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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开放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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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叙利亚受到包围一事，人们可以看清楚，它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联盟关系，才导致自己受到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眼见大棒政策不成，开始尝试胡萝卜政策。打碎大马士革和德黑兰之间联盟的“诱惑者”的角色落在法国（和欧盟）、土耳其和卡塔尔头上。作为对法国“和解”政策的回报，叙利亚被要求融入全球化。对西方来说，这一策略比大棒政策有效得多了。叙利亚政权由此开始的转变，对其也是一个致命的战略失误。因为叙利亚社会最脆弱的阶层，特别是农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的自由化、解除与土耳其的关税壁垒、持续4年的严重干旱，让叙利亚城市周边的农民全部变成了“无产阶级”。正是这些经济条件变差的民众，最终变成了反抗“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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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叙利亚政权本就是保守封闭的，再加上野蛮的经济自由化的愚弄，它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经济开放政策和政治上的困局，严重动摇了政权的社会基础，让大部分民众弃之而去，更何况经济开放还导致了腐败盛行。而只要能够保持社会稳定，满足最低的生活需求（住房、购买力、健康体系等），叙利亚民众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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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叙利亚安全部门自闭又傲慢，对危机的管理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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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长达一年半的反抗的打击之后，叙利亚政权经过长时间犹豫不决，最终决定恢复过去的政策，结束野蛮的新自由主义，同时将所有军事力量和安全力量都投入到应对反抗的斗争之中。人们可以从2012年6月26日叙利亚新政府成立后的首次正式会议上，巴沙尔·阿萨德对政府部长的电视讲话中解读出来：进行打击武装反抗及其外国支持的全面战争；展开打击自由化规则的全面战争，因为正是这些规则导致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参加了反抗；至于基本的改革，可以留待和平重建后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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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冲突中不可告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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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冲突中，西方的目标主要是地区性的：粉碎叙利亚与伊朗的联盟，让叙利亚与以色列签署打了折扣的和平协议，摧毁叙利亚的民族国家基础，使之面对瓦哈比主义者和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打击。这就意味着叙利亚将被分裂成几个部分，各部分之间处在战争状态，这样在未来几十年，西方便可以长期扎根于中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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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另外一个主要赌注是海湾地区的那些石油王国。尽管自身也因受到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反抗运动的冲击，以及伊拉克战争意外变化（伊拉克摆脱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但变成了伊朗的保护国）的影响，而变得十分脆弱，但它们还是试图通过让反对瓦哈比主义、亲俄的叙利亚政权垮台，将叙利亚变成其重新征服伊拉克、让伊朗局势变得更动荡的后方基地。特别是，它们试图将黎巴嫩真主党铲除掉。这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至今还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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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和沙特在叙利亚危机中扮演的主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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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石油王国在叙利亚危机中完全自行其是，这纯粹是幻想。它们很大程度上依附美国，美国保证它们的安全，但要求它们在地缘政治和能源问题上俯首帖耳。从目前它们与伊朗交手的问题上就可以看清这一点。这两个王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另外四个成员国——阿联酋、科威特、巴林和阿曼，都认为必须打倒伊朗政权。这些国家根据美国和以色列的日程行事，主要还是追随美国。宣称伊朗存在威胁，就能让美国在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变得不可或缺，并能长期维持。美国就此可以不断增加军事基地。不弄明白这一点，就不可能明白卡塔尔为什么会对“叙利亚朋友”、叙利亚与伊朗的联盟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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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这些海湾的酋长国准许外国在其领土上设立基地，但外国必须提供铺设石油管道的费用。可如今，这些酋长国竟然还要负担基地的费用。事实上，这些海湾国家自身的结构已变得异常脆弱。为了保证自己政权的生存，它们认为必须让邻国变得脆弱。为此，它们参加了摧毁伊拉克、削弱埃及的行动，而今它们又不懈地打击伊朗及其盟友。它们不但服从西方和以色列的军事战略，而且服从西方的能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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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石油王国是怎么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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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问题上，它们执行美国的命令。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们与国际能源署进行政策协调后发起价格战，而国际能源署的首要政策目标是要摧毁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诸如阿尔及利亚、伊拉克、伊朗、尼日利亚、委内瑞拉、俄罗斯这样既桀骜不驯又重视主权的国家。1973年以后，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威胁要（对西方）动用石油武器，之后他竟遭到暗杀！此次事件后，这些王国才温顺起来。挑起价格战的目的是对上述国家进行经济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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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通过进攻性的天然气政策，努力完成这一任务。由于拥有特别有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和一支极为现代化的船队，这个天然气酋长国试图在欧洲市场上打击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在亚洲市场上挤压伊朗。但当时要实现这一计划还存在一个问题，即修建一条途经叙利亚的天然气管道，而大马士革作为莫斯科和德黑兰的盟友必然会拒绝，也许这可以部分说明卡塔尔为什么会对叙利亚反戈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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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也是这两个瓦哈比主义王国的共同目标：将叙利亚瓦哈比化，削弱叙利亚，继续追随美国的战略。而美国的战略一向就是在世界上支持所谓政治伊斯兰，反对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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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国内局势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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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危机中的教派分歧和社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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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与黎巴嫩、伊拉克一样，是由多个宗教派别组成的。将各个教派凝聚在一起的是他们同是阿拉伯人。叙利亚90%的民众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复兴党与其他所有的纳赛尔主义、阿拉伯联合主义或叙利亚民族主义，甚至所谓的进步主义的政党一样，希望自己能反映现实。叙利亚打算将所有宗教社群都联合在一个世俗的阿拉伯国家之内，能够超越教派和种族对抗。这一计划是将伊斯兰作为凝聚国家的阿拉伯民族特性的核心，它是基本的，但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确实，逊尼派穆斯林在叙利亚占大多数（65%），但缺少对抗意识，而且他们都是苏菲派，害怕瓦哈比派掌权[3]，因为一旦瓦哈比派掌握了叙利亚政权，他们就会反过来消灭苏菲派。这些属于苏菲派的逊尼派穆斯林与属于少数派的阿拉维派、基督教徒、德鲁兹派、伊斯玛依派一起，构成了叙利亚人口的绝大多数。叙利亚民众或者是出于信仰的原因，或者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或者仅仅是因为拒绝西方、土耳其或海湾石油国家等外国势力的干涉，都愿意支持本国政府。正因此，叙利亚政权才能继续在舆论中得到支持。叙利亚唯一不属于阿拉伯人的就是库尔德人（占人口总数的10%），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支持叙利亚政权。他们厌恶土耳其，因此才会对叙利亚政权持批评性支持态度，更何况反抗开始后的几个月，叙利亚政权就同意给无国籍的库尔德人叙利亚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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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误以为叙利亚政权是一个阿拉维派的政权，也许是历史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目前叙利亚军队和安全部门中有很多官员都是阿拉维派人士，人们认为这与阿拉维派在人口上占少数不成比例。实际上，城市中富裕阶层（多为逊尼派）的子女不喜欢进入这两个机构，反而成了农民和少数派人家的子女提高社会层次的最快手段。另外一个原因是，现今的总统本人就出自阿拉维派，很多高级军官也属于阿拉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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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叙利亚的分歧主要是社会及经济层面的，国家主要经济领导人大都是城市中的富裕阶层。正如叙利亚反对派人士海赛姆·曼纳所强调的那样，国家的500名经济决策者或商界人士中，勉强算来也就15人来自阿拉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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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当前的分裂还表现在地域上——农村与城市之间、农民与城市从事商业的小资产阶级之间，而且政府实行过度的自由化政策，导致分裂加深。但实行经济自由化是欧盟提出的“和解”条件，它要求叙利亚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和提高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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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反对派的不同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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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2012年7月在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国和西方国家主导下，为将叙利亚反对派团结在一起而举行的开罗会议所揭示的那样，叙利亚反对派没能克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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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利亚境内从事游击战的武装组织——大部分都是伊斯兰分子，全然拒绝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被边缘化。他们甚至谴责聚集在开罗的反对派是“反革命的阴谋家”。我们应当看到，反对复兴党政权的主要力量是穆兄会。正是这个反对派接受了来自国外的主要资金、武器和“圣战分子”。即使在被国外称为追求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反对派中，穆兄会也无处不在、决定一切，只是小心翼翼地将那些强调自己是自由派的、世俗的或者民主的人推到前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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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之间的分裂对叙利亚政权有利。反对派中有些人支持武装反抗组织，有些人呼吁北约进行干预，还有些人寻求进行民主改革。他们之间的鸿沟是难以跨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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