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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21世纪伊始，东欧发生“颜色革命”并取得成功。自2003年以来，众多记者、研究人员和政治分析家，找到了“公民社会”以及大量当地或外国非政府组织在“颜色革命”中所扮演决定性角色的证据。它们全部或部分由美国的公共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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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要经过长篇论述，才能发现各国局势实际存在很大区别，但它们有如出一辙的推翻政府的框架，先后在中东、北非地区迅速推进。本·阿里（突尼斯，2011年1月）、穆巴拉克（埃及，2011年2月）和卡扎菲（利比亚，2011年8月）纷纷下台。到处都是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有时能动员超过100万人。这些示威游行在数周内充斥着荧屏，显示长久以来被剥夺的话语权终重获，被过分侵犯的尊严得到挽回。一些城市和乡村变成了发泄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怨念的场所，这在西方民主眼中其实是极令人惊讶和难为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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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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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首先提及伊朗2009年的政坛大骚动。当年6月12日，伊朗人走向投票箱选举新总统，时任总统内贾德的支持者与反对派对垒，后者希望不再由保守派掌权。但是，投票的结果却是内贾德以超过85%的得票率当选。反对派候选人立即大呼选举不公正。社交网站即刻采取动员行动，大量公民走上大城市街头示威游行，要求当局宣布此次选举结果无效。该事件被称为“绿色革命”，被认为是“网络革命2.0”的第一次实战。民众用英文写的一些简单标语，包括最有名的“我的选票哪去了？”在德黑兰街头飞舞，引起西方媒体在数周内大规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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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事件震动了体制，但伊朗今天依然存在，被怀疑选举舞弊的总统依然在台上。尽管2004年以来华盛顿通过“自由之家”、USAID和NED等途径采取了各种技术、金钱手段，试图在当地赞成民主的组织的帮助下，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但互联网这一表达抗争的工具也没能推翻阿亚图拉（对什叶派领袖的尊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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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丹尼斯·罗斯主导着华盛顿的伊朗政策，其在小布什时期显得非常积极。美国对推进伊朗民主项目的资助从2004年的1500万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6000万美元。此后由于2009年6月12日选举期间发起的“绿色革命”失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中止从小布什时期就发起的推进民主项目，因为美国不希望给伊朗一个放弃核问题谈判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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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时期，伊朗人权文献中心、“自由之家”、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FES）等机构，争相向“拥有参与自由和公正选举权利”的公民提供支持，但NED的主要组成部分IRI的2011财年的财政预算却被美国国会驳回。至于2012财年，据NED官方网站数据，其在伊朗仅资助了5个项目，总预算为1 345 285美元，其中957 800美元“用于支持保卫新闻自由的机构”。自那时起，尽管震惊阿拉伯世界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但德黑兰街头仍然陷入沉默，伊朗政权依旧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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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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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个问题浮出水面，既有关于这些民众运动的自发性的，也有关于权力转移的程度的。如此真切的“革命”形势是否引领了“革命”的完成？遭受专制主义压迫的民众是否获得了完全自由，并在洗清了凌辱之后重拾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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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革命”的过程、“革命”对日常政治的影响和美欧的外交姿态让我们困惑。2010年底以来，民主在中东、北非地区急速推进。但它涉及哪些形式的民主转型？尤其是NED等非政府组织如何干预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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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NED在其官网“我们在哪儿工作”一栏中所指出的，这些年来，NED在所有“重点国家”的存在感都极强，尤其是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政治机构和媒体。因为显然对华盛顿来说，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制度濒临破产，不再能承担起确保美国战略和能源利益的安全阀功能。即使华盛顿确实不知道断裂点怎样，何时，在中东、北非何地出现，但承认了该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已让人无法忍受。因为美国观察到了太多问题：人口变革（低出生率）、技术变革（新交流、信息技术）、越来越高的失业率、高涨的食品价格及日益猖獗的腐败。一切都被贴上如下标签：当局不尊重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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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和平抗议，“革命”行动通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一些交流、信息新途径，在这一地区的家庭中持续传播，但2010年底的那种情况再难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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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并非存在政治体制变迁，而是政治体制变迁后的机能缺失。奥巴马政府一直深知此事。正是这些情况让NED、“自由之家”及USAID等非政府组织加速培养精英以成为体制稳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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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潜在的不安全背景下，积极的公民社会而不是正处于加速解体阶段的专制政府，成为“推进民主”机构更可靠、更稳定的合作伙伴。因为公民社会更希望参与交流，更愿意提出社会倡议，比陷入绝境奄奄一息的政权的态度更为缓和。显然，对NED来说，更希望合作的民间组织能以更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帮助讨论和弥合社会分歧。公民社会希望通过选举向新领导人摊牌，它能引导民意，寻求建立“政治和公民参与”，限制极端主义：这正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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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原因，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开放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问题，而且成为一个战略需要，因其旨在确保一种必要的政治稳定性，从而确保地方、地区和国际安全。当然，民主转型的危险也确实存在，奥巴马政府也了解，但这不会妨碍NED继续其支持建立开放和民主社会的行动。关键目的是要平稳地实现这一转型，其基石是开展政治改革，举行具有政治代表性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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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有“程序性”的民主是远远不够的，倘若它只带来一个新的独裁政府，或许会对一些少数族裔、宗教少数派及少数人种不利。长期的民主依赖于稳定的民间组织、国家对法制的尊重、独立机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华盛顿面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其政治代理人能接受多元化选举结果。在华盛顿还希望新政府，不管是埃及穆兄会还是突尼斯复兴运动党，能以清晰的思路实施改革，要意识到没有人相信改革能一蹴而就。这就是为什么通常用“民主转型”来为当前这一时期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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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最近突尼斯和埃及的选举中伊斯兰政党的获胜，美国政治领导人对原则上是否将这些政党作为有效对话者尚未表态，但NDI已在第一时间拒绝与埃及穆兄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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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说明美国在面对自2010年底打响第一枪以来的阿拉伯“革命”时，秉承的实用主义思想，我们首先摘录了几段希拉里于2011年11月7日，在美国国务院内的晚会上为NDI颁奖时发表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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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个人会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对一些东西，包括所有各方，不论是宗教的抑或是世俗的，应该达成一致。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给他们提供支持，更有助于为这一地区的人民和相关国家的人民建立自信，使之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其艰难取得的权利。介入民主事业的政党应抛弃暴力；它们应尊重法制，尊重言论、宗教、结社、集会自由，尊重妇女和少数群体的权利；一旦其选举失败，它们就应放弃权力；在宗教和人民内部存在深刻分歧的区域内，它们不应擦起引发新动乱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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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各政党发表的演说没有其在这片土地上的日常政治态度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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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希望看到另一个伊朗的出现，没有人希望看到一些政党有军事分支或其外交政策受到好战主义的影响。当一些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镇压其同胞或颠覆民主原则时，我们将站在那些反对他们和保卫民主的人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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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于2011年2月3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采访时，毫不隐讳地向记者雷切尔·玛多透露：NED已存在于埃及，并致力于基层政治的建设，尽管当时穆巴拉克尚未下台。当天奥尔布赖特在受访时，还提及了在不久的将来，伊斯兰主义者赢得选举并成为美国伙伴的可能性，她说：“有很多组织表达了其愤怒情绪，其中就有伊斯兰派别，它们希望参与和平政府。”她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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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想起了一个例子，那就是我们经常忘记提及的，20世纪90年代末印尼独裁者苏哈托被推翻，而后由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府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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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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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有“伊朗模式”，但同时也有“印尼模式”。我相信埃及人将开放地谈论未来的政府，并吸纳那些承认妇女选举权的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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