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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大马士革的外交官们认为，叙利亚当局阻挠他们工作，根本无视国际法和自己国家的利益。但对外交官们来说，实地访查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安全部门也针对大使馆组织了一些袭击活动，特别是对法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和驻阿勒颇领事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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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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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抗事件伊始，政府就与国内各反对派进行接触，但没有出台任何具体的措施，对话很快中断。叙利亚副总统曾与侯赛因·奥达特接触过，以便确定2011年8月首次会面的日程。9月份，双方举行首次交流，“但为时已晚，德拉和霍姆斯的死亡人数太多了。示威已经激进化，一切都已恶化。接着出现了新的死亡事件，更多人被捕”。奥达特继续说道：“很明显，政府希望开始对话，但在本质上又不想做出让步。”他补充说：“总统和他身边的人也许有对话的意愿，但他们没有什么手段，权力掌握在家族和安全部门的手中。”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称，法鲁克·沙拉赫曾“请求帮助他说服政府圈子中的人”，但巴沙尔·阿萨德身边的人进行阻挠，并歪曲了奥达特对国内真实情况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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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奥达特还是会见总统顾问十几次，但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他说：“政府将对话与谈判混为一谈，不想听人们谈论实施具体的改革计划，而改革必须立刻进行……他们想要拿走我们的主张，却又要声称是自己的主张，甚至已经开始规划实施，但又不让我们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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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极为艰难。法耶兹·塞拉赫解释说，巴沙尔·阿萨德与他身边的人并不愿真正开展对话，有时甚至假装要进行对话。他本人支持外国的政治和军事干预，在谁是政府内最大的阻挠者的问题上他却含糊其词。他认为，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应为“完全陷入僵局的局势”负最大的责任。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也认为：“总统应该为叙利亚国土上发生的事情负责，不管他的命令有没有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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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内反对派也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政府在宪法改革问题上的进展，即删除著名的第八条（这一条文保证复兴党的垄断地位）只是一个拖延动作，是一种工具，为的是重新开始谈判进程。过度关注这一点，导致在有效推动叙利亚政治生活自由化这个主要问题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多名成员承认，宪法第八条不再是问题，但总统在宪法中拥有几乎神圣的地位成了叙利亚制度的真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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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羞答答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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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叙利亚局势不稳，但我们依然可以自由地在没有政府人员陪同的情况下会见了国内反对派的最重要成员。这些成员可以自由地发表通告、与外国大使馆座谈、接受媒体采访并到国外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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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从突尼斯爆发动乱以来，巴沙尔总统宣布了好几项重大改革措施。政府开放了多个领域：取消紧急状态；批准给予库尔德人国籍；通过了实施多党制的法律和媒体法，特别是在取消了有关复兴党地位的宪法第八条之后，要重新修改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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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选举成为缓和局势的机会，尽管在冲突地区，选举根本不可能举行。原则上立法选举应当定在2012年春天举行，却恰好与预计将在2012年夏天举行的全国大会的日期重合。特别是巴沙尔总统最终同意让阿拉伯联盟的观察员进驻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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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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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军队实行征兵制：编制为60万人，实际上只有40万人。军队是按照苏联模式建设的，军官都是经过良好培训的职业军官，出自不同的族群。在大多数军事参谋部和作战部队里，阿拉维派军官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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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装备多数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造的坦克、装甲车、火炮等，总体上已经老旧。只有几个装甲师（第41师、第8师、第9师和第11师）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比较新式的装备，同时依靠与伊朗合作，目前还能作战。还有总共4万人的共和国卫队、突击队和准军事人员。这些力量足以维护国家安全、管理三个主要的内战城市——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还应提到的是，自2008年起，俄罗斯经常为叙利亚提供雷达和中短程导弹，还有50架最新式的苏式歼击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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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西方军事专家寄希望于叙利亚军队分裂，甚至发动军事政变，2011年12月前还是异想天开。尽管士兵开小差时有发生，并且被媒体大事渲染，但高层军官都没有叛变，任何体制内的部队都没有叛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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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政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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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所有支持政权和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游行都是政府组织的，而且这些支持都不是自发的。如果说这些游行看上去确实组织有序，并且得到政府的保护，那也只能说明叙利亚人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强迫的情况下参加的。此外，尤其是在阿拉伯联盟取消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时，民众自发组织了大规模游行，但国际媒体很少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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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一名不愿被提及姓名的发言人指出，“在叙利亚，大多数民众不会积极地支持或反对政权。他们渴望享有更多的自由，并保持自己的社会模式。但是，如果要让他们在巴沙尔和萨拉菲分子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会选择巴沙尔”，“对他们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权更替……归根结底，目前的政权虽然有缺陷，但总比混乱好得多。叙利亚人民希望和平，其他的一切都是歪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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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强调，叙利亚人口中的一半生活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座城市。直到2011年12月，这两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暴力活动。除“亲巴沙尔”和“反巴沙尔”的人之外，大多数人是默不作声的，他们远离政权，也没有积极卷入反抗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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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反对派遗憾地表示：“总统非常强大。”圣保罗的基督教族群中有人说：“他并不缺乏魅力和支持，他代表着未来和国家的现代化，但他受到了萨拉菲主义组织的阻挠，他们希望在国内进行种族和教派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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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教长格雷高里奥三世认为：巴沙尔·阿萨德是一个新派人物，思想开放，精神现代；他曾在伦敦生活，在国内游历过，他了解自己的国家，“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总之要给他一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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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4日，格雷高里奥三世正式公开地要求外国元首“呼吁对话和理解”。他写道：“国家在开放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他还要求各国元首“应鼓励这种开放和现代化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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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媒体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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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当地局势与盎格鲁-撒克逊媒体、阿拉伯媒体传递给人的差别甚远，比在利比亚的时候更甚。代表团很多成员当时就发现了这一现象，郑重指出存在着针对大马士革的密集媒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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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危机是媒体战的目标，它动用了众多大规模通信手段，通过国际媒体、美国广播电台、萨瓦广播电台、亲“3月14日运动”的黎巴嫩媒体等开战。应当指出，尽管法语媒体处于次级地位，但它经常采纳未经确认的阿拉伯和盎格鲁-撒克逊重要媒体发布的消息。因此，媒体报道的内容过于片面，变成美国新保守派的地缘政治优先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已经将中近东国家分裂为了“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和所有石油王国）和“邪恶轴心力量”（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特别是在此次的叙利亚危机问题上，新闻报道通常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主流”媒体只发布攻击叙利亚政权的新闻，而且只有一半是真实的。正如格雷高里奥三世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传媒和外国的立场一向如此，好像来自大马士革政权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真的，不是好的，大马士革应当为一切错误负责。这导致叙利亚非常反感西方国家及其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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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斯玛·卡夫塔罗与政府、国内反对派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她重申，在反抗事件发生之初，从媒体对政府宣布的一项政治改革计划的报道中，能够预见叙利亚发生与其他“阿拉伯之春”同样的“革命”的可能性。她说：“没有一个人报道或者解释政府所做的努力，也没有任何一家国际媒体报道人们为拒绝外国干预而进行的示威，而这种示威经常发生。”她抱怨人们听到的只有“外国的声音”：“反对政府的最强硬立场来自外部和国际传媒，比国内的立场强硬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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