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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美国、石油君主国和阿拉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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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发生“革命”后，各类文章和政治报告此起彼伏，它们认为一些保守的宗教党派和领导团体将会在选举中获胜。事实上，这些国家离解决政治危机的道路渐行渐远，并将成为席卷阿拉伯社会的更严重危机的先兆。2010年12月至今，相关报告相继出台，就一些事件对政府性质、政策及其垮台等问题提出质疑，认为这一危机并非始于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政权的覆灭，而是在此之前。伊斯兰主义政党或团体取得政权，并在那些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日程中放置宗教议题，是这些国家发生如此严重的深层次政治危机的一大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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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的形式多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与西方整体上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发生变化。法国和美国在这个复杂地区的危机中所采取的政策均受到质疑。长期以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这些庇护国一直都试图确立一个行动准则，以应对该地区在多米诺骨牌倒塌后对西方表现出来的敌意。自伊朗政权倒台，该地区政治舞台上冒出众多要求将伊斯兰政治化，宣扬不仅要与西方国家决裂，更要与目前实行的继承自去殖民地化的政治模式决裂的政党与集团。这可能是分析家们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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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以来，庇护国（尤其是美国）希望应对的问题：基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如何在这一区域与时俱进，推动转型，挑起改革甚至革命？这些老问题引出了一些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行动和战略计划，包括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和奥巴马著名的开罗演讲中提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尽管后者更为低调，但两者同样具有预见性。30多年来，美国在这一与自身差异巨大的战略区域确立行动模式的过程中，遭遇了缺乏理解、缺乏协调和硬套逻辑三大问题。美国最近遮遮掩掩地对阿拉伯“革命2.0”进行资助就属于这个行动的一部分，与其为东方“颜色革命”提供援助和军事上支持反卡斯特罗主义没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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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理解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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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2.0”的操作模式暴露出美国对阿拉伯世界所展现出的活力的不协调与不理解。其间有一些理由，本文将讨论主要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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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2010年至今的阿拉伯“革命”清楚说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不但与过分强调各国之间的共同点的陈词滥调相去甚远，还表现出一些强烈的差异性：去殖民化后沿袭的国家结构不同；具有差异性的宗教关系；妇女社会地位有别；规范体制带来的活力不一；阿拉伯国家与欧洲国家的特殊关系，双方在政体上虽差异明显，但基于该地区的宗教摇篮地位，欧洲国家在文化上将马什里克[1]认定为双方政治联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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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的错综复杂和去中心化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其采取的操作模式的研究，这种模式就是在政治领域运用特别的宗教手段，将宗教手段作为这一政治区域变革的出口。因此，2002年以来美国在与区域内各国民间社会展开的对话中给予了伊斯兰分子过多空间。这种“排他性的会谈”在突尼斯等国适得其反——在此之前，伊斯兰主义政治势力在选举中仅是少数派。（2011年10月突尼斯大选中，不到20%的选民支持伊斯兰主义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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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华盛顿角色转换失策，误将自己对阿拉伯“革命”的管理和资助等方面的主导权，转给了诸如卡塔尔之类的海湾小国，让它们约束和引导那些反抗者，不是建立民主制度，而是建立具有宗教色彩的强人政权，以此保持国家秩序，但同时这些政权要在更广泛的战略框架内对华盛顿保持最低限度的忠顺。美国的目标是自己不走到前台，但要阻止“革命”蔓延到海湾地区。这一方针显示出华盛顿对中东、北非地区的复杂局势的极度无知，甚至对那些海湾地区的小王国也缺乏认识——它们对绕开美国的政策有着丰富经验，尽管美国不断对其做出承诺，对确定其内政外交走向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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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伊斯兰世界的历史适应于后殖民时代的一个核心要素被忽视了。这种忽视影响了2001年以来，一些美国智库和非政府组织领导阿拉伯地区政治变革的努力，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危机几乎演变成“独立闹剧”。各国都抛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本国发展的参照模式；二是如何制定本国发展政策。除经济参照模式之外（因为无论选择何种模式均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国家一旦获得独立，政治参照模式的选择也受到强大反对派的质疑。他们一部分人坚持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要建立一种与伊斯兰教联系紧密的政体，甚至是哈里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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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些海湾产油国的经济与政治间、宗教与政治间的关系最为缓和。理由有二：一是，它们依靠石油收益的分配保持高消费水平，建立起令各方均感到“舒适”的经济，能将抗议消于无形；二是，它们采用更为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并为此耗资不菲。这些国家在公共服务、公共交通等部门严格执行男女分离，这与坚持拒绝妇女工作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海湾产油国一直保持本地男性的高工资。还有一些材料忽视了突尼斯在2011年10月23日的大选后，也有很多人要坚决执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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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形势反映了当前阿拉伯这个复杂地区盛行的逻辑，以及该地区的活力、沉重的发展趋势同华盛顿计划间的矛盾。其中，卡塔尔作为美国的助手管理阿拉伯“革命”，以便建立起能让华盛顿和海湾王国同时接受的政权，后者特别害怕“革命”普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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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计划和假设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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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记者和观察家通过观察和研究仓促得出结论，认为阿拉伯地区各国的宗教党派已转向民主政治，但事实恰恰相反：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上台；前“阿富汗人”贝勒哈吉掌管利比亚；穆尔西在埃及胜选。这只是这些国家未来将发生危机的可见一面，将之称为“阿拉伯之春”是不合适的，有争议的。其愚蠢之处在于它与当地历史没有任何关联，也与当前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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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表明，一些宗教党派重掌权力的背后，并不只是简单的政权更迭和民主转型，还是在美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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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希望探讨突尼斯、叙利亚等国在后“革命”时代政治转型所需的条件。美国在“9·11”事件后旋即出台的新型操作模式，直接服从于从马格里布到马什里克所发生的地缘政治大洗牌这个日程。美国重新规划阿拉伯世界的计划蓄谋已久，深刻影响着其通过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控制对活动分子的培训、利用和“推出”等进程。时机一到，这些活动分子就会像“橙色革命”中所发生的那样，成为一个新的媒体与政治结合的阶层，这对控制那些“自发”的抗议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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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均否认在2010年、2011年及此后的阿拉伯“革命”期间曾进行具体干预或指导。但从各种指标、传记等材料及传媒政治集团的行动中，均能隐约发现三国的大集团、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媒体等留下的痕迹。美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均或多或少地对其援助对象进行了支援，甚至是控制。有三个论据：一是基于政治逻辑学，即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间、阿拉伯世界和美国间具有双重关系；二是基于美国对后“革命”时代的阿拉伯世界的关键性假设，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分割线的方式将对这一复杂区域的认识“正常化”和统一化；三是找到一种控制“革命”的操作模式，并对在后“革命”时代作为“经营者”的三国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其他政治角色进行检查清理。第三个论据或有片面，但足以证明美国确实参与了对“反抗者”实施控制的准备工作，甚至协助海湾国家的保守势力牢牢掌控这些人，保证“革命”不会火上浇油，损害政权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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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各个利益集团势力范围的划分方面，还是在如何看待世界方面，阿拉伯世界都面临重新规划。这一“伟大蓝图”在穆巴拉克倒台，以及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公开干预叙利亚内战后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在马什里克地区，博弈点是要厘清各个前殖民地在20世纪初因领土被不幸瓜分所遗留的边界线，以及各个种族与宗教群体间的分界线这两者复杂交织的情况；而在马格里布地区，则是要对世界观、政治关系地图与国家、规则及法制原则的关系等被统称为“心理地图”的一切重新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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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这两个地区同时进行“重绘”活动的背后，显示出偿清两个遗产，即在马什里克的法、英遗产和在马格里布的欧洲遗产的意愿，尤其特殊的是法式的国家和行政管理模式。后一种情况甚至关乎一种“国家”概念，而这种“国家”概念是被法国移植到马格里布中部国家的：该地区依然坚持后殖民时代的那种公民政府，将国家法律作为权力之本。但现在它既已被打败，又被列入将要被摧毁的名单上。建立公民政府是法国以及欧洲欲在这里实施的政治计划的核心，却被海湾王国视为一种政治恐怖和错误的普遍主义，因为它将直接拷问海湾王国当前权力的运用以及权力与法律、权力与石油红利分配的关系，甚至会威胁君主制度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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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尼斯“革命”中，示威者宣称其斗争是为建立公民政府和真正的分权制度，是为反腐和确立政教分离。同样的诉求在埃及、巴林和也门也被明确提出。但这些诉求不但没被倾听，还被海湾的独裁政权诋毁和暗中破坏。起初斗争的核心是采取和平方式，这使示威者的行动在与本·阿里和穆巴拉克政权的较量中显得正义、合理。而海湾王国利用当时的政治真空和开放式的大辩论来支持宗教政党，派它们去攻击在孕育中的新国家政体，直至最终摧毁或者至少攫取它，但不会让斗争波及自身。穆巴拉克一倒台，海湾王国就将这些新国家政体掌握在自己手里，在美国的支持下，抵制埃及这一阿拉伯世界唯一的民主化尝试，并以大量资金扶植宗教政党，阻止民主之火蔓延至海湾君主制国家。换言之，压制阿拉伯世界民主化思想才是“华盛顿-多哈-利雅得三角”的实质目的。除了宗教政党重掌权力的突变性，我们还须探讨更多内情，因为媒体民主化增强的背后，是“华盛顿-多哈-利雅得三角”遏制欧洲及其他在欧洲周边地区具有传统影响力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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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独裁和腐败国家，在后“革命”阶段都伴随着为之计划好的各种倡议，助力民主化及国家稳定的大量援助，特别是突尼斯和埃及。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注意如下两点。一是从援助数额上看，美欧等“革命”的幕后发起者所赞助的金额，远低于其为柏林墙倒塌后东欧国家民主改革的资金投入，更是远低于其为前南斯拉夫联邦成员国的投入，让人感到其金额太少，雄心实在有限。究其原因，美欧的经济颓势极大地影响了其在演变进程中的投入水平。然而，悖论很快出现了——一些以厌恶和反对民主著称、维护君主专制的国家，却主动直接或间接地为这种演变提供资金支持。始作俑者便是卡塔尔。该国对突尼斯2011年10月23日的选举极为明确而大方地施加了影响。若没有多哈的资金支持，加之沙特阿拉伯对其提供的支持有限，突尼斯复兴运动党不可能引领选战。这种昂贵的选战有时俨然变成了财力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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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做出第一个假设，即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行为远非在得到美国允许的情况下行事。两国长期配合支持欧洲的一些阿拉伯或马格里布少数派，不仅助其进入东道国的政治体制，还将其打造成“替换大军”，一旦该国变天，就将其投入到被“华盛顿-多哈-利雅得三角”控制的内阁、政党或者意识形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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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对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智库以及国际媒体，尤其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行动进行社会学梳理、分析，可以发现其已占据制高点，深刻介入到后“革命”时代一些阿拉伯国家新政府的人事选择中。在突尼斯，一些首席政治代理人、内阁成员的人选和任命，在选举前乃至在阿拉伯“革命”之前就已完成。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应看到卡塔尔的作用，它被允许调查与其美国保护伞站在对立面的国家的独立自主程度。例如在2011年10月23日选举中，上台的突尼斯复兴运动党领衔的新政府，是卡塔尔的战略伙伴。而相比美国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变革中的动作，其在突尼斯的介入程度确实相对较弱。但卡塔尔的介入表明它们之间存在协调和任务分工，至少在为突尼斯复兴运动党提供资金支持方面确实如此。该党长期以来得到美国的支持，这在后文我们对美国智库和非政府组织行动的描述中得到证明。上述一切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假设，可以说它们全程支持甚至遥控了阿拉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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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革命”仅涉足了那些在宪法上自称是“共和国”的国家，而对各君主国只造成轻微影响（这无疑印证了第一个假设）。这就是摩洛哥的暴动很快就被扑灭，且自称为“阿拉伯革命频道”的半岛电视台未对该事件进行铺天盖地报道的原因。巴林的情况就让人更为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对变革的构建还是支持，该国都被区别对待。巴林“革命”被沙特阿拉伯军队的流血军事干预阻止，且这并未激起美国的抗议。因为巴林的“革命”“事出有因”：一是邻近伊朗；二是德黑兰和利雅得间的敌对关系；三是境内什叶派少数派在邻国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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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注意到利比亚的情况分外引人注目，因为自此作为阿拉伯国家间关系的指导原则——不侵犯他国边界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将不再被尊重。该原则在叙利亚内战中也不会被尊重，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先例，会产生严重后果。这一构建阿拉伯国家间关系的原则今后只会被某些王国视为合作原则，用于保持其专制制度、保证互不干预。海湾君主国青睐于稳固那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方面，给予目标国人民大笔捐助；另一方面，建立每个人都不再遮遮掩掩的紧密政治联盟——一个共同的情报系统。在伊斯兰合作组织（OCI）峰会期间，沙特阿拉伯国王就重申“永忠君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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