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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自萨达特时期起的历届政府都完全接受新自由主义并服从华盛顿，而阿尔及利亚和匈牙利的节奏则要缓慢和有分寸得多。我在这里重申，穆兄会作为政权体制的组成部分，不应当简单地被视为一个“伊斯兰政党”，它首先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政党。不仅是因为它在“社会问题”上反动（蒙面围巾、伊斯兰教法、对科普特人的歧视），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也非常反动：穆兄会反对罢工，反对在工作方面提出要求，反对建立独立于政权的公会，反对农民发动的抵抗剥夺其土地所有权的运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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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定计划让“埃及革命”流产，这样就可以保障自萨达特时代以来，在军队高层和政治伊斯兰缔结联盟的基础上所建政权具有连续性。确实，穆兄会由于在选举中获胜而变得更强大，今后就可以向军人政权要求比其所能出让的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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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4日，埃及组织的首轮总统选举，就是为了达到当权者和华盛顿坚持的目标，即加强军队高层和穆兄会两个政权支柱之间的联盟，解决它们的分歧，并将其中之一推到前台。本着这种想法，两个“可以接受的”候选人才能够享受到竞选资金，其中穆尔西（穆兄会）占24%的选票，莎菲克（军方）占23%。真正的候选人萨巴希因为享受不到候选人应当得到的资金，获得了21%（该数字还存在争议）的选票。从长期的谈判看，为了让穆尔西在第二轮中成为“胜者”，双方达成了某种交易。议会和总统都是通过向已经投了伊斯兰分子票的选民打出“牌”（塞给肉类、食用油和糖）的方式选举出来的，在场的“外国观察家”似乎什么都没看到。解散议会的事也被军方推迟，军方试图赢取时间，希望穆兄会因为拒绝触及社会问题（就业、工资、学校和健康体系）而自降声誉。最终，这次选举沦为了埃及街头巷尾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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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担任总统”的政府，是美国达到继续“流氓式发展”和摧毁埃及国家体制的目标的最好保障。人们将会看到，穆兄会这个一向强烈打击民主、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的组织，在竞选闹剧之后会如何行动。这些根本问题似乎没有让任何重要的政治角色感到忧虑。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表明“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迅速在选举中获胜。似乎表现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源泉都体现在投票箱里。但是，毕竟合法性的表现形式不是唯一的。民主有多种形式，包括为了争取社会进步和真正的民主化而继续斗争！这些合法性未来都会面对巨大冲突。这在埃及已经明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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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伊斯兰能够融入民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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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伊斯兰登上舞台的过程中，去政治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当然不是纳萨尔时代的埃及和后纳萨尔时代的埃及所独有的现象。去政治化是南方国家在首次觉醒过程中，包括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一个阶段的革命高潮后都曾经历过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取消革命活动（我不仅仅是说举行多党派的选举），也就是说不再遵守言论、政治建议和政治组织的多样性。政治化要求民主，但是只有当自由被交给“敌人”的时候才会出现民主。取消革命活动导致了去政治化，并引发灾难，出现嗜古主义（宗教的或其他形式的），又或者会出现“消费主义”和西方媒体所说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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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斯林社会，这种去政治化还以“回归”伊斯兰的形式出现。反动的政治伊斯兰与政权勾结、服从买办以及通过实行市场经济（“流氓式发展”）让社会贫困化，这些都不是埃及所独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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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其他国家掌权，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况吗？我们的思想已经被那种认为必定会出现这种结果的言论渗透，这些言论一般都带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真诚或者虚伪的天真。一些人会说：“这已经命中注定，我们的社会都被伊斯兰渗透了。我们希望不理睬它，但它就是被强加给我们。”似乎政治伊斯兰的成功不是由去政治化和社会形势恶化所导致的似的。人们还试图对它视而不见：“没有那么危险吧，它的成功会转瞬即逝，政治伊斯兰所领导的政权会垮台，舆论会摆脱它的。”好像人们所说的穆兄会已经完全赞同了民主原则！主流媒体以及阿拉伯的“知识分子”所制造的“舆论”，要么是出于机会主义，要么是缺乏远见，都假装要相信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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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阿拉伯世界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民主的政治化都是我们所要迎接的挑战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当今的时代不是民主进步的时代，而是民主倒退的时代。垄断资本极端集中，政权不得已屈从于它的号令。“总统”权力的增加，表面上看是极其个人化的现象，实际上完全服务于金融寡头政治，导致资产阶级民主的意义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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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倒退就是去政治化的同义词。因为去政治化意味着承认那些已经上台的人，承认他们有能力制订替代性的社会计划，而不仅仅是通过毫无意义的选举完成“替代”（而不是变革！）。现在，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公民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去政治化的个人，个人充其量只是政治舞台下的一个被动旁观者、一个被体制模式化的消费者，而其还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让社会实现民主化，让人民重新政治化，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但起点在哪儿？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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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民族是走向民主还是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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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及其北约附庸盟友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目标当然不是实现民主，而是保证相关国家继续服从它们对当前全球化战略部署的要求，实行全球化只对帝国主义垄断有利。“改变一切，以便一切又都不改变。”“流氓式发展”正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被排斥及其贫困化的基础之上的，它是这种全球化战略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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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摧毁那些抵制这一战略的国家。伊拉克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美国占领者以“宗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恶性互斗）或“库尔德人的种族特性”的名义，用三个犯下更多罪行的独裁政权替代了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此外，他们还陆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专业干部以及诗人，并禁止任何形式的教育，除非这些教育是“宗教性的”和“有用的”（如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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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叙利亚后，西方的目标马上转移到摧毁伊朗上，借口是伊朗拥有核武器。当然这是西方惯用的双重标准：以色列也拥有核武器，但它们对此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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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这个战略还针对发展中国家，首先是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的“机构”已经为此制订了两个阶段的计划。首先是“遏制”这些国家为调整全球化、寻求多领导中心管理、结束华盛顿“霸权”所做的努力。此处使用的英语词汇是“containment”。从长期看，就是要摧毁这些国家的自主能力，以便进行某种程度的“重新殖民”。而此处所用的词汇是“rolling up”。这个计划的内容公开后，牵涉到要取消国际法、不再尊重国家主权、诉诸战争等。在中东开展的“预防性战争”，更确切地说经过准备的战争，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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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战略的最终目标是保证“北方”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保持美国、欧洲和日本在阿拉伯地区的资源垄断地位。然而滥用这些资源，必将会带来生态灾难。为此西方使用的所谓的文化议题（如服从“北方”的“持续损害”所需要的“捍卫民主和文明”的战争、“人道主义干涉权”等），都是为了掩盖真正的目标——要求阿拉伯国家的人民进行“流氓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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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战略是不可持续的，不仅是众所周知的生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对政治与社会造成的灾难。阿拉伯“革命”不是对这一挑战的唯一回应。拉丁美洲那些得到众多支持的回应手段，与全世界范围内（包括欧洲）的斗争增多一样，都证明这个挑战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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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尔·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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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指1970—1975年，但实际上不结盟运动成立于1961年9月，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不结盟运动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不结盟运动开始被边缘化。冷战结束后，不结盟运动逐步失去了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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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方面称六日战争，阿拉伯国家方面称六月战争，亦称六五战争、六天战争，1967年6月初发生在以色列和毗邻的埃及、叙利亚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被以色列打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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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即底层贫困民众外迁，减少了社会矛盾，社会的稳定程度提高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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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即埃及变革运动组织，Kefaya是该组织的非官方称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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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时穆兄会在投票废除农业改革法时称，伊斯兰教中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农业改革源自共产主义，这使得农业改革法被废，使征地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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