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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底之前，霍姆斯已成为逊尼派和阿拉维派之间教派冲突激进化的象征，而且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黎巴嫩化”。叙利亚政权和萨拉菲主义组织都应对这种人为的变化负有责任。因为政府采取的是一种单方面的安全至上的管理方式，导致对危机的政治解决滞后。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阿拉伯国家、西方媒体以及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的重要宗教人士也应为这种“人为的黎巴嫩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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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重复播放经过歪曲的消息的同时，卡塔尔电视台（卡塔尔一家地方电视台）公开呼吁宗教对抗，宣称“巴沙尔·阿萨德背叛了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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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哈马的一名伊斯兰教重要人物脱去了自己的穆斯林长袍，称只有杀死300名阿拉维派教徒后才会重新穿上它。果然，在2011年6—7月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发生了冲突和大屠杀后，他重新穿上了长袍。从穆兄会于叙利亚反抗之初在伦敦发表的多篇文章看，示威者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想要看到叙利亚问题被放到联合国解决，就必须至少杀掉1000人”。伦敦靠近大理石拱门的芬斯伯里清真寺和其他祈祷地点发出了很多追杀令，声称要杀死叙利亚1/3的民众，特别是阿拉维派教徒，称这是拯救另外2/3民众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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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萨拉菲分子得到了外国支持，其共同目标就是摧毁叙利亚——其社会模式以及多教派共存的模式。因为这种共存模式在阿拉伯世界里是极为特殊的：“对于海湾国家的激进分子来说，叙利亚的这种特殊性令人难以容忍。他们认为所有阿拉伯人都应当属于瓦哈比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没有受到轻视。我们应当继续反对萨拉菲主义，提防海湾国家。”阿斯玛·卡夫塔罗希望内战范围不要超出霍姆斯，她指出：“如果叙利亚出现‘黎巴嫩化’的倾向，并演变成真正的内战，那将更加悲惨，而且将比黎巴嫩经历悲剧的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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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国内反对派的大部分负责人认为，“把阿拉维派送进坟墓，将基督徒赶到贝鲁特”的口号是当局编造的，为的是恐吓少数派。武装冲突在各地爆发的同时，一些捣乱分子组成的小集团也在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居住区进行挑衅。一位驻大马士革的欧洲外交官说：“叙利亚逐渐被模糊不清的暴力笼罩，很难追本溯源，不知道真正的煽动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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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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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9月以来，叙利亚进入了“冲突阿尔及利亚化”的局面——暴力行为具有模糊性，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谁”，而且三个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也固定了：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例如，仅2011年5月，就有多个阿拉维派军官及其子女被杀害，而国际媒体对此置之不理。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多次指出，自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警察和军人已经有1100名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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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和其他“数字网络”上，流传着一份被起义者“判处”死刑的名单，他们决定谁必须死，谁是叛徒谁不是……阿涅斯·玛利亚姆·德拉库鲁瓦嬷嬷是圣雅克安德西斯修道院的高级修女，她讲述，2011年12月6日是霍姆斯历史上最阴暗的一天：大约100人在教派械斗中被杀，其中大部分被碎尸。“场面相当恐怖，妇女被强奸，乳房被割掉，很多人被碎尸”，“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新郎被杀，仅仅是因为他拒绝与起义者一起示威游行。一个逊尼派商人也被杀，只是因为他将东西卖给警察……”。库尔德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奥马尔·乌西解释说，这种残暴行径不符合叙利亚的历史和文化，他认为这是外来的萨拉菲派的做法。起义者穿上警察和军人的制服，然后开始杀戮。为了应对他们的这种战术，安全部队不得不经常更换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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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些对话伙伴认为，萨拉菲活动分子经常化装，刮掉胡须，将亲政府的标语放在明显的地方，然后混到支持巴沙尔·阿萨德的队伍之中。根据多个安全部门的消息，利比亚的活动分子（包括奈富塞山的柏柏尔人，以及阿卜杜勒·阿基姆·贝勒哈吉的支持者）也渗透到了叙利亚“自由军”的长枪队中，他们通常是通过位于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混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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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秩序的警察部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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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尔·阿萨德的顾问穆罕默德·纳西夫将军（曾给巴沙尔的父亲哈菲兹当过顾问），还有一些来自山区的阿拉维派的军事首领，在反抗事件开始时，很可能希望采取安全至上的管理方式。他们知道，1982年对哈马叛乱的镇压还深深地镌刻在逊尼派的记忆中，一旦失去政权，他们也将处于危险境地。他们害怕反抗运动，本能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来保护自己，这也说明了政府从一开始就进行激烈镇压的部分原因。多个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受访者承认，政府“最开始在判断和反应方面确实出现了很多失误”，他们对政府的强硬镇压表示遗憾，认为镇压让形势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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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和6月是转折点，此后安全部队每天都经受着危险。多个军官在家中被杀，很多士兵在往来部队和自身所属族群途中落入陷阱。某些士兵一旦被确认为阿拉维派，就成了被打击的靶子，使得由多教派士兵组成的部队中充满了不信任气氛。骚乱时有发生，特别是在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骚乱最终会演变成武装冲突，反抗者最后都藏进了利比亚与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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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对穆卡拉巴（叙利亚情报机构）的反复指责通常是有根据的，“情报部门诚然不是圣人，但那些武装组织通常作恶更多”。如同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警察挑衅性的夸大言辞正好为反对派所用，他们此刻正愁于没有能力为自己捏造的事实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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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驻大马士革的欧洲武官的随员解释说：“尽管西方大使馆和媒体现在听不进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叙利亚很多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试图缓和局势，至少不愿让局势恶化。”叙利亚的装甲部队本可以摧毁霍姆斯的反抗街区，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同一来源的信息表明，很多计划呈报给了巴沙尔·阿萨德，他最终选择了“遏制”管理，没有支持清除反抗街区的正面冲突的解决方式。同样，在之后极少的“和平”示威中，军队得到的命令是要避免直接接触，要注意对示威人群进行“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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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巴沙尔·阿萨德在代尔祖尔要求一些部门在维持秩序时不携带武器，武装组织的活动分子立刻加以利用，导致很多维持秩序的警察伤亡。这在警察中引起了不满，他们认为自己被总统抛弃了。但命令还是得到服从，因为开火的士兵会受到法庭审判。然而，这些惩罚并未公之于众。因为政府害怕引起更多的挑衅性示威，特别是不能让军队的底层士兵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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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空军的情报机构臭名昭著，直接加入了镇压行动。国内反对派的很多负责人解释说：“一些示威者宁肯死也不愿被捕，因为被捕意味着遭受折磨和长期监禁。这些说明了为什么示威会变得激进化，为什么暴力会升级、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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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底的国内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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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抗开始，叙利亚3个边境城市（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就成为政府军和一直难以确认身份的武装组织之间的“内战”区。在冲突的9个月中，武装组织在叙利亚领土上并未完成具有决定性的行动，直到2011年12月，这3个地区还都被叙利亚军队占据着，而且叙利亚政府也没有给人留下要进行战争的印象。与国际媒体所提供的消息相反，叙利亚其他地区的局势相对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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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7日，我们去哈马的路上没有任何路障，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这条战略轴心的道路上没有一辆装甲车。我们在哈马南城入口只看到有一些BMP-3步兵战车，一辆T-62主战坦克，而且是固定不动的。仅霍姆斯有一些简单的控制点（如沙袋、土坝等），我们并未发现战斗的痕迹，城市建筑上也没有射击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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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别部署的部队，负责巡逻的警察也没有荷枪实弹，商店和学校都是开着的。没有任何紧张的局面，也没有明显的不安全迹象。我们在当地人员陪同下向民众提问时，他们一点儿也不躲闪，甚至还主动聚集到摄影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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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安全机构也显得非常稳定。一旦有人群集中，身着便衣的情报人员就会立即进行干预。安全部门将很多没有牌照的公共汽车、轿车等车辆部署在首都的各个角落，虽然安全人员身着便衣，但民众很容易辨认出来。在大马士革，军队主要驻守在位于王朝广场的体育馆内，那里是人群集会场所。王朝广场地区是大马士革市中心与敏感地区（东北和东南街区）的“边界”。在市中心附近，军队还负责监视首都的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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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民众对这9个月的冲突、不安全形势和暴力行为感到厌倦。我们在大马士革和哈马的路上碰到的很多居民渴望和平，希望恢复正常局面。叙利亚库尔德人联合会的主席奥马尔·乌西总结指出：“只要叙利亚人民为自己属于这个国家感到自豪，保持团结，只要军队中的作战部队不发生叛乱，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他认为示威规模在倒退，“一旦国际制裁放松，街头示威就会减少，政治进程也就可以开启，而目前政府在街头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难以做出重要的决定。在涉及未来的问题上，这两个因素有着内在联系，因为叙利亚不接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中近东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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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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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反对派有三个显著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内反对派——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比较老派而且民族性强，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但也反对与政府谈判，要求政府下台；第二部分是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希望避免发生混乱，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第三部分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得到外国支持，希望军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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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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