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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独裁和腐败国家，在后“革命”阶段都伴随着为之计划好的各种倡议，助力民主化及国家稳定的大量援助，特别是突尼斯和埃及。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注意如下两点。一是从援助数额上看，美欧等“革命”的幕后发起者所赞助的金额，远低于其为柏林墙倒塌后东欧国家民主改革的资金投入，更是远低于其为前南斯拉夫联邦成员国的投入，让人感到其金额太少，雄心实在有限。究其原因，美欧的经济颓势极大地影响了其在演变进程中的投入水平。然而，悖论很快出现了——一些以厌恶和反对民主著称、维护君主专制的国家，却主动直接或间接地为这种演变提供资金支持。始作俑者便是卡塔尔。该国对突尼斯2011年10月23日的选举极为明确而大方地施加了影响。若没有多哈的资金支持，加之沙特阿拉伯对其提供的支持有限，突尼斯复兴运动党不可能引领选战。这种昂贵的选战有时俨然变成了财力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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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做出第一个假设，即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行为远非在得到美国允许的情况下行事。两国长期配合支持欧洲的一些阿拉伯或马格里布少数派，不仅助其进入东道国的政治体制，还将其打造成“替换大军”，一旦该国变天，就将其投入到被“华盛顿-多哈-利雅得三角”控制的内阁、政党或者意识形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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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对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智库以及国际媒体，尤其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行动进行社会学梳理、分析，可以发现其已占据制高点，深刻介入到后“革命”时代一些阿拉伯国家新政府的人事选择中。在突尼斯，一些首席政治代理人、内阁成员的人选和任命，在选举前乃至在阿拉伯“革命”之前就已完成。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应看到卡塔尔的作用，它被允许调查与其美国保护伞站在对立面的国家的独立自主程度。例如在2011年10月23日选举中，上台的突尼斯复兴运动党领衔的新政府，是卡塔尔的战略伙伴。而相比美国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变革中的动作，其在突尼斯的介入程度确实相对较弱。但卡塔尔的介入表明它们之间存在协调和任务分工，至少在为突尼斯复兴运动党提供资金支持方面确实如此。该党长期以来得到美国的支持，这在后文我们对美国智库和非政府组织行动的描述中得到证明。上述一切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假设，可以说它们全程支持甚至遥控了阿拉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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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革命”仅涉足了那些在宪法上自称是“共和国”的国家，而对各君主国只造成轻微影响（这无疑印证了第一个假设）。这就是摩洛哥的暴动很快就被扑灭，且自称为“阿拉伯革命频道”的半岛电视台未对该事件进行铺天盖地报道的原因。巴林的情况就让人更为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对变革的构建还是支持，该国都被区别对待。巴林“革命”被沙特阿拉伯军队的流血军事干预阻止，且这并未激起美国的抗议。因为巴林的“革命”“事出有因”：一是邻近伊朗；二是德黑兰和利雅得间的敌对关系；三是境内什叶派少数派在邻国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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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注意到利比亚的情况分外引人注目，因为自此作为阿拉伯国家间关系的指导原则——不侵犯他国边界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将不再被尊重。该原则在叙利亚内战中也不会被尊重，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先例，会产生严重后果。这一构建阿拉伯国家间关系的原则今后只会被某些王国视为合作原则，用于保持其专制制度、保证互不干预。海湾君主国青睐于稳固那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方面，给予目标国人民大笔捐助；另一方面，建立每个人都不再遮遮掩掩的紧密政治联盟——一个共同的情报系统。在伊斯兰合作组织（OCI）峰会期间，沙特阿拉伯国王就重申“永忠君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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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察让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若这些变革进程以及华盛顿与伊斯兰主义运动间的联系早有预谋，那么有一点将是毋庸置疑的，即变革期间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以及海湾产油国干预目标国对政治解决的抉择，是在美国这一保护伞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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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长期以来与美国进行联系的人数量众多，尤其是2002年以来，有一帮人特别是突尼斯人经常承担双重任务：一方面经常光顾美国智库与设立在海湾国家或其附庸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另一方面又是突尼斯复兴运动党的活跃分子或同情者，与被流放到卡塔尔的该党领导机构保持联系。这也证实了美、卡两国和在突尼斯掌权的复兴运动党之间紧密沟通的桥梁是存在的。对海湾地区那些心怀忧虑的阿拉伯-波斯湾国家[2]而言，支持伊斯兰主义政党是对其伤害最小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们上台既不会使民主在阿拉伯世界扎根，也不会发生和平夺权，更不会发生变革甚至制度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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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社会学方式对前“革命”和后“革命”阶段各参与角色进行标记之前，我们要做第三个假设，即从2010年末到2012年秋的反抗阶段过后，恢复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性和活力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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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这一表达是不恰当的甚至冒险的，尤其相较其欧洲先例更是模糊的。此外，阿拉伯世界在此期间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也凸显了其在变革中展现出的极端混杂性和差异性。因此，以突尼斯为代表的马格里布地区，关键在于围绕一个良治、反腐和重建政府的框架谋划重建工作。至于国家实体的未来走向，没有人提出质疑，它也不在那些迫使本·阿里出逃并推翻其政权的人的斗争日程上。选举中获得多数的党派——突尼斯复兴运动党的政治日程却并非如此。在这一阶段，突尼斯复兴运动党的一个潜在目标是，在突尼斯的宪法框架和清洗政坛的意愿下，重组突尼斯政体，使人逐渐接受如“伟大的奥斯曼大臣”海雷丁·帕夏那改革时代的新政。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保守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突尼斯复兴运动党似乎也想清偿后独立时代的遗产，当时特别设立了人权法和众多的规章条例。在某些伊斯兰分子眼中，这些都是有罪的，都是照搬照抄法国机构的，甚至直接来自殖民监护者的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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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适应突尼斯国情的原动力在利比亚变革的中心层面并未被发现，在叙利亚或也门也很少。马什里克“革命”期间，不仅涉及国家政体的重建，还有国家实体长久的完整性，因为其所有的构成单位（如省、邦等）均被卷入。在叙利亚，宗教和世俗团体的共存问题似乎因内战而重回桌面，以致出现了两难局面：到底是要按照旧计划重新划分领土还是促进强力自治，或让那些因势力范围划分而支离破碎的地区重新合并。对照叙利亚变革，马什里克中部地区显示出走向深度改组的趋势。受伊拉克形势影响，人们正在推动宗教或文化语言的多数同政治多数间的一致性。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干预加速了这一趋势。在叙利亚危机中，两大瓦哈比教派王国正跃跃欲试，要将对利比亚的干预模式和人道主义手段运用于大马士革。它们的目标绝不是建立多元民主体制，也不是创建现代化的或多宗教并存的国家，其目标是重绘马什里克中部地区内的政治地图，截断从伊朗到黎巴嫩真主党等什叶派控制的区域。最吸引卡塔尔这个小酋长国的，还有其内心对于油气的考虑，即在没有大国强力控制的情况下建设输油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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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革命2.0”的小推手和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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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发生的变革并非仅遵从“革命者”对民主化的渴望，对第一批反独裁人士而言，还遵从两个特殊的外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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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阿里下台的次日，恐惧在阿拉伯当权者中蔓延开来。本·阿里逃离之日，正值阿盟会议召开，时任阿盟秘书长穆萨明确道出其同僚的恐惧之处：针对阿拉伯国家独裁政体的政治改革将被普遍推行。穆萨还宣称，“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应由阿拉伯人自己来解决”，即是宣布在这场变革游戏中出现的强力教父型人物将是合法有效的。问题是如何控制一场没有领导人、没有框架的“自发革命”进程。故这一过程中所谓的主角、教父，其实就是美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三国组成的干预者，其采用特别合作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发力。正是它们让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进程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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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招是大量资金的自动流水作业，即假道与海湾君主国有联系的慈善和布施协会操控的政党和政治集团，以物资和后勤方式来实现。该手段在阿富汗战争，甚至更早的“塔利班”创立时期均已得到应用和进一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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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招是资金募集，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或在卡塔尔或在英国，由马格里布宗教政党及其领导班子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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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招是最新和最薄弱的，乃是继承了“9·11”事件后小布什的计划：建立一些专门机构，能够控制民间组织并推动其实现制度的民主化。这一招在“革命”期间率先亮相，但很快让步于其他两招，因为前两招更稳当、更长久，且更敌视“民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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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里政权倒台的翌日，各大媒体口径一致，一些政客也不遗余力地颂扬“革命2.0”：这是一场以快速进行信息沟通、连接和交换的力量取胜的“革命”。就这样，突尼斯人表现得让人大吃一惊，靠着博客、脸书上众多匿名者夺取了胜利——通过这种无领导、无定位、无决策中心的方式教训和推翻了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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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事实、研究博客和活动分子的传记，人们可以发现：尽管活动分子数量庞大，其运营的博客和网站发挥的作用巨大，但事实上这些“革命”尤其是突尼斯的“革命”早有准备，所有准备工作均出自将主要角色与当地的战术联系起来的同一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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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因为在“9·11”事件后，美国与阿拉伯社会，甚至与生活在欧洲国家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少数派之间，建立了从未出现过的联系和合作框架。正当此时，人们发现美国的“公共外交”要本着更能相互理解的方式开始“重写”了。这涉及要针对一定数量的政治力量、社会角色、艺术家和少数派代表开展行动。通俗地说就是在这些联系背后确实有政治目的。当然，改善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形象是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是扩大美国外交与其他公民社会角色的联系圈，以打碎传统外交关系的封闭状态。我们就曾以服务于美国机构的研究中心的人员和领导者的身份亲历这些事情。我们亲自观察到了这些闻所未闻的事情，并对美国如此重视与那些宗教尤其是穆斯林的“代表”的联系而大吃一惊。这种紧密接触紧随“9·11”事件启动，有了这个突破口，某些政治与宗教“掮客”蜂拥而入，他们热衷于为伊斯兰主义政党与美国间关系“正常化”服务。在突尼斯，美国当然是在美驻突大使威廉·哈德森的鼓动下，与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建立起最初的紧密联系的，因为当时这种联系为本·阿里所禁止，且突尼斯复兴党很多领袖要么处于突尼斯政府的监视居住下，要么被流放后到了英国或卡塔尔。正是通过一个人和一个研究中心的作用，使得关系“正常化”的活动加速运作起来。这些最初的联系孕育了一个特殊圈子，下文将一一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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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联系，自2006年起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和卡塔尔机构，开始对中东、北非的政治活动者产生兴趣，其行动手段或是如美国所谓的那种“加强公民社会”的培训项目，或是如卡塔尔那样，对半岛电视台提供支持。它们据此预置两个角色连接圈，这两个圈子将在阿拉伯“革命”尤其是突尼斯“革命”中发挥首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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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圈子的作用是协助全球特别是所在国内政坛反对派传播其观点。它们的出现在变革局势中掀起波澜。在突尼斯，这些来自“加强公民社会”培训项目的活动分子在2011年1月上旬频繁出现，此后将当地主导权让给了包括依附于卡塔尔的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在内的伊斯兰保守派政党。复兴运动党结构更为紧密，更具组织性，获得更多捐助，还深谙地下政治斗争，从而得以排挤掉所有对手，并收买了宣传“革命2.0”的媒体以更好地抵制民主计划，甚至促其流产。许多活动分子和博主在这一局势下无奈离开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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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描述中，我们就能找出2011年1月14日前后“革命”形势透露出的反对派的总路线、地图绘制、定位和相关例证，并做出一些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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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假设涉及博主或脸书等“细胞单位”的激活。它们在突尼斯“革命”中的行动在一些方面与东欧“颜色革命”中的活动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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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提出起义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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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者在一段准备期和游行示威爆发后控制了大城市和首都，警方则对此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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