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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的平衡人物应该是这样的：他既能让沙特阿拉伯这个大邻居在安全方面和在他本人真正掌权方面放心，同时又能在什叶派族群内建立信任。他可以做出一些姿态，争取什叶派中的温和派，即那些首先认为自己是巴林人，其次才是什叶派的人，对其表示信任，让其参与对话，保证其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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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寻求平衡的努力永远没有止境。在这方面，比利时是一个可以用来对比的好例子。现在，有多少弗拉芒人会回答说自己首先是比利时人，然后才是弗拉芒人？人数不多，因为通过50年的逐步征服，弗拉芒人一直处在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因此，对巴林那些要寻求平衡的人来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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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看到，欧洲和美国在认识阿拉伯世界时存在一种简单化倾向。因此，寻求平衡还应当包括一个重要方面，即在国际上进行充分解释，以便不会陷入目前局势被简单化解读的局面。当人们简单地认为阿拉伯世界发生的动荡全是正面的，并冠以“春天”这个名号的时候，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正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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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特别赞成巴林新政府重振与法国的关系，这需要巴林人做出与萨科齐政府发展关系时不同的选择，制订新的优先目标。很多东西实际上都已就位：在健康卫生领域，两国已有联系；女性在这个小小王国中具有显著地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要求提高社会标准。以上是重振巴林与法国关系的三个支柱，这将使巴林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银行业的神话（这是它的一些邻国赋予它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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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希望我的这些经验能够对巴林有用。与巴林一样，几十年来比利时一直分裂为两个族群（一个族群在文化上占少数，但人口占多数；另一个族群是人口占少数，依赖拥有同样宗教信仰的大邻国），但两个族群能够共处。我希望巴林能够充分运用好“族群平衡学”，找到共同分享经济增长、尊重每个社会组成部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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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玛丽·利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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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利时分为弗拉芒大区、布鲁塞尔大区和瓦隆大区，弗拉芒大区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一直要求独立，最主要的独立组织为弗拉芒集团，现名弗拉芒利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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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处可能指“地中海联盟”的失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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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第二部分外国参与者的主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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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170299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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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170299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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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美国、石油君主国和阿拉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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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发生“革命”后，各类文章和政治报告此起彼伏，它们认为一些保守的宗教党派和领导团体将会在选举中获胜。事实上，这些国家离解决政治危机的道路渐行渐远，并将成为席卷阿拉伯社会的更严重危机的先兆。2010年12月至今，相关报告相继出台，就一些事件对政府性质、政策及其垮台等问题提出质疑，认为这一危机并非始于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政权的覆灭，而是在此之前。伊斯兰主义政党或团体取得政权，并在那些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日程中放置宗教议题，是这些国家发生如此严重的深层次政治危机的一大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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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的形式多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与西方整体上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发生变化。法国和美国在这个复杂地区的危机中所采取的政策均受到质疑。长期以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这些庇护国一直都试图确立一个行动准则，以应对该地区在多米诺骨牌倒塌后对西方表现出来的敌意。自伊朗政权倒台，该地区政治舞台上冒出众多要求将伊斯兰政治化，宣扬不仅要与西方国家决裂，更要与目前实行的继承自去殖民地化的政治模式决裂的政党与集团。这可能是分析家们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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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以来，庇护国（尤其是美国）希望应对的问题：基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如何在这一区域与时俱进，推动转型，挑起改革甚至革命？这些老问题引出了一些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行动和战略计划，包括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和奥巴马著名的开罗演讲中提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尽管后者更为低调，但两者同样具有预见性。30多年来，美国在这一与自身差异巨大的战略区域确立行动模式的过程中，遭遇了缺乏理解、缺乏协调和硬套逻辑三大问题。美国最近遮遮掩掩地对阿拉伯“革命2.0”进行资助就属于这个行动的一部分，与其为东方“颜色革命”提供援助和军事上支持反卡斯特罗主义没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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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理解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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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2.0”的操作模式暴露出美国对阿拉伯世界所展现出的活力的不协调与不理解。其间有一些理由，本文将讨论主要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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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2010年至今的阿拉伯“革命”清楚说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不但与过分强调各国之间的共同点的陈词滥调相去甚远，还表现出一些强烈的差异性：去殖民化后沿袭的国家结构不同；具有差异性的宗教关系；妇女社会地位有别；规范体制带来的活力不一；阿拉伯国家与欧洲国家的特殊关系，双方在政体上虽差异明显，但基于该地区的宗教摇篮地位，欧洲国家在文化上将马什里克[1]认定为双方政治联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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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的错综复杂和去中心化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其采取的操作模式的研究，这种模式就是在政治领域运用特别的宗教手段，将宗教手段作为这一政治区域变革的出口。因此，2002年以来美国在与区域内各国民间社会展开的对话中给予了伊斯兰分子过多空间。这种“排他性的会谈”在突尼斯等国适得其反——在此之前，伊斯兰主义政治势力在选举中仅是少数派。（2011年10月突尼斯大选中，不到20%的选民支持伊斯兰主义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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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华盛顿角色转换失策，误将自己对阿拉伯“革命”的管理和资助等方面的主导权，转给了诸如卡塔尔之类的海湾小国，让它们约束和引导那些反抗者，不是建立民主制度，而是建立具有宗教色彩的强人政权，以此保持国家秩序，但同时这些政权要在更广泛的战略框架内对华盛顿保持最低限度的忠顺。美国的目标是自己不走到前台，但要阻止“革命”蔓延到海湾地区。这一方针显示出华盛顿对中东、北非地区的复杂局势的极度无知，甚至对那些海湾地区的小王国也缺乏认识——它们对绕开美国的政策有着丰富经验，尽管美国不断对其做出承诺，对确定其内政外交走向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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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伊斯兰世界的历史适应于后殖民时代的一个核心要素被忽视了。这种忽视影响了2001年以来，一些美国智库和非政府组织领导阿拉伯地区政治变革的努力，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危机几乎演变成“独立闹剧”。各国都抛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本国发展的参照模式；二是如何制定本国发展政策。除经济参照模式之外（因为无论选择何种模式均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国家一旦获得独立，政治参照模式的选择也受到强大反对派的质疑。他们一部分人坚持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要建立一种与伊斯兰教联系紧密的政体，甚至是哈里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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