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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之日起任半岛电视台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萨默，其政治生涯始自官方宣传和新闻审查部门。“在信息部起步时，他对媒体自由的态度至少是‘严管’。此后他先是任印刷品审查部门的负责人，后任境外记者监控部门负责人，再任副部长。”[55]萨默自称获得卡塔尔“知名”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罗贝尔·梅纳尔将这位谢赫描写成一位“极其缺乏魅力的年轻人”，“说话乏味，为人敏感，我们嘴里关于信息自由的故事让他觉得很难受”。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当上了由卡塔尔创立的位于多哈的信息自由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普遍认为，该中心是由“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前负责人梅纳尔领导的。在该中心管理委员会里，我们还惊奇地发现有其他法国人，如多米尼克·德维尔潘，他也是埃米尔夫妇的座上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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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军队与美国的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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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对那些对“人权第一”原则念兹在兹的人说一句：除了自由，还有安全，国家对公民的首要义务是确保社会稳定。“人权第一”思想的旗手是法国著名学者贝尔纳-亨利·莱维，他对“班加西免于陷入血泊”（却同时导致其他众多利比亚人死亡）大加赞赏。但他知道，所有国家，不论其政权性质，均有权利与义务维护自身安全，抵御来自境内的动荡或境外的入侵。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法暴力”，即只允许国家垄断暴力、实施暴力。一些人给我扣帽子，说我是反对《欧洲人权公约》的反动学者。我要提醒他们，该公约第二条在“任何人的生命权都应受法律保护”前提下列举了欧洲国家可以剥夺生命权的三种例外情况：防卫任何人的非法暴力行为；为执行合法逮捕或防止被合法拘留的人脱逃；为镇压暴力或叛乱而采取的行动。对于逝者，我表示遗憾，对于罪犯，我表示谴责，但我还是要说，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和巴沙尔做出反应，完全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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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哈斯基正确地指出，在突尼斯，首批显示抗议者遭枪杀的照片“可能就意味着这场演变为政治革命的社会危机已经走上了不归路，毫无疑问，这是脸书效应”。[56]之前，我们已经了解了这场社会危机是如何演变成政治革命的，幕后推手是谁，即“网络奸细”与半岛电视台联手行动，前者控制了脸书的用户，后者用宣传催眠功夫全面控制了突尼斯民众。还有军队，它的介入最终完成了这场“人民自发的革命”。对军队的形象事先要做一番修饰，于是“网络奸细”编造出了“向本·阿里说‘不’的将军”拉希德·阿马尔的“神话”。这则登上国际媒体头版头条的谎言，是住在布鲁塞尔的突尼斯“网络奸细”亚辛·阿亚里的杰作。这一谎言对其后的事件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是谁让他编瞎话的呢？是美国情报机构。该机构还于2011年1月14日命令阿马尔将军搞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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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里一直否认曾下令向抗议人群打实弹。2011年1月10日，他跟我通电话时是这么说的，当时我对民众无辜的无谓的牺牲表达了痛心之情。1月14日，我向本·阿里提出辞职时，他又说没下令开枪。这是我跟他的最后一次通电话，几个小时后，他被迫流亡沙特阿拉伯。当时我不相信他所言，因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只能由总统本人下达，他还是三军统帅。但本·阿里可能并未说谎。这一政治自杀式决定（况且从治安的角度看，该决定极其错误）的源头，极可能不是他，不是内政部长拉菲克·贝勒哈吉·卡西姆，不是总统卫队司令阿里·塞里亚蒂，也不是防长里达·格里拉。今天，我有很多理由相信，是阿马尔将军在美国驻突尼斯武官的授意下下令开的枪，就是要走上哈斯基所说的“不归路”。因此，我控诉拉希德·阿马尔将军犯下谋杀和叛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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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8日至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军队的所作所为与1984年1月那次流血骚乱、1978年那次（不那么血腥的）骚乱中的表现相同，都是无情镇压。另外，2008年在阿马尔将军的指挥下，军队镇压了加夫萨地区的矿区人员起义。值得一提的是，在“茉莉花革命”爆发之际，本·阿里命令阿马尔集中指挥所有治安部队（军队、警察、国民卫队和总统卫队）。因此，阿马尔将军是在位于内政部（而非国防部）的总部里指挥所有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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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些情况在突尼斯是公开的秘密，但我们仍不知道那“5个以色列狙击手”的情况。他们在突尼斯城内被捕，遭突尼斯电视台曝光。2011年1月19日，这条“信息”出现在每日影像（Dailymotion）和脸书上，半岛电视台接着报道后没了下文，后来就再无人提起。为什么？因为这些狙击手根本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东欧人，是替美国干活的雇佣兵。不是本·阿里请他们来的（当时“网络奸细”和半岛电视台都故意认为是），而是美国情报机构，正如曾经辉煌一时的拉美国家搞政变年代发生的事情一样。他们的任务是散布恐慌，将突尼斯搞乱。这一幕，后来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重演。半岛电视台还播报假消息称以色列武器已送达卡扎菲手上。2011年1月14日政变后次日，这些被突尼斯警察追捕的狙击手大模大样离开了突尼斯，未受任何惩罚。阿马尔将军亲切目送，跟迎接他们当初到达突尼斯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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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里被迫下台后，拉希德·阿马尔的动作还没完。2011年1月15日起，通过间接控制，这位政变将军成为突尼斯的真正强人。他肩负双重任务：其一，将突尼斯南部变成法-英-卡的中转基地，将武器和雇佣兵运至利比亚，以便推翻卡扎菲政权；其二，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控制突尼斯“革命”进程，直至政权以“民主”的方式移交至伊斯兰势力手中。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首次举行“透明、民主”选举，反映了权力移交的实际情形。该选举由美国非政府组织资助、监督、控制并宣布合法有效。突尼斯人被告知，这场选举以制宪为目的，目前的伊斯兰政府只是暂时过渡，直至立法和下一场总统选举。突尼斯人还不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伊斯兰主义者都会紧抓政权不放，他们不会在突尼斯搞“再伊斯兰化”（突尼斯14世纪以来一直是伊斯兰国家），而是搞“瓦哈比化”，建立以神权统治的集权国家。这一点也适用于利比亚、埃及、也门和叙利亚。叙利亚一旦落入穆兄会之手，20世纪七八十年代黎巴嫩的命运就会降临在它头上。这就是这些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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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不会对小偷施以斩手惩罚，不会立即在法律问题上“开倒车”。突尼斯现行法律赋予妇女的权利之多，这在阿拉伯世界里是绝无仅有的。他们不会勒令旅馆关门，但会推动伊斯兰式旅游；不会改变突尼斯经济中的自由主义方向，却会搞美式市场经济；不会强迫妇女戴头巾，但会通过社会舆论施压；不会废除现代化的国民教育体系，但会修订教科书，塞进涉及身份认同和教派意识等内容；不会对民法和刑法做大的改动，但会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搞“切香肠”式的伊斯兰化。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伊斯兰主义者打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鼓吹的“温和”伊斯兰主义的旗号，将以小步、渐进的方式进行转变。埃尔多安已经成为泛伊斯兰主义务实派的新标杆，其主张都是经美国新保守派审查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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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在拙作《迦太基将不会被摧毁》中写道：“无须再论述美国打激进主义这张牌了，因为它唯一关心的是石油。[57]通过搞乱阿尔及利亚（该国在能源和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整个马格里布地区都将被锁定。如果该国落入激进主义分子之手，突尼斯、摩洛哥和利比亚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58]除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们正置身于这样的场景。但最大的不同是，导火索不是阿尔及利亚，而是突尼斯及其光荣的“茉莉花革命”。为何出现如此变化呢？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出台了相关战略，该战略不久被“大中东民主计划”取代。如何解释美国重新推出这一旧战略？奥巴马总统打所谓的温和伊斯兰主义牌，其利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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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正是“9·11”事件导致的。刚一入主白宫，奥巴马总统就从此次恐怖袭击中吸取教训，但他所理解的教训，恰恰与小布什所认识的相反。更确切地说，奥巴马的顾问团队认为，小布什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的解决之道、应对恐怖“圣战分子”的政策，是无效的、适得其反的，特别是毁掉了美国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形象。我说“解决之道”而不是“战略”，是因为美国的“旧战略”得以延续：通过强迫阿拉伯世界民主化、与伊斯兰主义者维持良好关系这两种手段，实现“大中东民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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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种简单化、类型化的解读，这一“解决之道”是，小布什打算只以暴力手段实现该目标，但这种解读不完全正确。新保守派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军事手段消灭敌人（伊拉克、塔利班、“基地”组织等），但也必须承认，他们同时向传统盟友——埃及、突尼斯、摩洛哥、沙特阿拉伯施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以迫使其在政治特别是经济领域搞自由化。情报界、人道主义基金会、研究民主问题的中心、维护言论自由的机构、人权非政府组织、非暴力民主组织，所有这些在小布什任期内成立并发展壮大的组织机构，在奥巴马统治下继续享受资助和后勤支持。仅举一例，2002年小布什执政期间发起的中东伙伴关系倡议，在奥巴马任内继续成为美国外交工作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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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小布什与奥巴马对阿拉伯世界的认知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前者出于无知和福音主义思想，蔑视伊斯兰主义；后者主张各宗教混合论，再加上多愁善感、假仁假义，不过他对伊斯兰教是真的着迷。我认为，这种不同的文化、性格和个人经历，对于美国战略延续中“解决之道”的调整是至关重要的。小布什倾向于（以硬实力）解决伊斯兰问题，却铩羽而归；而奥巴马是试图（以软实力）达到相同目的，将昔日的伊斯兰“敌人”变身为未来的“朋友”。如果你了解国际关系史或懂得分析奥巴马上台以来，甚至上台之前的讲话，那么这种重要变化还是能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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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6日，奥巴马在安卡拉发表讲话，称“美国并未与伊斯兰开战”。许多人大赞这一“决定性”转变，却忘了小布什也是这么说的，而且说了不止一次。相比小布什时期的确有一变化：布什嘴上说却心里不信，但奥巴马信仰伊斯兰！他称，要“向伊斯兰信仰表达深切的感谢。该信仰在数个世纪里引导这个世界向善，包括我自己的国家”。他还表示，除了那些攻击美国的恐怖分子，美国将向所有穆斯林敞开怀抱。鉴于“基地”组织的成员只占伊斯兰世界的极小部分，奥巴马讲话所针对的人群非常庞大，包括遵守美国提出的地缘政治新协议的所有政治伊斯兰势力。这有点儿像1945年2月14日罗斯福总统与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在美国军舰“昆西号”签署石油换保护的协议。[59]此举至今仍使这个瓦哈比主义王权国家免于接受美国的民主要求，也使其暂时免受“阿拉伯之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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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4日，奥巴马在开罗大学的讲话使人能够管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地缘政治新方向。他以一句极具潜意识意味的“Assalaamou Alykoum”（愿你平安）作为开场白。他接着说道：“我来到这里是要在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寻求一种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点的新开端——基于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并不相互排斥、不必相互竞争的真情实意。不仅如此，它们相互重合，拥有一些共同原则：公正与进步；容忍与尊严。这种信念一部分来源于我个人的经历。我是基督教徒。我父亲来自肯尼亚一个绵延数代的穆斯林家庭。我小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生活过几年，听到过宣礼塔在破晓和日落时刻的召唤。我年轻时在芝加哥的社区工作，那里有很多人从伊斯兰信仰中找到了尊严与安宁。作为一个研读历史的人，我还知道伊斯兰教对文明的重大贡献。……因此，在来到伊斯兰教的最初降示之地以前，我已经在三大洲了解了伊斯兰教。这段经历使我确信，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伙伴关系必须基于真实的伊斯兰教，而不是那些不实之词。身为美国总统，我认为我的职责之一是随时驳斥对伊斯兰教的成见。”以上讲话奇怪地让人联想到某些天主教布道者的说教。[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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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演讲的最后部分，才显示了美国在伊斯兰土地上推广民主的想法。他说：“没有任何一种政府体制能够或应该被一个国家强加给另一个国家……每个国家以植根于本国人民传统的方式给这一原则（民主）赋予生命力……所有这一切必须通过合作关系来实现。美国人已准备与各国政府及公民、社区组织、宗教领袖及穆斯林社区的公司企业携手努力，帮助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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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撒做了，对未来的伊斯兰民主体制也从文化和实质两个层面也遮遮掩掩地说了。但伊斯兰民主制不会照搬照抄法国普世主义的民主模式，那它会适应阿拉伯民众的历史和宗教传统吗？伊朗学者贾利利表示：“独裁者当上看护人、念歪了经的民主制、传播充满虚幻的改革思想，这一切成为伊斯兰主义的民主，西方一些人认定这种模式适用于其他伊斯兰国家。”[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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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为伊斯兰主义者开辟了道路，向宗教领袖提出建立合作关系，意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伊甸园。这就是社会生活层面的美国式宗教概念，与法国人文主义的、世俗的、普世的模式截然相反。在该讲话中，奥巴马厚颜无耻地攻击法国的世俗制度，并为遭边缘化的穆斯林辩护：“同样，西方国家必须避免妨碍穆斯林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宗教活动，例如不能对穆斯林妇女的着装进行强制规定。我们不能以自由主义为幌子敌视任何宗教。信仰应有助于我们休戚与共。”奥巴马的论调再次与塔里克·拉马丹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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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一些法国智库的观点与伊斯兰主义相近。2007年4月23日一份题为“马格里布-中东”的报告称：“与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建立联系的难题浮出水面。上述势力是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民众有巨大影响。其下属的机构运作高效，如果举行自由选举（正如我们一直在鼓励的那样，当然，是原则上的自由选举），他们能够上台……阿尔及利亚深陷在自己的怨恨情绪之中，不管我们怎么做，都无法得到它的原谅；突尼斯具有温和与警察国家两个特点，算得上一位让人不放心的常客；摩洛哥有点儿像受宠的孩子，高贵、迷人、脆弱……伊斯兰运动在通常情况下是唯一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可代替现执政当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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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6日，法国《世界报》刊登了我一篇长文——《伊斯兰的吸血鬼化》，明确指出美国试图与伊斯兰势力（按照最糟糕的版本，包括塔利班）合流。我写道：“小布什治下的美国无法击溃塔利班，因此，奥巴马将会与其合流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融合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意图似乎日益成真。”2009年4月，希拉里·克林顿表示有必要与“塔利班”的“温和派”进行对话，当时就让我震惊。当读到奥尔布赖特的著作《上帝、美国和世界》时，我理解了美国为什么希望融合伊斯兰激进主义，因为这一想法早在比尔·克林顿时期就是美国的战略选择。我意识到奥尔布赖特是在拐弯抹角地为如下立场辩护：如果大部分穆斯林赞成伊斯兰势力上台，那么就以民主的名义、以各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名义让他们这么做，前提条件是将其限制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总之，“如果民众选择伊斯兰主义者，那是他们的事（他们要伊斯兰教），不是我们的（我们要做生意）”。换言之，要跳出文明冲突论，不是通过包容诸文明的手段（最理想的情况是通过一种各民族均认同的、普世的、人文主义的文明），也不是通过相互排斥的方法，而是主动去搞隔离。“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用作家吉卜林的话就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老死不相往来。”美国人会这么说，如果民众将伊斯兰主义者送上台，那是他们的选择和权利。这是民主游戏的规则。其他人会想，阿拉伯人不值得拥有更好的。如亨廷顿、珀尔等人就认为：神权统治扎根于阿拉伯人的宗教，伊斯兰主义是他们的文明，暴力是他们的基因。就让神权统治、伊斯兰主义、暴力在他们的“自然”环境中肆虐。“给他们伊斯兰教法，给我们石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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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小布什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当被问及对外政策的理论参考时，他说他的“总统岗位的DNA”是夏兰斯基的《论民主：战胜暴政和恐怖主义的自由力量》。[63]夏兰斯基是苏联时期的异见分子，移民至以色列，曾在沙龙内阁任部长，后辞职以抗议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书中，夏兰斯基不是把阿拉伯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而是各族群、部落、教派的拼凑。因此，他主张利用这些断层带，推行“建设性不稳定”战略。他与刘易斯、亨廷顿等人一起构成“大中东民主计划”的主要理论家。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这一旨在重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战略有一个代号——“创造性混乱”。[64]当时赖斯宣称，要以英国人对付阿拉伯部落首领的手段对付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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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言，丝毫不含“初级反美主义”的因素。相反，我一直赞赏美国人民及其对民主的热爱。我是第一批在《解放报》和《费加罗报》上谴责“9·11”事件的阿拉伯学者之一，并指出拉登是黑手，阿富汗是后勤基地。[65]但历史永远不会原谅美国政府的做法。它操纵年轻人（从政治和才智的角度看，他们都非常脆弱），把美国长期支持的阿拉伯独裁统治赶走，代之以伊斯兰神权统治（其“温和”性质符合白宫的标准，也获得了与产油国联系密切的金融卡特尔的首肯），或代之以混乱和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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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深受拉登领导的“圣战”恐怖主义之害；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其在穆斯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美国分析人员知道，那些逃离自己国家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主义者是“基地”组织潜在的招募对象；迫害这些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权是美国的保护对象；夺权的伊斯兰势力将启动（理论上而言）程序，让他们成千上万的信徒和同情者回流原籍国；执政的伊斯兰势力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包括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目前为止）、卡塔尔；面对中、俄、欧及新兴国家，美国应保住世界领导地位；应当找到“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一问题的答案。因此，美国决定打出伊斯兰“温和派”这张牌，根据自己的战略利益来重塑整个地区。但“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实施破坏了地中海联盟的建设。[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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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所以决定打这张牌，不仅是针对突尼斯（“阿拉伯之春”的孕育者）这一实验室、起飞平台，而且是针对被“2.0版革命”锁定的诸多国家。早在小布什时期，这些国家就被选中用来重塑“大中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人试图在地中海地区构建一个逊尼派地缘战略弧：从摩洛哥至土耳其，经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以及未来的“约旦-巴勒斯坦国”，加上巴基斯坦、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其他产油国；什叶派的伊朗就被完全孤立，石油保住了，穆斯林信仰也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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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仍然会问：把听命于己的政权弄垮，美国的利益何在？为伊斯兰主义者上台提供便利，美国的目的何在？这两个问题我早就回答了。但作为结论，我将对所有可能甚至极可能为真的答案给出综合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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