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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蓄着胡须的人群（萨拉菲分子）开始行动，但理应阻止骚乱的部队却没有出现，在美国大使馆周围更没有汇集安全部队。于是，同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的情况一样，暴力迅速蔓延。萨拉菲分子爬上使馆围墙，侵犯了国际人权原则所规定的使馆领土豁免权，对使馆工作人员进行尾随与威胁，焚烧使馆建筑及停车场。暴徒们还袭击了使馆附近的美国学校，将其洗劫一空并纵火焚烧。他们还降下了美国的星条旗，升起了萨拉菲派的黑色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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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行动过程，这些画面很快就通过网络传到社交网站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致电马尔祖基总统，要求其保证美国使馆的安全。马尔祖基这才命令总统卫队介入。此次流血事件导致5人死亡，数十人不同程度受伤，这其中既有萨拉菲派袭击者也有安全部队人员，还有80名参与者被捕。袭击者认为复兴运动党违背了不干涉其行动的诺言，实际上是保卫共和大会党的马尔祖基下令进行的镇压。这次最后时刻的干涉，并不能挽回马尔祖基在突尼斯世俗主义者及西方眼中的形象。发生袭击美国使馆这等严重事件，正是因为复兴运动党领袖格努希挑唆政府参与并发布命令给政府总理贾巴利，这也充分说明了马尔祖基在联合政府中没有什么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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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使馆遇袭之后，复兴运动党政府同萨拉菲派的合谋再度显现。伊亚德通过社交网站召集支持者，前往突尼斯市中心的艾尔法萨清真寺。警方在清真寺周围部署了大量警力，伊亚德却能轻松地进入清真寺发表讲话，对内政部长进行威胁。他的此次讲话还通过互联网进行了直播。警方本来可以轻易地将其堵在清真寺，可是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让其安然离开。伊亚德同复兴运动党的勾结，权力通道可以让他自由、安然无恙地进行冒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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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群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中（其中多数在“革命”前被监禁），“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的领袖被视为象征性人物。“茉莉花革命”之后的大赦，让他们回到了突尼斯社会，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力量，于是产生了两个对立的突尼斯——实行多党制且自由的突尼斯与实行伊斯兰教法且暴力的突尼斯。马尔祖基及世俗主义者所完美体现的是前一个突尼斯，却没有能力控制格努希、贾巴利及伊亚德所代表的后一个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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岌岌可危的突尼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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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经济的传统支柱——旅游业始终未从“革命”中恢复生机，房地产市场持续萎缩，外国投资者暗中撤资，社会秩序也未恢复。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使得突尼斯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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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国家内部政治动荡及世界经济放缓的双重影响下，突尼斯经济出现快速下滑，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过渡政府实行的经济计划收效甚微，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下降，2012年第二季度下降了1%，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当然，政府对基本商品价格提供公共补贴，但公共投资的效率低下，使得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突尼斯第纳尔迅速贬值，造成进口商品价格飙升。银行系统只能靠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才得以生存，而这又刺激了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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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阿里政府时期，突尼斯经济依赖出口，为国内消费提供了充裕资金。由“阿拉伯之春”引发的社会动荡（要求提高工资的多次罢工），萨拉菲派的目无法纪，邻国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的移民失控，以及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扩张，打断了这种运行模式。出口下滑让经济机器停转，造成以下结果：过渡政府实行增加公共支出拉动国内需求的政策，不仅耗尽了外汇储备，增加了财政赤字，还加速了突尼斯第纳尔的贬值；以需求推动经济，刺激了消费品的进口，增加了外债。过渡政府从而卷进了一个可怕的旋涡：试图通过刺激需求拉动增长，鼓励增加工资、社会投资、对贫困地区提供补贴等，却增加了财政赤字。灾难般的经济形势让外国投资者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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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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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经济饱受结构失衡之苦，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更不可能痊愈。世界经济危机粉碎了一切，它减缓了西方不稳定的增长，因为这种增长是建立在过于理想化的市场信用及债务上，而非建立在储蓄与投资基础上。各国中央银行将利率人为保持在低水平，并超额发行货币，制造了表面的繁荣以及投机泡沫。这就是无法与实际需求相联系的没有生产力的“坏投资”。信用透支形成的繁荣过后，就是经济衰退及萧条。这将导致最后的灾难，即货币体系分崩离析，除非能足够提前放弃这种宽松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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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背负着超额的公共及私人债务，处于衰退的边缘，其退休制度也面临崩溃。新兴国家也未能躲过危机：由于西方消费下降导致出口减少，其经济增长也有所放缓。这些国家的活力建立在强劲的出口上，其国内消费一直较为疲弱，要避免更严重的经济收缩，必须增加国内消费，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预计经济增长速度将快速下滑，引发国内政治动荡。证券危机也将再次出现。世界危机即将接近其顶点，国家“破产”也将出现，由低利率导致信任危机扩大化的可能性也在上升。这些将使一些大银行及实体经济崩溃。避免危机的机会已经失去。危机将使世界经济丧失活力，任何机构都不能阻止其发生。如果20年前或30年前实行财政及货币紧缩政策，或许可以让世界经济恢复活力，但此时实行紧缩政策只能让消费——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陷入停滞，从而加快经济的崩溃进程。2008年经济危机后实行的经济刺激政策基本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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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不利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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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及金融背景下，尽管突尼斯技术官僚及企业家具有良好的能力及愿望，仍然不足以使他们的国家在未来几年内重新走上增长的道路。他们要应对失业、中产阶级贫困化、低收入人群的医疗及食品短缺等各种问题。突尼斯将再度经历“面包骚乱”。1983年底至1984年初，政府宣布提高面包与面粉等小麦制品的价格，数日之内骚乱遍及全国，造成143人死亡、数千人被捕，政府被迫宣布取消涨价。但由于需求和投机性因素，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迅猛上涨，最终导致突尼斯国内食品供应短缺。此外，土地资源耗尽及时常发生的干旱，造成谷物产量下降。政府没有任何办法控制食品的价格涨势。如果当今再发生这种不幸，势必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高涨提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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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爆发的经济危机，是引发2010年底“革命”的导火索。在应对这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革命”向有利于伊斯兰激进运动的方向发展。的确，在突尼斯社会，尤其在妇女、青年人和公务员中间，同政治、文化多元化及公共自由相联系的民主自由潮流是大多数人持有的观点。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选民占选民的三分之一以上，且本身占人口的一半。2011年10月23日，复兴运动党在制宪选举中获得相对多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很多选民没有去投票，从而世俗政党遭到失败，而世俗政党对中产阶级尤其具有吸引力。短期内，在大选中（初步定于2013年3月举行）很可能出现平衡选举的趋向，从而使世俗政党在议会和政府中重新取得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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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突尼斯社会再伊斯兰化的重心可能从投票箱转向“圣战”，从复兴运动党转向萨拉菲派组织。“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及其他该类型的运动，很可能效仿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FIS），发动一场内战。由于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大量资助，萨拉菲派可以直接为受到经济萧条冲击的贫困街区的青年失业者和贫困家庭，提供多于政府数倍的生活物资，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有了物质援助，再加上对日常生活悲惨状况的不满，他们自会寻求社区团结的精神安慰，在得到必要的金钱、武器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支持“圣战”，因为“圣战”会给他们带来冒险与荣光。与待在贫困的郊区，没有住房、工作和老婆的生活相比，这种生活明显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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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萨拉菲派最终认为通过选举无法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势必更多地寻求使用恐怖手段，人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对伊斯兰激进主义者而言，恐怖手段是夺取权力过程中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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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主义者播种，伊斯兰主义者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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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快就忘却了，西方曾将本·阿里统治下的突尼斯视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典范，特别是它还继承了“至高无上的战士”布尔吉巴留下的世俗制度和妇女社会地位。本·阿里政府对政治生活及部分公共自由进行了限制，但其开花结果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在等待的过程中，社会习俗日趋自由，旅游者前来享受日光，欧洲的退休人士来购买别墅，外国投资者投资了许多第二、三产业。突尼斯以热情好客和宽容闻名于世，它保证游客的安全，吸引了大量国际文化艺术展览。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阳光、生活乐趣，还可以享受热情的接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掌声中，突尼斯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直到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这一切戛然而止。当“茉莉花革命”突然到来，这种“革命”的乐观情绪更加高涨，因为“民主”已经传播到埃及，“革命”已迅速向其他阿拉伯国家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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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011年10月的突尼斯制宪选举让复兴运动党掌握了权力，历史也因此改变了方向。这个戏剧性的变化让突尼斯世俗运动本身震惊不已，它严重低估了国内宗教极端势力的能量。的确，由于本·阿里政府的查禁，宗教极端势力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近些年，由于再伊斯兰化运动急速发展，突尼斯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进程与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同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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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里独裁政权按照佛朗哥政权的模式，在严厉镇压反对派的同时，也致力于经济现代化和发展壮大中产阶级。在现代专制君主的阴影下，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而他们想谋求政治权利时却遭到拒绝。在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推行议会民主，中产阶级的诉求得到了满足。政权交替波澜不惊。胡安·卡洛斯国王以其超凡的智慧和魄力避免了军事政变，建立了保障新生民主的君主立宪政体，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因素。当时西班牙经济奇迹[1]的背景是繁荣的欧洲，世界经济也处于上升势头。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缓和了西班牙国内政治紧张局势。同样，在柏林墙倒塌后，幸运地遇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东欧国家也顺利地完成了民主转型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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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则相反，它是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所激发的。经济上的失败是各国“革命”的导火索。由于经济危机，现代君主失去了对经济的掌控权，但世俗精英没有能力处理这场经济危机。主张世俗制度的政治人物、知识分子、记者向西方寻求贷款与投资，以支持“阿拉伯之春”后的民主进程，控制伊斯兰主义的扩张。这些诉求听上去非常哀婉动人，但是西方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已然乱作一团，分身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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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多年以来一直为埃及提供援助，但在持续援助方面越发吃力，而且情况将越来越糟糕。相比之下，反对佛朗哥民主派的西班牙是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掌握政权，给人民带来了美好的希望，而世俗的阿拉伯民主派摆脱暴君枷锁的时候，天空中却布满了世界经济危机的乌云。他们保证要恢复国家的经济，但这些承诺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没有任何可信度。同世界许多决策者一样，他们并非不了解危机的原因和严重性，甚至连民众也感觉到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一艘没有舵手的航船。相反，海湾国家由于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有能力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投资，但是它们特别偏爱伊斯兰主义者。于是，这个时期的伊斯兰主义者依靠海湾君主国提供的石油美元发展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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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环境，还有一个因素有利于西班牙及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而阿拉伯“革命”国家并不具备——共同的价值观：在妇女着装、妇女在两性中的角色以及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角色等问题上不存在冲突；在饮食和娱乐方式上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在宗教地位、多教派、宗教仪式及其与艺术的关系方面也不存在争议；在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宗教要倾听国家的意见，即使在天主教色彩浓厚的波兰，也实行世俗制度并尊重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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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西班牙后佛朗哥时代的民主派内部，及东欧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派内部，均不存在文明的冲突。阿拉伯国家，却因为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者的价值观严重对立而存在冲突。因此，2011年10月23日就突尼斯制宪选举而进行的竞选活动，竞选缺乏对经济因素的关注，主要围绕世俗派的民主价值观和伊斯兰民主价值观而展开，一部分突尼斯民众选择了西方民主，另一部分则想保留穆斯林文明。但文明的冲突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家的中心议题，俨然成为建立世俗民主制度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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