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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发生的变革并非仅遵从“革命者”对民主化的渴望，对第一批反独裁人士而言，还遵从两个特殊的外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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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阿里下台的次日，恐惧在阿拉伯当权者中蔓延开来。本·阿里逃离之日，正值阿盟会议召开，时任阿盟秘书长穆萨明确道出其同僚的恐惧之处：针对阿拉伯国家独裁政体的政治改革将被普遍推行。穆萨还宣称，“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应由阿拉伯人自己来解决”，即是宣布在这场变革游戏中出现的强力教父型人物将是合法有效的。问题是如何控制一场没有领导人、没有框架的“自发革命”进程。故这一过程中所谓的主角、教父，其实就是美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三国组成的干预者，其采用特别合作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发力。正是它们让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进程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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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招是大量资金的自动流水作业，即假道与海湾君主国有联系的慈善和布施协会操控的政党和政治集团，以物资和后勤方式来实现。该手段在阿富汗战争，甚至更早的“塔利班”创立时期均已得到应用和进一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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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招是资金募集，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或在卡塔尔或在英国，由马格里布宗教政党及其领导班子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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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招是最新和最薄弱的，乃是继承了“9·11”事件后小布什的计划：建立一些专门机构，能够控制民间组织并推动其实现制度的民主化。这一招在“革命”期间率先亮相，但很快让步于其他两招，因为前两招更稳当、更长久，且更敌视“民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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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里政权倒台的翌日，各大媒体口径一致，一些政客也不遗余力地颂扬“革命2.0”：这是一场以快速进行信息沟通、连接和交换的力量取胜的“革命”。就这样，突尼斯人表现得让人大吃一惊，靠着博客、脸书上众多匿名者夺取了胜利——通过这种无领导、无定位、无决策中心的方式教训和推翻了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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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事实、研究博客和活动分子的传记，人们可以发现：尽管活动分子数量庞大，其运营的博客和网站发挥的作用巨大，但事实上这些“革命”尤其是突尼斯的“革命”早有准备，所有准备工作均出自将主要角色与当地的战术联系起来的同一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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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因为在“9·11”事件后，美国与阿拉伯社会，甚至与生活在欧洲国家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少数派之间，建立了从未出现过的联系和合作框架。正当此时，人们发现美国的“公共外交”要本着更能相互理解的方式开始“重写”了。这涉及要针对一定数量的政治力量、社会角色、艺术家和少数派代表开展行动。通俗地说就是在这些联系背后确实有政治目的。当然，改善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形象是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是扩大美国外交与其他公民社会角色的联系圈，以打碎传统外交关系的封闭状态。我们就曾以服务于美国机构的研究中心的人员和领导者的身份亲历这些事情。我们亲自观察到了这些闻所未闻的事情，并对美国如此重视与那些宗教尤其是穆斯林的“代表”的联系而大吃一惊。这种紧密接触紧随“9·11”事件启动，有了这个突破口，某些政治与宗教“掮客”蜂拥而入，他们热衷于为伊斯兰主义政党与美国间关系“正常化”服务。在突尼斯，美国当然是在美驻突大使威廉·哈德森的鼓动下，与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建立起最初的紧密联系的，因为当时这种联系为本·阿里所禁止，且突尼斯复兴党很多领袖要么处于突尼斯政府的监视居住下，要么被流放后到了英国或卡塔尔。正是通过一个人和一个研究中心的作用，使得关系“正常化”的活动加速运作起来。这些最初的联系孕育了一个特殊圈子，下文将一一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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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联系，自2006年起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和卡塔尔机构，开始对中东、北非的政治活动者产生兴趣，其行动手段或是如美国所谓的那种“加强公民社会”的培训项目，或是如卡塔尔那样，对半岛电视台提供支持。它们据此预置两个角色连接圈，这两个圈子将在阿拉伯“革命”尤其是突尼斯“革命”中发挥首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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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圈子的作用是协助全球特别是所在国内政坛反对派传播其观点。它们的出现在变革局势中掀起波澜。在突尼斯，这些来自“加强公民社会”培训项目的活动分子在2011年1月上旬频繁出现，此后将当地主导权让给了包括依附于卡塔尔的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在内的伊斯兰保守派政党。复兴运动党结构更为紧密，更具组织性，获得更多捐助，还深谙地下政治斗争，从而得以排挤掉所有对手，并收买了宣传“革命2.0”的媒体以更好地抵制民主计划，甚至促其流产。许多活动分子和博主在这一局势下无奈离开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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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描述中，我们就能找出2011年1月14日前后“革命”形势透露出的反对派的总路线、地图绘制、定位和相关例证，并做出一些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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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假设涉及博主或脸书等“细胞单位”的激活。它们在突尼斯“革命”中的行动在一些方面与东欧“颜色革命”中的活动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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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提出起义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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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者在一段准备期和游行示威爆发后控制了大城市和首都，警方则对此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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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信息技术反复传播“革命”消息，形成自发性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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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活动分子被逮捕，包括那些确定致力于民主制度建设或民主控制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或者智库派来的组织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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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一个强大的政党，其具有控制力但并非多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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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纲领也将被应用于诸如从吉尔吉斯斯坦到塞尔维亚、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观察这些事实后，我们发现在本·阿里倒台后，恢复旧体制的进程正在推进，且正通过相同的手段在被称为“Kasbah古堡行动”[3]的框架内迅速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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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三个表格将指出谁在2011年1月14日前后的两个阶段对突尼斯“革命”的组织工作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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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突尼斯“加强民间组织”机制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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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活动分子在抗争前后及参加政治过渡进程的活动轨迹的几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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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企业家”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