工会。我们是否回想起突尼斯事件中突尼斯劳动者总联盟等的活跃行动？它“以多种方式介入别国内部事务，向公民组织、工会、异见者或学生运动、编辑、报纸和其他媒体提供经费、知识技巧、培训、教育材料、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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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推出公民社会2.0倡议时，希拉里·克林顿呼吁全球非政府组织大量使用数字新技术，宣布拨款500万美元给中东、北非做试点，称“这将有助于增强新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互联成网的能力”。在2010年1月21日的“互联网自由讲话”中，她向网民承诺，更确切说，是向“网络奸细”承诺，美国将提供资金和后勤支持。当时，有10多个突尼斯博主通过网络视频会议，一些人甚至在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内听了她的讲话。她甚至还点了几个国家的名：伊朗、乌兹别克斯坦、突尼斯和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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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希拉里·克林顿更积极的是约翰·克里。这个民主党人却是新保守派人物麦凯恩的密友。他表示，不仅要资助社交网站、博主和全体网民，更要引导他们，并提供培训。2009年1月8日，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会议上，他强调：“当这些网络尚幼小时，就要想着哺育、培养它们，以使其快快长大。”脸书当时约有950万用户，这些网络的确是个大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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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革命”爆发前不久，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中也持这一论点。他批评道，美国的“网络乌托邦”掩盖了新技术与生俱来的自由美德，只对准美国锁定的那些国家——伊朗、中国、委内瑞拉。他认为，这种“数字干涉”大概有助于在全球宣传自由，但首先并主要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17]对那些早就明白“人权问题更多服务于国家战略而较少惠及个人与民众利益”的人来说，上述论点纯属小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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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兼作家约翰·利韦尔内特也持此观点。他说：“阿拉伯民众知道他们获得了什么，但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从本能出发，我们惊奇地发现，这是一系列针对独裁者的颠覆运动——数十年来，阿拉伯民众都知道他们是暴君，但迄今一直很平静……确定的一点是，运动没有自觉自发。一切已经计划很久了。”[18]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任何政治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如果真有，那也是故意安排成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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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拉伯之春”的非自觉自发出发，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突、埃两国是最脆弱、最先倒下的。在埃及约8150万人口中，两成是网民，其中的约500万是脸书用户，58%的脸书用户小于25岁。在突尼斯约1030万人口中，约有200万脸书用户，18岁至29岁的脸书用户占23.3%。2011年7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突、埃所属的地中海南岸国家中，IT（信息技术）通信业占比是阿拉伯世界中最高的。”因此，“两国政权倒台如此迅速，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人掌握了通信和媒体接入手段”。这份报告的口吻与其说是注重科学性，不如说是意识形态色彩深厚。报告称，相对于“极权”，这种开放显然是矛盾的。一个极权国家无论如何是不会开放其社会的，而是会拼命让其置身事外，以防被外部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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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美国及其非政府组织的二道贩子，特别是无处不在的梅纳尔领导下的为“言论自由和民主”摇旗呐喊的“记者无疆界”组织，无法忍受针对互联网的哪怕是最轻微的审查。一旦政权稍微开放，便会缴械投降。显然，“茉莉花革命”及其政治、社会恶果，如果没有突尼斯当局2010年5月的首肯（推出3G网络，即通过手机上网），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世上最残暴的独裁者”之一无意识犯的严重错误？还是对伊斯兰主义者随时可能一口吞下的政治自由化严加控制的同时，自愿对外开放、逐步引入民主导致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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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本萨阿达认为：“突尼斯网民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遭遇感染。脸书、推特等博客都表达了支持。脸书上组建了数个群组，推特文章也设置了相关关键词——Sidi Bouzid（西迪布济德），并占领了微博平台。优兔上有3000多条视频带有相关关键词。”[19]在运动最激烈时，“网络异见分子”将新技术用到极致，包含“Sidi Bouzid”的推特信息每小时发了2.8万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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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我前文中提及的美国机构的技术、后勤、资金支持，“茉莉花革命”根本不会发生，机构的角色就是“资助、训练、支持、建议目标国的异见运动，以使他们以非暴力方式动摇并颠覆当地政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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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美国在技术方面帮助“网络异见分子”的例子，就是提供可接入网络又不留痕迹的TOR（The Onion Router，洋葱头路由器）。这是一种匿名通信软件，可为所有类型的信息加密，用户可通过它匿名上网。TOR项目由美欧黑客管理，接受美国联邦政府资助。该软件由麻省（马萨诸塞州）一家企业推出。据约翰·马洛尼披露，这家企业免费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此软件，让他们在进行颠覆活动时能躲开审查和监视。那个神秘的突尼斯“海盗党”，其实就是一个媒体泡沫。[22]它的一名成员苏菲安（化名）宣称：“许多人使用TOR，软件光盘在大中学生中传来传去。一周前，软件发明人雅各布·阿佩尔鲍姆专门为突尼斯设计了一条通道，这让事件的进程大大加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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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澄清，苏菲安真名叫希姆森丁·本·杰马，是突尼斯裔法籍青年，法国“海盗党”成员。其次，阿佩尔鲍姆不仅是那款软件的设计师，而且曾是维基解密的活动分子。此人与“匿名者”组织联系密切，是这家企业的门面人物。他多年来遍访世界的“网络异见分子”，向其展示TOR的用法，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不是阿佩尔鲍姆不要钱，而是只对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免费。[24]谁在资助TOR软件生产商呢？艾哈迈德·本萨阿达调查后认为，资助方有谷歌、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美国联邦基金！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阿佩尔鲍姆曾赴突尼斯“向当地活动分子介绍自己的系统”。[25]我们还知道了，为了帮助突、埃活动分子在断网的情况下与外界联系，谷歌和推特迅速推出了一款名为“Speak2Tweet”（与推特对话）的服务。这项服务允许用户免费拨号、上传语音留言，该留言再被自动转换成推文并传至互联网。[26]我们也知道，在动员青年中起到发动机作用的突尼斯“揭秘”网站的幕后推手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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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例子。知名的青年运动联盟（AYM）于2008年12月在纽约组织了首场大会（后来又于2009年在墨西哥城和麻省、于2010年在伦敦举办过）。大会得到谷歌、优兔、脸书、百事的赞助，参加者是来自拉美，以及伊朗、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的“网络异见分子”。与会者还包括：首个与小布什政府合作的埃及博主艾哈迈德·萨拉赫，“自由之家”负责中东、北非事务的项目执行人谢里夫·曼苏尔，突尼斯“网络奸细”的教父萨米·本·加尔比亚，脸书的共同创办人达斯廷·莫斯科维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下属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的共同领导人拉里·戴蒙德，美国国土安全部高官沙阿里克·扎法尔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首场大会后，该组织还创立了movements.org网站。此网站称，这个“美国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任务是：其一，在感兴趣地区物色网络活动分子；其二，促使他们相互建立联系，并与公民社会的专家和成员建立联系；其三，向其提供支持，包括提供培训和建议，为其打造一个平台，引导他们相互联系、发展壮大。一切都计划好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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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movements.org网站的创建者之一是曾任康多莉扎·赖斯、希拉里·克林顿顾问的贾里德·科恩，他现在担任“谷歌理念”的负责人。另一创建人贾森·利伯曼曾在美国国防部任职。青年运动联盟的执行总裁则是戴维·纳赛尔，曾在“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中负责中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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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运动联盟的第二次会议于2009年10月15日至16日在墨西哥城举行，希拉里亲自前往，诸多阿拉伯（包括突尼斯）网民参加。伊娃·戈林格尔写道：“会议集中了新技术和社会网络方面的专家，如脸书、推特、优兔人员，还有华盛顿机构的官员，以及致力于颠覆和动摇那些不听命于美国的国家的专家。目的是训练那些国家的青年用社交媒体来实施反政府的政治行动。”[28]换言之，教会这些博主通过非暴力手段，即以技术手段来推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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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乔治·W.布什研究所联合“自由之家”组织了全球“拥护自由人权的活动分子”“互联网专家”的聚会，以分析“全球网络异见运动”。[29]突尼斯有两男一女参加。参加的埃及人有瓦埃勒·古奈姆、艾哈迈德·阿德尔、纳迪娜·瓦哈卜、沙希纳兹·阿卜杜勒·萨拉姆和艾哈迈德·萨拉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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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式美国人》一书的作者称：“研究这些会议以及与会者名单，我们可从多种角度去解读。首先，美国政府通过大使馆，在世界范围辨别其‘感兴趣’的网络活动分子，并通过大使馆安排这些人去参会。其次，新技术领域的领袖在培训‘网络异见分子’、破坏别国政府稳定等事情上早就持有立场。最后，事实证明，美国政府、‘输出民主’的机构、新技术领域的大公司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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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用一个彻头彻尾的“网络奸细”的证词来结束这一部分。证词出自萨米·本·加尔比亚，他是“网络异见”方面的先驱，“网络奸细”招募与培训专家，曾是伊斯兰运动的同情者，1998年赴荷兰避难。2010年9月17日，即布瓦吉吉自杀的12月17日的前三个月，萨米·本·加尔比亚发布了一份资料翔实的研究材料，介绍了与美国情报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是如何训练和操纵阿拉伯“网络异见分子”的。他的坦白承认令人惊讶，文章的发表也是个谜。我的假设是，萨米·本·加尔比亚对伊朗有一种偏爱，在试图动摇伊朗政权未果后，他与自己的美国教员疏远了。在2003年出版的自传式著作中，他描述了在伊朗最初的那段时光。2009年，“非暴力网络革命”首次爆发就是在伊朗，未获成功。后来美国人花了一年的时间升级他们的“革命”制造机，使其在突尼斯达到了最佳效果。他的证词中有如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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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盛顿发出的有关自由的网络“真言”，只是为了掩盖其地缘政治战略日程。互联网自由政策并非一尘不染。首先，它基于美国和西方对外政策与利益，换言之，服务于西方优先领域。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在互联网自由领域以主角身份行事。这对接受它们支持与资助的活动分子而言，构成了真正的风险。许多人觉察到网络行动主义是高度政治化的。这些人将该运动的“成功”据为己有，以实现美国的地缘政治目的，还将其视为“死亡之吻”。最坏的结果是，西方资助加高度政治化可能导致目前的网络行动主义空间突变，出现一个完全与当地阿拉伯背景脱钩的“并行的网络行动主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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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特别担心的是，美国政府与涉及互联网自由和网络行动主义的美国研究中心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每一座桥梁，都将导致早已存在的桥梁被摧毁。后一种桥梁连接上述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中心与阿拉伯世界的行动分子和博主。如果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不变，活动分子特别是那些圈外国家的活动分子会继续视美国为伪君子，即美国企图利用活动分子，将他们的事业作为自己的工具，以便为自己所用或仅用于国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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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互联网自由和网络行动主义成为政治领域的时髦物，充斥着狂妄的变革论调或理论，众多国家政府向这一“新的变革的科罗拉多”投钱。对这些政府、非政府组织、“翻墙”工具提供者和推广者来说，这一形势为它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让它们把自己的日程排在优先位置，让它们根据当时的情况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公关战略，或纯粹为了多弄点儿钱。……美国和西方非政府组织针对阿拉伯博主和网络活动分子搞了那么多工作室和会议，其数量近年来急剧上升，以至没人能准确预测这些活动对阿拉伯网络行动主义的性质有何影响以及所引发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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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最令人担忧的变化是，那些独立的网络活动分子和博主将自己总结、收集的知识和数据，通过与美国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中心合作的方式，转到华盛顿搞政治的一群人手上，为美国利益或全球网络战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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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我们想与研究中心或非政府组织合作，回答问卷，或参与群包的一个项目，或帮他们翻译些材料，或解释某些话题的背景知识，或推荐活动分子和博主去参会时，我们就要问问自己了，我们是否正在通过美国政府的代理人里通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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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材料还透露，cyberdissidents.org网站项目的最初构想源自以色列和美国政客，他们与各自国家的情报部门联系密切。该文称：“该项目由‘保卫民主基金会’首倡。这是个设在华盛顿的新保守派研究所，于‘9·11’事件发生两天后成立，而美国保守派组织竟好意思指责该基金会‘主要由一小撮亲以色列的鹰派人士资助’。《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则将其描述为‘最重要的新保守派智库’之一。曾在利库德政府内任部长的极右政客纳坦·夏兰斯基是网站的总裁，戴维·凯斯任执行官。凯斯曾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助理，也在以军战略部门任过职，是恐怖问题专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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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本·加尔比亚告诉我们，谷歌组织了2010年9月20日至22日的布达佩斯“2010年互联网自由”大会，邀请活动分子、博主、人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对人权事务感兴趣的多国政府和美国大企业代表，加尔比亚本人也参加了。会上，奥尔布赖特领导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提出了“中东、北非博主网络”倡议。但加尔比亚在材料中没告诉我们“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还在约旦（2007年12月）、摩洛哥（2009年6月）、土耳其（2009年11月）等国家召开了培训大会，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伊朗、也门都有人参会，他们学习如何将新技术（脸书、推特）应用到“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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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网络奸细”和半岛电视台适时紧密的合作，没有法国BFM电视台和法国24台的接替炒作，“自我革命”怎么也成功不了。半岛电视台这家搞伊斯兰主义宣传的电视台，将脸书网络无法触及的（尽管突尼斯上网率很高）突尼斯人都发动起来。所以说，卡塔尔在这场革命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文我将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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