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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斯尔贾·波波维奇所披露的，CANVAS不只是训练突尼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活动分子。他确认，全世界共有37国的活动分子从CANVAS提供的培训中获益。朱莉·佐格在其一篇深入研究“阿拉伯之春”问题的文章中证实，“‘自由之家’在中东同样高度存在”。维基解密公布的电报说明了其在叙利亚、巴林和埃及的存在。在埃及，“自由之家”显然支持了“4月6日青年运动”。另有始于2009年4月并已公开的外交文件指出，在大马士革，该组织“领导着好几个非暴力行动工作室”，“这些项目旨在尝试颠覆阿萨德政权”。[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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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向阿拉伯活动分子提供的这一培训，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已知发生暴乱的不同城市大街上均大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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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反政府人士在其布告、游行呼吁书和群发的反政府短信中都使用了这个拳头标志。[40]在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也将它作为自己的标志，大量反对派分子在游行时高举的横幅标语上，都有这个斯尔贾·波波维奇领导的名叫“抵抗”的反政府组织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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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拳头标志外，其他技术手段也在民众示威中引起关注。我们将CANVAS的《非暴力行动50点》这一教材中非暴力行动的一些招数列举如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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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招：使用口号和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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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招：拉起横幅标语、布告和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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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招：让传单满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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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招：举行祈祷行动和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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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招：拉拢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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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招：在重大事件前夜紧锣密鼓地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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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招：反复且有节奏地高呼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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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招数不胜枚举，指出了CANVAS慷慨贡献的培训是怎样严格有素，并且具有高度的实用价值。吉恩·夏普就对埃及网络活动分子的行动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称对自己的追随者的执行力感到“特别自豪”,[42]并意识到“穆巴拉克倒台是他所见过的最‘顶尖’的民主革命”。[43]穆罕默德·阿德尔则自诩道：“这是属于我们的革命。CANVAS只是让我们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组织和运用抵抗策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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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版阿拉伯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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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此前提到的那样，美国“民主输出”机构为阿拉伯网络活动分子提供的第二种类型的培训便是网络空间中的“领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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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社交媒体和新科技在阿拉伯“革命”的计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工具能够让各国反对派在空前短的时间内联系数量惊人的个人，并在一国内外进行重要资料、信息的数字化交换。美国国务院和各机构对该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使反对派绕过本国审查，提升地理定位技术，并能在其遭到逮捕时传送图像和视频，以显示专制制度的“不人道”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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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伊朗之夏”以来，引人注意的还有美国对新技术的巨大关注。奥巴马总统及其国务卿多次干预以捍卫自由使用互联网，以及要求正在发生民众抗议的国家不中断互联网浏览，这些都大为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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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克林顿甚至在2011年2月15日证实“互联网已成为21世纪的公共空间”，“脸书、推特和优兔支持的埃及和伊朗的游行示威映射出，链接技术正是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加速器”。[45]她还宣称，将拿出2500万美元“支持在线表达热爱自由的项目或工具的开发”，并促使推特在开设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服务后增设汉语和俄语服务。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和谷歌之间复杂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媒体热议的话题。这个著名搜索引擎已被看作是“美国外交武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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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引人注意的因素是网络反对派频频在媒体上出现，被称为“脸书革命”，他们坚称自己不属于任何政治运动。因此，这似乎只是一些无政治立场的年轻人使用新技术，动摇了数十年来已深植于政治舞台的独裁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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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年轻人来自哪里？他们如何在既没有获得相当程度的培训，又没有与一个明确组织相联系的情况下动员如此众多的民众？事实上，除了资助中东、北非地区的非政府组织，那些从事“民主输出”的美国机构，还用新技术为这些国家的网络反对派提供新技术培训。为此，它们运用青年运动联盟（后发展成为movements.org）等实体组织。青年运动联盟在其官方网站上自称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美国组织，并宣布其使命为：在利益相关地区寻找网络反对派；通过一些民间组织的专家和成员的帮助，在网络反对派间建立联系；通过对网络反对派进行培训、提供建议和建立平台，支持其加强联系和壮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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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ovements.org的创建者中，我们发现了康多莉扎·赖斯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前顾问、“谷歌理念”主管贾里德·科恩，以及为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谷歌工作的贾森·利伯曼。[47]另外，青年运动联盟执行总裁戴维·纳赛尔领导了关乎NDI、USAID和IRI利益的中东项目。[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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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青年运动联盟组织的年度会议是由美国国务院和谷歌、脸书、优兔等公司资助的。它迄今共召开了三次：2008年在纽约、2009年在墨西哥城、2010年则在伦敦。这些参与者和与会者中不乏美国名人，如脸书联合创始人达斯廷·莫斯科维茨、推特创始人兼总裁杰克·多尔西，以及大批来自谷歌、优兔、美国国务院、“自由之家”、IRI、NDI、NED和世界银行的代表，甚至大名鼎鼎的“自由之家”成员谢里夫·曼苏尔也在其中。2009年的会议则因希拉里·克林顿以个人名义参会，被标记为“干预行为”的呼声越发高涨。这些人都与来自5大洲15国的网络反对派青年代表分享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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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青年运动”中的一些埃及活动分子也参与了青年运动联盟在纽约召开的2008年年会。他们当场与世界各地的网络反对派建立了联系，还参加了一些关于运用社交媒体的研讨会，接受了如何逃避本国网络监督的新技术培训。[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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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资助的这类会议，吸引了一些高级别美国名人的参与，还邀请了很多经过身份鉴别、由美国大使馆负责的网络反对派人士，显示出美国政府在这类活动中的利益和牵连。另外，新技术领域全球巨头的参与，也证实了这些企业、“输出民主”机构和美国政府间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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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6名埃及青年活动分子在华盛顿参加了“自由之家”组织的为期两个月的实习。他们接受了捍卫人权的相关培训，并会见了美国政府、国会及一些媒体和智库的代表。与我有着相同观点的罗恩·尼克松在一篇载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指出：“很多直接参与了‘地区革命’和激进改革的团体和个人，包括埃及的‘4月6日青年运动’、‘巴林人权中心’和昂特萨·卡迪等一批基层活动分子，都受到了IRI、NDI和‘自由之家’等组织提供的培训和资金支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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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个培训机构早在“阿拉伯之春”前就开始建立了，这使得各阿拉伯网络反对派间相互接近、相互了解并最终整合起来。基于此，记者皮埃尔·布瓦斯雷将这种网络活跃分子群体命名为“网络版阿拉伯联盟”。[51]在此举例说明，他们2009年在开罗举办的两次研讨会，就是分别由美国政府和索罗斯名下的OSI组织的，斯利姆·阿玛姆也均有出席。突尼斯和埃及的网络活动分子在长达一周的时间内面对面交换了各自的认识和看法。[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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