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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利时分为弗拉芒大区、布鲁塞尔大区和瓦隆大区，弗拉芒大区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一直要求独立，最主要的独立组织为弗拉芒集团，现名弗拉芒利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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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处可能指“地中海联盟”的失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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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第二部分外国参与者的主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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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170299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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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美国、石油君主国和阿拉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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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发生“革命”后，各类文章和政治报告此起彼伏，它们认为一些保守的宗教党派和领导团体将会在选举中获胜。事实上，这些国家离解决政治危机的道路渐行渐远，并将成为席卷阿拉伯社会的更严重危机的先兆。2010年12月至今，相关报告相继出台，就一些事件对政府性质、政策及其垮台等问题提出质疑，认为这一危机并非始于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政权的覆灭，而是在此之前。伊斯兰主义政党或团体取得政权，并在那些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日程中放置宗教议题，是这些国家发生如此严重的深层次政治危机的一大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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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的形式多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与西方整体上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发生变化。法国和美国在这个复杂地区的危机中所采取的政策均受到质疑。长期以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这些庇护国一直都试图确立一个行动准则，以应对该地区在多米诺骨牌倒塌后对西方表现出来的敌意。自伊朗政权倒台，该地区政治舞台上冒出众多要求将伊斯兰政治化，宣扬不仅要与西方国家决裂，更要与目前实行的继承自去殖民地化的政治模式决裂的政党与集团。这可能是分析家们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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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以来，庇护国（尤其是美国）希望应对的问题：基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如何在这一区域与时俱进，推动转型，挑起改革甚至革命？这些老问题引出了一些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行动和战略计划，包括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和奥巴马著名的开罗演讲中提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尽管后者更为低调，但两者同样具有预见性。30多年来，美国在这一与自身差异巨大的战略区域确立行动模式的过程中，遭遇了缺乏理解、缺乏协调和硬套逻辑三大问题。美国最近遮遮掩掩地对阿拉伯“革命2.0”进行资助就属于这个行动的一部分，与其为东方“颜色革命”提供援助和军事上支持反卡斯特罗主义没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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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理解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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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2.0”的操作模式暴露出美国对阿拉伯世界所展现出的活力的不协调与不理解。其间有一些理由，本文将讨论主要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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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2010年至今的阿拉伯“革命”清楚说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不但与过分强调各国之间的共同点的陈词滥调相去甚远，还表现出一些强烈的差异性：去殖民化后沿袭的国家结构不同；具有差异性的宗教关系；妇女社会地位有别；规范体制带来的活力不一；阿拉伯国家与欧洲国家的特殊关系，双方在政体上虽差异明显，但基于该地区的宗教摇篮地位，欧洲国家在文化上将马什里克[1]认定为双方政治联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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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的错综复杂和去中心化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其采取的操作模式的研究，这种模式就是在政治领域运用特别的宗教手段，将宗教手段作为这一政治区域变革的出口。因此，2002年以来美国在与区域内各国民间社会展开的对话中给予了伊斯兰分子过多空间。这种“排他性的会谈”在突尼斯等国适得其反——在此之前，伊斯兰主义政治势力在选举中仅是少数派。（2011年10月突尼斯大选中，不到20%的选民支持伊斯兰主义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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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华盛顿角色转换失策，误将自己对阿拉伯“革命”的管理和资助等方面的主导权，转给了诸如卡塔尔之类的海湾小国，让它们约束和引导那些反抗者，不是建立民主制度，而是建立具有宗教色彩的强人政权，以此保持国家秩序，但同时这些政权要在更广泛的战略框架内对华盛顿保持最低限度的忠顺。美国的目标是自己不走到前台，但要阻止“革命”蔓延到海湾地区。这一方针显示出华盛顿对中东、北非地区的复杂局势的极度无知，甚至对那些海湾地区的小王国也缺乏认识——它们对绕开美国的政策有着丰富经验，尽管美国不断对其做出承诺，对确定其内政外交走向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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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伊斯兰世界的历史适应于后殖民时代的一个核心要素被忽视了。这种忽视影响了2001年以来，一些美国智库和非政府组织领导阿拉伯地区政治变革的努力，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危机几乎演变成“独立闹剧”。各国都抛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本国发展的参照模式；二是如何制定本国发展政策。除经济参照模式之外（因为无论选择何种模式均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国家一旦获得独立，政治参照模式的选择也受到强大反对派的质疑。他们一部分人坚持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要建立一种与伊斯兰教联系紧密的政体，甚至是哈里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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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些海湾产油国的经济与政治间、宗教与政治间的关系最为缓和。理由有二：一是，它们依靠石油收益的分配保持高消费水平，建立起令各方均感到“舒适”的经济，能将抗议消于无形；二是，它们采用更为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并为此耗资不菲。这些国家在公共服务、公共交通等部门严格执行男女分离，这与坚持拒绝妇女工作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海湾产油国一直保持本地男性的高工资。还有一些材料忽视了突尼斯在2011年10月23日的大选后，也有很多人要坚决执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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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形势反映了当前阿拉伯这个复杂地区盛行的逻辑，以及该地区的活力、沉重的发展趋势同华盛顿计划间的矛盾。其中，卡塔尔作为美国的助手管理阿拉伯“革命”，以便建立起能让华盛顿和海湾王国同时接受的政权，后者特别害怕“革命”普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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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计划和假设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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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记者和观察家通过观察和研究仓促得出结论，认为阿拉伯地区各国的宗教党派已转向民主政治，但事实恰恰相反：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上台；前“阿富汗人”贝勒哈吉掌管利比亚；穆尔西在埃及胜选。这只是这些国家未来将发生危机的可见一面，将之称为“阿拉伯之春”是不合适的，有争议的。其愚蠢之处在于它与当地历史没有任何关联，也与当前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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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表明，一些宗教党派重掌权力的背后，并不只是简单的政权更迭和民主转型，还是在美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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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希望探讨突尼斯、叙利亚等国在后“革命”时代政治转型所需的条件。美国在“9·11”事件后旋即出台的新型操作模式，直接服从于从马格里布到马什里克所发生的地缘政治大洗牌这个日程。美国重新规划阿拉伯世界的计划蓄谋已久，深刻影响着其通过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控制对活动分子的培训、利用和“推出”等进程。时机一到，这些活动分子就会像“橙色革命”中所发生的那样，成为一个新的媒体与政治结合的阶层，这对控制那些“自发”的抗议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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