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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4日，奥巴马在开罗大学的讲话使人能够管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地缘政治新方向。他以一句极具潜意识意味的“Assalaamou Alykoum”（愿你平安）作为开场白。他接着说道：“我来到这里是要在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寻求一种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点的新开端——基于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并不相互排斥、不必相互竞争的真情实意。不仅如此，它们相互重合，拥有一些共同原则：公正与进步；容忍与尊严。这种信念一部分来源于我个人的经历。我是基督教徒。我父亲来自肯尼亚一个绵延数代的穆斯林家庭。我小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生活过几年，听到过宣礼塔在破晓和日落时刻的召唤。我年轻时在芝加哥的社区工作，那里有很多人从伊斯兰信仰中找到了尊严与安宁。作为一个研读历史的人，我还知道伊斯兰教对文明的重大贡献。……因此，在来到伊斯兰教的最初降示之地以前，我已经在三大洲了解了伊斯兰教。这段经历使我确信，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伙伴关系必须基于真实的伊斯兰教，而不是那些不实之词。身为美国总统，我认为我的职责之一是随时驳斥对伊斯兰教的成见。”以上讲话奇怪地让人联想到某些天主教布道者的说教。[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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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演讲的最后部分，才显示了美国在伊斯兰土地上推广民主的想法。他说：“没有任何一种政府体制能够或应该被一个国家强加给另一个国家……每个国家以植根于本国人民传统的方式给这一原则（民主）赋予生命力……所有这一切必须通过合作关系来实现。美国人已准备与各国政府及公民、社区组织、宗教领袖及穆斯林社区的公司企业携手努力，帮助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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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撒做了，对未来的伊斯兰民主体制也从文化和实质两个层面也遮遮掩掩地说了。但伊斯兰民主制不会照搬照抄法国普世主义的民主模式，那它会适应阿拉伯民众的历史和宗教传统吗？伊朗学者贾利利表示：“独裁者当上看护人、念歪了经的民主制、传播充满虚幻的改革思想，这一切成为伊斯兰主义的民主，西方一些人认定这种模式适用于其他伊斯兰国家。”[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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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为伊斯兰主义者开辟了道路，向宗教领袖提出建立合作关系，意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伊甸园。这就是社会生活层面的美国式宗教概念，与法国人文主义的、世俗的、普世的模式截然相反。在该讲话中，奥巴马厚颜无耻地攻击法国的世俗制度，并为遭边缘化的穆斯林辩护：“同样，西方国家必须避免妨碍穆斯林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宗教活动，例如不能对穆斯林妇女的着装进行强制规定。我们不能以自由主义为幌子敌视任何宗教。信仰应有助于我们休戚与共。”奥巴马的论调再次与塔里克·拉马丹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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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一些法国智库的观点与伊斯兰主义相近。2007年4月23日一份题为“马格里布-中东”的报告称：“与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建立联系的难题浮出水面。上述势力是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民众有巨大影响。其下属的机构运作高效，如果举行自由选举（正如我们一直在鼓励的那样，当然，是原则上的自由选举），他们能够上台……阿尔及利亚深陷在自己的怨恨情绪之中，不管我们怎么做，都无法得到它的原谅；突尼斯具有温和与警察国家两个特点，算得上一位让人不放心的常客；摩洛哥有点儿像受宠的孩子，高贵、迷人、脆弱……伊斯兰运动在通常情况下是唯一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可代替现执政当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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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6日，法国《世界报》刊登了我一篇长文——《伊斯兰的吸血鬼化》，明确指出美国试图与伊斯兰势力（按照最糟糕的版本，包括塔利班）合流。我写道：“小布什治下的美国无法击溃塔利班，因此，奥巴马将会与其合流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融合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意图似乎日益成真。”2009年4月，希拉里·克林顿表示有必要与“塔利班”的“温和派”进行对话，当时就让我震惊。当读到奥尔布赖特的著作《上帝、美国和世界》时，我理解了美国为什么希望融合伊斯兰激进主义，因为这一想法早在比尔·克林顿时期就是美国的战略选择。我意识到奥尔布赖特是在拐弯抹角地为如下立场辩护：如果大部分穆斯林赞成伊斯兰势力上台，那么就以民主的名义、以各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名义让他们这么做，前提条件是将其限制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总之，“如果民众选择伊斯兰主义者，那是他们的事（他们要伊斯兰教），不是我们的（我们要做生意）”。换言之，要跳出文明冲突论，不是通过包容诸文明的手段（最理想的情况是通过一种各民族均认同的、普世的、人文主义的文明），也不是通过相互排斥的方法，而是主动去搞隔离。“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用作家吉卜林的话就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老死不相往来。”美国人会这么说，如果民众将伊斯兰主义者送上台，那是他们的选择和权利。这是民主游戏的规则。其他人会想，阿拉伯人不值得拥有更好的。如亨廷顿、珀尔等人就认为：神权统治扎根于阿拉伯人的宗教，伊斯兰主义是他们的文明，暴力是他们的基因。就让神权统治、伊斯兰主义、暴力在他们的“自然”环境中肆虐。“给他们伊斯兰教法，给我们石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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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小布什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当被问及对外政策的理论参考时，他说他的“总统岗位的DNA”是夏兰斯基的《论民主：战胜暴政和恐怖主义的自由力量》。[63]夏兰斯基是苏联时期的异见分子，移民至以色列，曾在沙龙内阁任部长，后辞职以抗议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书中，夏兰斯基不是把阿拉伯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而是各族群、部落、教派的拼凑。因此，他主张利用这些断层带，推行“建设性不稳定”战略。他与刘易斯、亨廷顿等人一起构成“大中东民主计划”的主要理论家。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这一旨在重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战略有一个代号——“创造性混乱”。[64]当时赖斯宣称，要以英国人对付阿拉伯部落首领的手段对付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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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言，丝毫不含“初级反美主义”的因素。相反，我一直赞赏美国人民及其对民主的热爱。我是第一批在《解放报》和《费加罗报》上谴责“9·11”事件的阿拉伯学者之一，并指出拉登是黑手，阿富汗是后勤基地。[65]但历史永远不会原谅美国政府的做法。它操纵年轻人（从政治和才智的角度看，他们都非常脆弱），把美国长期支持的阿拉伯独裁统治赶走，代之以伊斯兰神权统治（其“温和”性质符合白宫的标准，也获得了与产油国联系密切的金融卡特尔的首肯），或代之以混乱和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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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深受拉登领导的“圣战”恐怖主义之害；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其在穆斯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美国分析人员知道，那些逃离自己国家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主义者是“基地”组织潜在的招募对象；迫害这些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权是美国的保护对象；夺权的伊斯兰势力将启动（理论上而言）程序，让他们成千上万的信徒和同情者回流原籍国；执政的伊斯兰势力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包括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目前为止）、卡塔尔；面对中、俄、欧及新兴国家，美国应保住世界领导地位；应当找到“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一问题的答案。因此，美国决定打出伊斯兰“温和派”这张牌，根据自己的战略利益来重塑整个地区。但“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实施破坏了地中海联盟的建设。[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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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所以决定打这张牌，不仅是针对突尼斯（“阿拉伯之春”的孕育者）这一实验室、起飞平台，而且是针对被“2.0版革命”锁定的诸多国家。早在小布什时期，这些国家就被选中用来重塑“大中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人试图在地中海地区构建一个逊尼派地缘战略弧：从摩洛哥至土耳其，经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以及未来的“约旦-巴勒斯坦国”，加上巴基斯坦、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其他产油国；什叶派的伊朗就被完全孤立，石油保住了，穆斯林信仰也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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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仍然会问：把听命于己的政权弄垮，美国的利益何在？为伊斯兰主义者上台提供便利，美国的目的何在？这两个问题我早就回答了。但作为结论，我将对所有可能甚至极可能为真的答案给出综合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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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美国的对外政策极具战略性，极少是战术性的。它总是着眼于地缘政治，基本不考虑细小政治因素。美国从不针对单个国家进行思考，而总是针对国家集团进行思考；从不是短期思维，而总是中长期思维。因此，突尼斯被选为优先目标，尽管它既没油，也不具备关键地缘政治利益。它只是被作为引爆阿拉伯火药桶的导火索，阿尔及利亚首当其冲。幸运的是，阿尔及利亚顶住了，至少到目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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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地缘政治决策？其定义决定了所涉及的是多个目标。同理，一个优秀的战略选择意味着诸多利益。在外行人眼里，这些利益似乎相互矛盾，但它们有内在逻辑。美国打着人人获得民主、自由的旗号，打着伊斯兰势力的牌，为的是其中某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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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憎恨美国的伊斯兰世界重塑、美化自己的形象，使“圣战”恐怖主义的优先目标不再是美国了。美国这个“民主制度的麦加、人权的圣地”不再保护阿拉伯独裁者，反而成为伊斯兰反对派的大善人。敌友关系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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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推广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该模式近年来颓势尽显，其造成的后果正是阿拉伯“革命”之源。穷人和失业者是全球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颐指气使的牺牲品。那些剥削者通过压迫这些牺牲品的政府来实施剥削，也正是这些剥削者引导牺牲品产生不满并转而对付自己的政府，并为其“打开枷锁”，为的是让美国致命的自由主义天长地久（这种致命的自由主义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负债最多的国家），但美国人也知道伊斯兰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韦伯等新教教徒看来，伊斯兰主义者在宗教层面相信神圣化的资本主义是有美德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可以依赖可靠盟友——伊斯兰主义者，他们的先知并没说“卖掉你所有值钱之物然后跟我走”，而是说“经商致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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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美国还将打击欧洲，或更确切地说，搞掉法国（它与一些阿拉伯国家维持着经久的优先关系），自己上位。法国希望通过利比亚战争重新投资该国，但美国只给它几个小渣，就像在伊拉克一样。法国的政绩工程“地中海联盟”早已半死不活，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振臂一呼，“地中海联盟”就再也没了意义。这是从阿拉伯民众票箱中选出来的伊斯兰政权（正如精灵从阿拉丁神灯中钻出来）执政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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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尼派地缘政治之弧是美国试图建立的“绿线”，将延伸至阿富汗以外，吸收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这是扼杀俄罗斯的战略。该扼杀战略也适用于中国，因为该弧（或用布热津斯基的词——伊斯兰新月带）的最终边界与中国接壤。美国要以一切手段阻止被亨廷顿称之为“伊斯兰-儒教联盟”的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接近。[67]对印度也是同理，它有1.3亿穆斯林，英国人早就基于纯粹宗教信仰的因素，人为创建了巴基斯坦（1947年）来削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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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新战略中，还有一条什叶派之弧：从伊朗到黎巴嫩，经伊拉克、叙利亚及数个海湾产油国（其什叶派居人口多数，如巴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像急于打掉伊朗那样急于打掉伊朗的什叶派势力，更确切地说，是“去掉那层石棉保温层”。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势力也负有重任，即不可让逊尼派势力越过美国所能容忍的界限。目前，美国控制伊斯兰势力的最好例子是土耳其。不管和平之舟如何驶向加沙，不管埃尔多安在达沃斯面对“妖魔鬼怪式”的西蒙·佩雷斯如何演技高超地大发雷霆，媒体对这一幕反响强烈，埃尔多安赢得了民意，满足了穆斯林的虚荣，维护了土耳其在巴以之间“公正掮客”的形象。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如果它真要让它的以色列友邦和谈，它尽可有其他施压手段。它想要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样板，就应当首先解放在其殖民重压下的塞浦路斯的一半国土，好让这一地中海地区的人民实现统一。它还应当就历史上屠杀亚美尼亚人、正在屠杀库尔德人的恶行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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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新战略中，土耳其将发展成地区大国，跻身大国竞技场。为土耳其谋得“帝国”新地位的，正是那些伊斯兰“温和派”国家，这些国家不久后将在阿拉伯世界站稳脚跟。是不是有点儿像“新奥斯曼帝国”的野心，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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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7年前我曾经赞同过这种策略，但当时是出于伊斯兰世界战略利益的立场，而不是美国的。我写道：“不必充当欧洲的‘牛尾巴’，假设土耳其有朝一日入盟，为何不当伊斯兰的‘鸡头’？土耳其永远不会完全准备好融入欧洲，它最大的也是无法克服的一点是伊斯兰特性。这使得人们不敢敞开心扉跟它对话，但它早已准备重回自己的自然环境——伊斯兰世界。80年来由于其悲惨的宿命而放弃的信仰，并非重建一个奥斯曼帝国，而是建立一个新的地缘战略实体，包括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并担负起领导这一集团的历史责任。但是，这个集团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不一致。与其融入有深厚基督教传统的欧洲，不如充当一个正在找寻现代化道路的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因子。文明层面的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既是历史的赐予，也是世界地缘政治发展的新态势。中长期看，这个伊斯兰集团是会出现世俗的民主的意识形态，还是会出现独裁的神权统治？换言之，如果不围绕一个人文主义的务实的和平的计划来整合伊斯兰世界，那伊斯兰世界就会在更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旗帜下聚拢。就此前景而言，预言家亨廷顿的末日论必将到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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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魔鬼总在细节中”，这个细节就是伊朗。在我2004年的分析中，伊朗是伊斯兰联盟的一员。在美国的新战略中，逊尼派新月带应当用于孤立伊朗，等待它缴械投降。我分析认为，这一伊斯兰联盟涵盖所有教派，构成一个足够强大的地缘政治集团，足以对抗世界列强。美国的战略是让那些意识形态上较同质（伊斯兰“温和派”）的国家联合，让其听命于土耳其，以在全球维护美国强权，并使阿拉伯国家在技术和军事上都逊于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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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战略不是亨廷顿的杰作，而是伯纳德·刘易斯的[69]。这位著名的伊斯兰问题专家痛恨爱德华·赛义德，其学术生涯始自为英国情报部门充当土耳其事务顾问，他对该国了如指掌，迄今他还是土耳其的好朋友。他有英、美、以三重国籍，曾于内塔尼亚胡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期间（1984—1988年）担任内氏顾问。在小布什总统的班底中，他是最具影响力的新保守派战略家之一，鼓吹“民主化”阿拉伯世界，是他第一个使用“文明冲突”这个词，而非亨廷顿。几年前，一些美国分析人士写道：“占领伊拉克是实践刘易斯学说。”[70]2002年美国入侵阿富汗后不久，刘易斯向以色列《新消息报》表示：“如果西方想让人把巴格达、德黑兰或大马士革低效、任人唯亲的政权赶下台，那么与这些城市街头的欢庆人群相比，喀布尔街头的欢庆人群看起来就会像是送葬队伍。”瞧瞧这话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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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知道“不了解历史就无法研究地缘政治”的人来说，让土耳其对付伊朗，这种场景完全站得住脚。萨法维王朝于16世纪初甫一建立，便与奥斯曼帝国不断发生冲突。这已经是一场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宗教领导权的战争，鹬蚌相争，欧洲渔翁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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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的确专制，但自1957年来，它在政治上就一直进行自由的爱国主义的现代化。它的经济状况好于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甚至意大利。当毁掉这样一个国家时，土耳其人难道没感觉到这是在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倒车吗？而这些都拜假革命的疯狂所赐。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国家已沦为霸权主义地缘政治牺牲品，成为新殖民地后将会如何发展？这不是与阿拉伯人在“阿拉伯的劳伦斯”（英国人）指挥下反抗奥斯曼帝国（1916—1918年）一样？[71]不知道历史是否循环往复，但我知道，忘记过去者必遭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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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月的事态发展，美国的战略已经显而易见了。突尼斯也认清了伊斯兰主义者以及“进步主义”伙伴的真实面目，认清了卡塔尔起的重要作用。因为伊斯兰主义者拉希德·格努希终于承认“深深感谢卡塔尔，在突尼斯的‘解放’中，它是我们的盟友”。[72]突尼斯人也认清了“网络奸细”的重要作用，因为有些“网络奸细”打破缄默。而且有证据显示，拉希德·阿马尔将军指挥下的军队杀害了抗议者，而内政部长拉菲克·贝勒哈吉·卡西姆、总统卫队司令阿里·塞里亚蒂指挥的警察和宪兵得到的命令是“只射腿”，且只在正当防卫情况下。还有其他真相，但可惜，一切都无法改变突尼斯的命运。这些真相最多只能为历史学家或少数对生活在民主阳光下仍然心存希望的突尼斯人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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