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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高昂：2007年房租价格增长了300%；很多水果和蔬菜价格翻番；2007年10月，汽油价格提高了20%。尽管后来采取了一些社会性措施，但到2009年和2010年，生活必需品的通货膨胀率还是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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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受到了腐败的损害，国有企业老化，农产品的产量降低，石油资源迅速枯竭，教育体系陷入无序状态，资本持续外逃。美国的禁运、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等，都沉重地压在叙利亚商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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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哈菲兹·阿萨德时代重要人物的继承者中还出现了“黑手党化”倾向：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渗透到了政府的各个层面。他们利用国家机构的松懈状态，发展出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当前社会，很容易地控制了很多部门。首先是对新技术领域、服务业的控制，特别是移动电话领域。随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部分当权者支持的新商人，对传统工业进行了逐步收买，土地也被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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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的爆发为这种状况泼了一盆冷水，但大部分政治、军事和经济精英仍然认为叙利亚是一座圣殿。它拥有两条难以穿越的“马其诺防线”：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摇篮，自身能够保持完美的社会和民族结构；以色列（自1967年开始）还占领着戈兰高地，这对叙利亚来说具有国家建构价值，能让政权推迟紧急状态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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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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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叙利亚之春”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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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动乱升级始于2011年3月15日，地点是边界城市德拉[2]：大马士革政权圈子里将这里视为“伊斯兰颠覆之路”。由于处于叙利亚与约旦边界，这里的逊尼派部族一向不接受大马士革的统治，约旦的穆兄会也在这个地区活跃。自巴林发生政治动荡以来，沙特阿拉伯的地产商蜂拥而至，给予了该地区部族首领们大量经济上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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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反抗事件是由德拉的“少年抗议事件”引发的。首次示威活动发生在市中心的清真寺前。此前，15名少年因在墙壁上画反政府的涂鸦而遭到逮捕，随后受到了折磨（指甲被拔等）。当家长要求释放孩子时，省长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再生嘛，如果生不了，可以把你们的女人带来，我们可以让她们生。”这些家长受到了公开侮辱，他们找到部族首领组织在省政府门前示威。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德拉的省长被巴沙尔解职，巴沙尔后来还接见了受害者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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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活动被军队镇压下去了，但与此同时，类似运动在国内其他城市爆发，而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最大城市的人口占叙利亚全部人口的一半左右。但自4月份开始，示威行动密集出现，不仅在德拉，而且在东北部的代尔祖尔以及东北边境的多个地方连续出现。总的来看，示威活动多发生在逊尼派清真寺的周围，尤其会在星期五祈祷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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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注意到，同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一样，社会运动最开始都是要求拥有更多的公民自由。在第一阶段，示威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只是建立在家庭和街区团结之上的临时起意的行为。到了第二阶段，示威运动具有了教派色彩。逊尼派清真寺毫无争议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要求对穆斯林进行现代化的叙利亚人在国外（分别位于艾克斯-拉沙培尔、伦敦和华盛顿）的代表都呼吁扩大动员，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但这些在首次“大马士革之春”后逃离叙利亚的人，还有国内反对派人士都已经过时，此时人们已经大量使用“数字网络”实施动员，这对扩大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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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地方上的无能部门和已经腐败堕落的领导人的安全至上政策的蒙蔽，中央政府未能真正了解事件的发展进程。“德拉事件”未能得到解决，就是叙利亚政府僵化的表现。巴沙尔·阿萨德没有抓住机会平息事态、重新开启全国大讨论，在政府内极端保守分子的影响下，他选择了镇压并谴责外国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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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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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民众的此次反抗首先在历史上经常发生抗议的地区爆发（如同班加西对于利比亚一样），反抗的中心点通常在与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接壤的边境城市。发生大规模示威和激烈冲突的两个城市是德拉和霍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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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斯是一个逊尼派人口占多数的城市，距黎巴嫩仅20千米，且与国外保持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合法的或非正式的贸易）。它还靠近哈马市，曾是1982年时哈菲兹·阿萨德镇压穆兄会武装反叛的战场。霍姆斯省也是叙利亚最大的省，占叙利亚25%的领土，是农业用地最多的省，而且紧邻黎巴嫩和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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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霍姆斯的犯罪率就很高（毒品走私和消费品走私较多）。武装团伙2011年5月开始叛乱。6月，他们组织民兵发起“自卫”，逐步从保护逊尼派地区发展到打击阿拉维派地区和警察、军队所在地。然后，当地出现了公开的萨拉菲主义组织，受“黎巴嫩事件”的启发，他们也开展类似的招募行动。他们的诉求和战术令人想起了“凯比尔河事件”[3]。2011年12月8日，这些武装分子袭击了霍姆斯的炼油厂，以破坏当地的石油供应，加剧人民的不满。这些起义者占领了霍姆斯的多个街区，宣布建立叙利亚“自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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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省和农村的民众支持下，德拉长期反对复兴党的统治以及当权的阿拉维派。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的逊尼派部族从来不接受大马士革的统治，并且作为“伊斯兰颠覆之路”的必然通道，德拉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成了约旦穆兄会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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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示威规模则小得多。在首都大马士革，只有居住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一些下层民众参加。这两处局势之所以稳定，主要是因为城市的逊尼派商业资产阶级与政权结成了盟友。只要“集市”（指商业活动）不太受到局势影响，拥有特权的商业资产阶级将不参加运动，那么这两个中心城市——政权和国家的真正支柱就可以保持稳定，而这种稳定还是建立在基督教徒、库尔德人和德鲁兹教派等占人口少数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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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运动的激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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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8日，也就是反抗运动开始后3天，虽然德拉、霍姆斯、哈马以及接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都出现了武装组织的痕迹，但在以后的3个月里民众的示威游行总体上还是和平的。尽管反抗运动的活跃分子与军火走私集团保持着联系，开始储备军火，挖掘掩护军火和撤退人员的地道，但还没有人使用武器。反抗集团的军火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在反抗运动开始前，叙利亚政府就确定有6.5万人从事走私活动而未受到任何制裁，这些人通常活跃在边境线上，与地方势力（省政府、警察和安全部门、海关、部族等）勾结，军火大多是通过这些网络被运送到叙利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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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星期的反抗被镇压之后，很多和平示威者被捕，街头剩下的人变得激进起来。这时民众注意到，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拿武器的示威者。从2011年6月起，在大部分反抗运动的中心，行动开始激进化，示威者要求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结束当前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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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从国内反对派的代表和宗教社群领导人那里收集到的众多证据显示，从2011年夏天开始，示威运动就不再具有和平性，活跃分子最常做的事就是拿起自己的武器与维护秩序的警察发生直接冲突。东正教的教长格雷高里奥三世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革命，年轻人没有目标和路线，只有毁灭和挑衅的意愿，以便引发更多暴力，让叙利亚给人留下恶劣印象。”他出生的村庄距德拉只有几千米，他讲述说，第一次示威发生在2011年5月，有300人参加，示威人群找碴儿，与军队发生冲突，导致3人死亡。第二天就有1万人以和平的方式参加了死难者的葬礼，而且“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国内反对派的领导人很不了解这些“新示威者”，因为在2000年“大马士革之春”时，“新示威者”还没出现。在他们看来，这些“新示威者”与突尼斯和埃及的相同，属于“自发的一代”，其身份几乎都是通过网络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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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行动并不是统一的，唯一的特点是，多为临时出现的，没有经过协调，只是通过亲戚、近邻的相互联系集合起来：先是家庭、街区，然后发展到部族、教派等。其中星期五的祈祷活动，增强了反抗运动的教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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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确认游行队伍中的武装分子身份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们包括三种人——普通的罪犯、走私犯和萨拉菲分子集团成员（包括叙利亚人、伊拉克人、约旦人和黎巴嫩人）。反抗运动呈现激进化的特点，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相结合、相互影响的结果：在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上（位于西北部）的难民营里，难民人数大量增加；逊尼派士兵开小差增多；霍姆斯逊尼派街区成为“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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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开小差与叙利亚“自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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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开小差尽管不是所有阿拉伯国家兵役制度的一个结构性问题，但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叙利亚军队也不例外，而且对此习以为常。起初，士兵开小差后一般会返回家乡，但到了反抗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些人就背起行囊、拿起武器加入武装组织，进入“圣地”。2011年12月，军事专家确认开小差的士兵人数不足2万人，对于一个45万人编制的军队来说确实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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